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员队伍不大，力量较为单薄；党的基层组织尚不健全；党在领导农民运动中也没有旗帜鲜明地以本组织的名义，而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中，注重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是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指示各地，要发展壮大党员队伍，要建立健全党的基层支部，要培养工运农运干部，要争取党的对农运的公开领导。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开展农村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斗争中，毛泽东更是郑重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大革命时期，先后出现广东和湖南两个“全国农民运动中心”，也产生了彭湃和毛泽东两个“农运王”。毛泽东曾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并指出“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瞿秋白则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他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广东位处大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全面实施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为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和方便，形成了早期全国农民运动中心。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湖南取得胜利，湖南农民运动快速兴起。毛泽东任职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前后，特别是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深入农村基层，指导和领导农运工作，注重中共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湖南也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
一、“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重点要在农民协会组织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员队伍不大，力量较为单薄。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党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组织工人运动上，党员发展工作的重点也是工人。但中国的产业工人太少，而且力量分散。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指出：“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这不仅说明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党员人数太少，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工人党”，基本上没有农民参加。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扩大入党的范围，指出：“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10月，中央又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再次调整入党条件。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党也开始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到1926年7月，《中央政治报告》指出，党的发展在九个月以来，“党员数量是增加了三倍”。但是党员总数仍然不多。
湖南是党员队伍发展较快的省份，但也不尽如人意。据1924年5月《湘区报告》载：“本区党员人数，安源增多，长沙略增，水口山已无形解散，党员应由长地方管辖。安源现有党员六十人，内有候补党员六人；长沙现有党员八十九人，内候补党员七人，在狱者一人，留党察看者一人，不明行止（水口由失败后之一部分）及与党无甚关者约二十人。”1925年11月，中共湖南区委在《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中，要求“时刻不忘在农民中发展我们的组织。农民及小学教师中的最革命的分子，应直接吸收入党，不必让他经过国民党”。1926年10月，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农运有工作者六十五县，其中四十五（县）是我们有把握的，会员约三十万至四十万；同志不甚多，大概不出七百人。”（《中央局报告》：1926年10月，全国党员总数18526人，其中湘区3714人）。又据当年11月份统计，湖南共产党员在农会会员中所占比重，只有湘乡（占1.39%）、湘阴、浏阳三县超过1%。中共湖南区委另有一个内部通告：“我们的农民同志（共产党员），据一月份统计，仅一千七百余人，湖南现在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已二百万，在农协旗帜下起来了的已千万（余）人，这样的比较，一千人中还只有同志一人，又怎样去领导呢？”
毛泽东较早地看出党员发展不快的症结所在。在党的三大上，他提出要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据参加了三大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文中说到：“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大会委托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涉及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写到：“吸收农民中一切革命群众加入党的组织。”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提出：“农民加入我们的党，应以是否忠实而勇敢的为农民利益争斗为标准，不必问其有无宗法社会思想及迷信。”同年10月17日，陈独秀在《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中强调：“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并提议在党的五大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十分注重在农民中发展党员。1月21日，他参加衡山新党员宣誓仪式之后，对中共衡山地委书记向钧等说：“你们要在产业工人和贫雇农中多发展党员。凡是成立了农会的地方，都应建立党的组织。”考察结束后，他于2月16日就考察情况报告中央，提出：“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至小数目湖南党在六个月内要发展到两万人（现才六千），有农协会员二万以上的县均须成立地方，这样才有办法。”1927年2月，中共湖南区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制定了《发展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计划》，要求各县农协应开办农民训练班，以训练乡农协委员，并将其吸纳入党；尤其注意“介绍贫农加入”，以便“在乡村中建筑我们党的广大基础”。此后，近30个县开办了农运讲习所或训练班培训农运骨干，并发展了大批党员。到1927年4月，湖南全省党员人数1.3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22%。到马日事变发生时，全省党员达到2万人，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个时期的湖南党员许多成为后来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南暴动的骨干力量。
二、“每乡农协成立一个支部”——要在农民协会内迅速建立“本党支部的组织”
