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看一官员怎么样，私德如何往往成为公众看一个人如何的主要指标。私德，衡量的不仅是一个官员的道德观念，也是衡量他是否表里如一的一个尺度。在中国历史上，值得人们为之敬仰并传为佳话的官员很多，而北宋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众所周知，王安石是那场变化运动的发起者，司马光却是那场变法运动最坚决的的反对者和废除者。不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在某些特定时期里，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当王安石已经端坐于大宋宰相位置时，对他的猛烈批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司马光也是同样，当他推翻变法，对变法派实行无情打压时，对于他的批判也同样没有半分中止。
这两个在北宋影响巨大的人物，本来是情同手足的好友，但因为在变法问题上截然相反的立场，却分道扬镳，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死敌。但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和赞扬，却从来都是作为杰出人物的代表。比如王安石，假如不是因为他杰出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私德，当他变法的参与者、支持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列入奸臣的行列时，他肯定受到无情抨击。但在官方修订的《宋史》里，这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居然安然无恙。同样，司马光的名声，不仅仅因为他那部足以和司马迁《史记》并提的《资治通鉴》，也同样因为他高尚的人品私德而受到高度评价。
历史上记载着诸多他们的故事，当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坚定的反对派以后，他曾经考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则是那封载入文学史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此两人彻底决裂，不共戴天，一直到1086年，两人几乎同时去世。其实就在两人决裂后，司马光在神宗皇帝的庇护下，躲到洛阳写《资治通鉴》去了。好像不再过问政治了。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足以表明司马光的人格立场。那就是皇帝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即主管全国军事二把手，司马光却坚决谢绝。他直接了当告诉皇帝，除非皇帝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否则不会出任朝廷的任何一个高级职位。
这样光明磊落的人品道德，几乎和王安石如出一辙。当年皇帝准备让王安石出任朝廷高官，王安石丝毫没有半点犹豫，说除非皇帝准备实行自己的变法主张，否者绝对不会出任皇帝给予的任何朝廷职位，哪怕职位再高，也不屑一顾。两人就是这样同为政治家，同殿为臣，其政治操守，个人私德包括道德文章，居然如此让后世仰慕。
两人在私德上的惊人一致，还表现在个人生活上。司马光年轻时，居官通判，这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司马光的夫人不能生育，太守夫人，即市长夫人便选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女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便告诉那个侍妾，等自己离开后，你打扮好了，再去老爷房中侍候。至时，司马光看到女子出现在自己房中，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硬是赶走了那个侍妾。
几乎与司马光一模一样，在表现私德方面，王安石几乎无懈可击。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不算貌美。她自说自话地为丈夫纳了个小妾。可能是想给王安石一个惊喜，白天不露风声，晚上却让小妾打扮好后进了王安石房间。王安石观之大吃一惊，这么年轻貌美小女子怎在自己房间。女子慌张，赶紧把夫人的原意如实相告。王安石认真盘问她怎么来的。小女说，自己的丈夫给官家运粮，把一船官麦沉船了，倾家荡产还不足以还债，所以丈夫把自己卖了好还债。王安石问，卖了多少钱？答曰：“900缗。”大约相当于今天20万元人民币。王安石说，你且回自己房间安歇去。第二天一早，命人找到该女子丈夫，让他把自己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
类似如此关乎司马光、王安石私德故事，人们说足可以写出一部大书来。这说明两宋以前，中国人对于为官之私德，是非常在意的，不然的话，这些历史往事不可能被写入正史的。即使在那个封建社会，不治官室，不肆游幸，不贪女色，不图享受，一样是为人们所尊敬的。不然的话，这些为官者的往事，不可能被社会推崇和敬仰。尽管那个社会在人们印象里暗无天日，但是为官者讲荣辱、讲气节、论节操，依然被社会视之为楷模。选贤任能，布德行惠，疏远奸佞、持重安宁，也是那个社会整体倡导的道德风尚。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像司马光、王安石那样坐怀不乱的出色政治家，更不会出现不计名利、不图官位而赴汤蹈火的豪杰，像后来的岳飞、文天祥等名载千秋的大英雄。也不会出现像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黄庭坚、包拯、寇准等灿若星群的文人雅士。这些豪杰英雄们，不仅以他们的政治成就及文学才华为人们世代敬仰，也以他们非同寻常的个人私德而名载史册。
一千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谈及这个话题，不仅这个关于为官者的私德问题在千年以前为人们所看重，今天依然是我们辨识干部、考察官员的一个基本标准。在遥远的封建社会，私德为人们所特别看重，今天我们更应该特别看重，因为我们党的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当比之任何其它时代更加重视私德问题。但是，让我们倍感遗憾和忧虑的是，眼下恰恰是在为官的私德问题上有些干部出了大的偏差。一大批受到党纪国法惩处的犯罪分子，其在贪得无厌的大搞贪腐的同时，在私德方面恰恰同时也背离了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那些被抓捕归案的贪腐要犯，伴随他们巨额财富后边，总也少不了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一长串三房四妾的女人名单。为什么一些罪恶累累的贪腐大鳄，总是在生活作风上最先打开突破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为什么很多被抓的贪腐女干部，最近对她们突然出现了一个新提法，那就是被抓的女干部本身也是“嫖客”，这个本来用于男性的犯罪专用词，为什么女性也渐渐“文不对题”地用了起来?为什么一些贪腐女干部，养小白脸渐渐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追求?
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党风建设的问题，是一个做人的起码道德标准问题。如今，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点这样的嗜好，已经被社会舆论所容忍，认为这是追时髦赶时尚，还美其名曰“有人缘”。我们可以发现，某些领导，把自己的小情人经常带上酒宴餐桌，参与会客，安排坐在自己身旁，已经是一种很光彩很荣耀的事情。有的干部可以公开炫耀甚至向人介绍身边女性是自己助手和小秘，这在过去极其私密隐蔽的坏事情，被当作极其丢人的事，如今居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加以炫耀，那种自得其乐的高傲和“幸福”感，哪还有半点羞耻心。还谈什么私德？
现在有一句常常被一些犯了错误后自我开导的话，叫“小节无害”，其实小节往往影响着大节。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的重大变节行为，比如顾顺章、向仲华等，他们后来背叛党，给党的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追根溯源，往往都是从小节开始的。小节不小，它表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表现的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度。小节连着大节，私德连着大德，一个私德不好的人，扎根不会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遇风风雨雨，必然走向革命的反面，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真理。在反腐防变中，在对干部的平时考察中，私德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忽略的极其重要的环节。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转自公众号“长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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