李克勤（jixuie）题记：中国字，古代对其构造规律和使用方法有一套系统分类理论，一般叫“六书”。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书”属于造字法，直接创造新字；另外“二书”转注和假借属于用字法，涉及已有文字的灵活应用。自从新中国把汉字简化以后，通常只用象形、形声、会意，这三书。简化汉字的想法说法做法，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当然遇到不认得的非简化字，“六书”也还是需要的，不过这种情况几乎看不到了。
会意字，从这四字的会意来看：青+气组字，青色的云气为《天》。万+丈组字为《长》，万丈那么长。山水土组字为《地》，大地是有山有水还有土的。多+年组字会意为《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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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成“众”，汉字简化究竟好，还是不好？
汉字从繁体走向简体，这就是汉字简化，恐怕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工作。当年简化汉字对于扫盲，对于新中国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功不可没。近些年，在网上流传一个说法“親不见、愛无心、産不生、厰空空”，以此让很多朋友觉得简化字似乎不好。如果说这四个字“亲、爱、产、厂”一点缺点都没有，有主观唯心主义之嫌，但要完全否定这四个简化字，或者说这四个字就一定没有繁体字好，那也未必说得通。至少可以说，这四个字并不是凭空就简化过来的，不管是形声，还是会意，都还是有讲究的。是的，作为道器变通之变，汉字简化工作都是颇有讲究的。五四之后，在旧中国这些工作曾经启动，但半途而废了，新中国建国之初毛主席亲自抓了这项工作的完成，直接为扫盲提供了便利条件——短期效应明显，从长远看，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必定是从识字开始打基础的。从事汉字简化工作的人，具有大众化特点，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尽心尽力，善始善终。新中国把汉字简化工作——确切讲是一项伟大工程加以完成，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对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科学文化水平，其历史意义，恐怕是不可估量的。
请注意，简化字与汉字简化工程，这是两个概念。下面看一看简化字里另一类的典型，如繁体字“衆”，简化为“众”，从会意角度考量，那显而易见，简化字比繁体字要好。因此，还是要回到辩证思维上，还是要全面而不是片面看待汉字简化工作。
繁体字“衆”，书法里草书的写法，给后来简化字提供了灵感，从而简化为“众”。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就是人字，二人为从子，三人为众。
所以，众这个字是典型的会意字。
类似的还可以举几个例子，繁体“塵”，简化为“尘”；繁体“滅”简化成“灭”，都是很好的会意字。
简化字，是一项道器变通之变，也就是说这项工作是持续进行的，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最好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建议，实现让中国字更加完善完美的道器变通之变。
要做到这一点，最好还是全面了解简化字的历史。
这里提一下，“虫”字容易被看作是“蟲”的简体字，其实“虫”在甲骨文中就有，并且比“蟲”字的出现要早得多。
关于汉字简化工作，早在五四时期兴起的文字改革思潮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据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17年由《新青年》开始，展开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鲁迅、钱玄同、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知识分子就文字改革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
繁体字难认、难写是公认的痼疾，鲁迅说过“不费他十来年功夫，就很难跨过”。
钱玄同认为，“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
从那时起很多仁人志士从新文化角度出发，力主简化汉字。倡导文字改革的先进知识分子还在实践中积极推动北洋政府及其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文字改革方面做出实际工作。
1922年，钱玄同提议，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联署，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常年大会上正式提交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打那以后，热心于简体字的文字改革者纷纷撰文提倡并研究简体字，简体字运动从此活跃起来。1930年代，国统区的简体字运动一度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简体字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和流传，那个时候有“解放字”的说法。
旧社会要办成一件像样的新文化事情，几乎不可能，一般是文人之间意见不合，吵吵嚷嚷，最后不了了之。
旧社会有“官场”，官场的潜规则是点头不算摇头算。当决策某件事的时候，多数人表示同意了，按说可以干了，可只要有一个人说不行，那这件事就能搁置起来，最终不了了之。
国民党时期的汉字简化工作，有一个人极力说“不”，最后搞不下去。此人就是戴季陶。戴季陶跟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本来蒋介石据说是赞成汉字简化的，但最终还是把这件事搁置下来。
旧文化里的官场文化不除掉，新文化难以立足。不破不立，这是一个哲学命题。
文字改革这件事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才通过群策群力加以系统完成。
新中国的简体字研究和整理工作始自1950年6月，由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承担，1950年9月编成《常用汉字登记表》，1951年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1952年2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后，简体字的研究整理工作即由该委员会的汉字整理组承担，1954年7月完成《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四稿，1954年9月形成《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1954年11月形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正式成立，继续研究整理简体汉字。
1955年1月7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公开讨论征求意见。1955年9月，文改会根据各方面意见，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并发表在草案基础上修改形成的《汉字简化方案》。根据各方面对该方案分批试用推行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稍后的总结修订，文改会在1964年5月编成《简化字总表》，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作为教学、出版领域简化字使用的规范。
经过毛主席提议，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规定了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广普通话，整理和简化汉字，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周总理在报告末尾指出：
【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的步骤是很慎重的。我们愿意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好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工作中如果有缺点，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党和政府进行各项工作的方针，对于文字改革工作也是这样。关于文字改革，过去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差，因此有许多人还不了解，甚至有不少误解。希望大家来做宣传，消除这种误解。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好使中国文字能够稳步地而又积极地得到改革，以适应六亿人民摆脱文化落后状态的需要，以适应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周总理在报告里还举了个鲜活生动的事例：“天津一个工人说，‘盡、邊、辦’……总记不住，这回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记住了。”
显然，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对文字工作是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积极而不是消极地进行工作的。这项工作无疑是卓有成效的。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点，毛主席历来重视群众语言并且将文字改革与之联系。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指出：
“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1973年5月10日，毛主席批示《文字改革》复刊，沿用周恩来总理所题刊头。这一阶段的专刊上，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些来自工农群众的意见和文章，不仅言路宽广、版面内容丰富，编排也比较灵活。
完全可以说，文字改革（包括汉字简化）工作，是毛泽东文化不可缺少的内容。
新中国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新华字典》，里面简体字为主，但是，繁体字是可以查到的。
由众字悟道：毛泽东文化最讲究大众化的文化，通过简化汉字，在道器两个层面为扫盲和文化普及工作开辟了史无前例的广阔空间，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继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字上的道器变通之变。你说，简化汉字好，还是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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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处石刻“天长地久”
这里地，用的是“赤气”。赤气，下降为地。
李克勤后记：中国字从古到今，一直都在演变，根据演变规律，简化汉字是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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