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文字和视频，说一些当年民国时代的文化名人，在新中国即将建立或者建立之初，他们似乎已经看到苗头不对，就离开了大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香港，也有的去了美国。他们提到的这些文化名人，就有钱穆、梅贻琦、张爱玲等人，提到张爱玲，网上有一个视频说，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与会者男性穿中山装，女性穿列宁服。只有张爱玲穿着一件旗袍，脚蹬高跟鞋。结果其他参会者都认为她在这个场合，穿着这样的服装不太得体，或者说不合时宜。张爱玲后来说，如果连一件旗袍都容不下，她就感觉这里就不能待了。后来她去了香港，再后来又去了美国，也入了美国籍。
一件旗袍，在今天看起来，确实不算什么。但是今天的人们需要了解到，在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一般是不穿旗袍的。一是因为贫困，穿不起。二是因为劳动妇女要劳动，穿旗袍就没有办法从事那种且脏且累的高强度劳动。在旧中国，在劳动妇女当中，只有一些白领有可能在上班的时候穿上一种很像旗袍的服装。但是那种白领劳动妇女所穿的看起来像旗袍的服装其实就是大褂。这种大褂质料较粗，颜色也不鲜艳，也不完全贴合女性的腰身，即所谓不掐腰。白领的劳动妇女也能承受这种大褂的价格。就是这种大褂，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妇女也是穿不上的。
张爱玲参会时，穿的肯定不是这种朴素的大褂，应该是颜色、质料都是比较上乘的旗袍。这才有可能引起其他与会者的侧目而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那些年，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接受要尊重劳动者，学习劳动者，而对那些在旧中国，只是流行在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们所穿的旗袍，如果在新中国还有人在穿，只会被认为她们的观念还没有发生转变。那么这种观念就会被认为还是停留在旧社会，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在留恋旧社会。因此，这就不是能不能容下一件旗袍的问题。或许在今天来看，当年对穿旗袍的这种认识有点偏激，但当时人们面对着变化巨大的新社会，产生这种略有瑕疵的偏激也很难避免。至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旗袍代表的是旧社会中的旧观念，如果有的人依然在留恋旗袍，几乎就等于在留恋旧社会。张爱玲把当时多数人舍弃旗袍的观念看作是容不下一件旗袍，只能说在她的脑子里，存在着对新社会的某种偏见。
视频里的讲解者说，张爱玲很有智慧，她看出了那时的中国大陆是容不下她的。她赶紧溜之大吉，避开了后来很多的麻烦，也有效地保护了她自己。而那些留在大陆的名人，老舍自杀了，傅雷夫妇也都自杀了，还有一些人被迫害而死。这个视频的意思就是说，留在大陆的文化名人都没有好结果。而张爱玲得以善终，可见她很有远见。
近些年来，在网上，这一类的论调还是不算少的。只是在这样的观点中，言外之意不过是说新中国对他们这些文化名人很不厚道，没有善待，那些留下来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倒是那些早早地就离开大陆的人们，似乎更为明智。对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看，我也想过一段时间。当然，我之所思未必都是对的，但是对这样的问题总归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至于对于问题的回答，是不是能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可能并不容易。
如果从大的角度来看，不只是中国革命，凡是革命，都是波澜壮阔的。而波澜壮阔本身就意味着，在革命中，一定是泥沙俱下，各种情感，各种观念，都混杂着非常复杂的因素。革命是一种暴力的活动，而在暴力的进程中，不会有太多的细腻，正如毛主席所说，不能那些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整个中国大陆都在迎接着革命的胜利。而一切的人们，包括大批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中的一些文化界知识分子。他们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他们中有很多人，看到了旧社会的腐败，看到旧时代的罪恶，看到新中国、新社会的新气象，他们对此是很欢迎的。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些最广大的工农大众，意义对于他们，和对于知识分子们，还是有着很多不同的。对于工农大众，中国革命解决的是他们生存的根本问题。而对于知识分子们，他们中有很多人，原来的生存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毕竟他们的情况比起工农大众还是要好过一些。而且，毕竟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日子过得还不差。不要看就有这么一点差别，这会导致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态度是会有着很大区别的。
钱穆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他对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和苏联可能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对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比起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不知道要严厉多少倍。钱穆当然会担心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就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待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那样严厉，所以钱穆认为他不能留下来。或许他的这个认知不能说毫无道理。从自保的角度上来看，他的选择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
然而，中国革命毕竟是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对于旧世界的全部制度、规范、价值观都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于旧制度、旧规范、旧价值观，是比较熟悉的，有的也比较适应，甚至也是一直都是在接受着的。而新中国所带来的革命大势，对这一切他们熟悉的甚至已经接受的一切，都会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甚至颠覆。当然客观地说，不是所有的旧的因素都是要彻底清除的，其中有些好的方面，有些优秀的因素是需要保留的。只是在当时那种革命大潮流的冲击之下，有些确实应该保留下来的好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伤害。或许当时这样的做法是不应该的，只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些现象的存在，在一个一直处于穷困、落后的中国，是不可避免的。那时的中国人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要让那时的人民如此懂政策，能准确把握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太苛刻了呢?
钱穆的离去，惦记的是他要做学问。张爱玲的离去，惦记的是要保护她的家人。这些考虑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这些道理都只是一些小道理。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道理。这个大道理就是，作为这一类的文化界名人，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些没有离去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惦记着自己国家的，他们惦记着国家的发展，惦记国家的建设。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要为国家做事的。或许他们中没有人想到有可能在那之后，会遭遇到某些不公正的待遇。而那些挺过来的人们，或许他们当中也会对那些经历有怨言，但是，在他们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人并不后悔他们最初的选择。
在钱穆、张爱玲选择离开的时候，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则选择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或许在某些人看来，钱穆和张爱玲是聪明人，而钱学森和邓稼先就不够那么聪明。然而，今天的中国人民都知道，也会牢牢记住，钱学森与邓稼先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多少巨大的贡献。当年，钱学森与邓稼先回国之前，也有人劝阻他们，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对于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未必非常友善。然而，钱学森与邓稼先等人依然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要回到祖国大陆。至于钱穆和张爱玲，为本来也应该是他们的国家到底做了些什么?自己为了明哲保身，反而为自己的选择而洋洋自得。人格的高下之分，还需要更为复杂的计算吗?
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与措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不是什么所谓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而是对以往那些曾经比较粗糙的、有些过激的做法，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调整和纠正。虽然今天还有所谓润人们也逃离了中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除了证明他们的愚蠢、无耻和荒唐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我怀疑，那些把当年钱穆、张爱玲逃离祖国大陆的事情拿出来说事，是想证明什么?是想证明当年这些人的逃离是正确的、合理的吗?而导致他们逃离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都是做错了事的吗?他们的目的到底是想干什么?是要否定新中国吗?是要否定中国革命吗?是要为蒋家王朝唱赞歌加唱挽歌吗?如果这些人不是抱有这样的目的，那么他们到底是要说什么?是要证明什么?他们敢把自己的真实目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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