党在重视发展农村党员的基础上，也注重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由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了党组织对农村党的工作的意义：“共产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应该在无产阶级分子与半无产阶级分子（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中扩大党的组织。”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要求：“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时，应有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在支部的设置上，也作了调整，即“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据1926年7月《中央政治报告》显示：“九个月中党的发展及工作”情况，“广东、湖南的农民均有了群众的组织”，但“支部只有名义而无工作”。
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具体实际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政治觉悟高、工作积极、善于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同时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25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回湘潭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期间，在自己住房的阁楼上，秘密主持了毛福轩、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五人的入党仪式。随后，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隶属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至年底，韶山、银田一带发展党员近百人。
随着农民运动的快速发展，党更加重视在农民协会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1926年7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议决案》“农村中我们党的发展”中指出：“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必须使党在农民中的发展，能成为一切农民运动发展的核心，才能巩固农民运动的基础。”湖南按照中央的指示，富有开拓性地工作，得到中央的肯定和重视。中央认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后于空浮。”1926年11月5日，湖南区委向中央报告：农运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反动势力“随之勃起”的新情况，遂提出采取九条政策予以应对，其中有“在农民中用更大的力量，取得我们党的政治的领导权，发展党的组织”。12月5日，中央答复湖南的做法“大体上对的”。
毛泽东建议湖南区委在半年内党员要由6000人发展到2万人，有农协2万人以上的县均须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随后，湖南制定了《发展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计划》，决定“每乡农协成立一个支部”“至少每百人贫农协会会员中要同志（即党员）一人”。还要求各级农民运动干部“到农村去”“尤省之每一个做农运工作的同志须立即在农民中发展两党组织，并且训练同志”。中共湖南区委采取多种途径发展党的组织。要求区委成员直接到地方建立党组织，派区委特派员到地方整顿党组织，派遣共产党员以农运特派员、工运特派员身份去建立党组织，允许党员回家乡先建党组织再获批准认可等。大革命高潮时期，全省共建立了铜官、浏阳、宁乡、衡阳、水口山、衡山、常宁、安源、攸县、湘潭、湘乡、安化、益阳、醴陵等25个地方执行委员会，11个县委。还建立了一些直属的区委、特支和支部，如湘潭特别区委、株洲部委、宁远、永明等，韶山等支部、绥宁等特支。马日事变前，湖南党的基层组织遍布全省65个县市，建立了31个地方执委会或县委，党员人数2万余人。湖南成为全国党员人数最多、党的组织分布最广的省。
毛泽东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党领导武装斗争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秋收起义受挫后，部队向南出发，在江西永新三湾村，毛泽东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实行民主制度，确立的“党指挥枪”“把支部建在连上”，成为建党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
三、“你们替他们输送干部，他们又为你们培养干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要紧密结合起来
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重心放在组织工人运动上。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离不开农民这个同盟军。因为农民不仅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而且中国农民“比牛还苦”，最具有斗争精神。由此，他认为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要紧密结合起来。他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主要精力转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上。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1926年11月15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计划指出：农运进行应按标准规定发展“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地方”。农运发展“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
毛泽东最先指导和领导工农运动相结合，是从衡山岳北成立全国第一个工农联合会开始的。早在1922年10月底，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蒋先云、谢怀德、刘东轩等自安源绕道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水口山情况，请他批准水口山工人罢工计划时，毛泽东就对蒋先云说：“刘（东轩）、谢（怀德）明年（1923）都要调岳北搞农运工作，谢只能暂时在水口山协助工作，不安排职务。刘应安排职务，因为他是水口山工人，但很快就要调岳北的。”1923年4月，中共湘区委员会选派水口山铅锌矿优秀干部刘东轩、谢怀德带着革命的火种，回家乡岳北发动组织农民运动。经过几个月的串联发动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于当年9月16日在刘捷三公祠召开有6000人参加的大会，宣布衡山岳北农工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工农联合会组织。这意味着工运农运联合，工农握手革命。农会按每十家公举一个“十代表”，百家公举一个“百代表”，每区公举一个总代表；由总代表联席会议的方式选出七人组成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以互选的方式产生委员长及财政、交际、调查、交通、宣传、教育各委员。
为了加强党对农运工作的领导，岳北农工会成立后，马上建立了以刘东轩为书记的岳北党支部，成为岳北农运的领导核心。由于岳北党支部、农工会的广泛宣传、努力工作，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组织了起来，毗邻的湘潭、湘乡、衡阳农民也纷纷加入农会，会员增至4万余人。9月下旬，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又派专员来岳北指导工作。岳北党支部通过考察，先后发展了彭桂峰、李渭璜、李甘林、杨仕润、李福荣、刘铭新等13名农工会青年积极分子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了岳北团支部。同时，刘东轩、谢怀德还与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派来同志一道，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指挥并带领岳北农工会开展了晓岚港阻谷平粜等斗争，打击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维护广大农民利益的一系列斗争，欣起了一场空前的革命运动。同年11月25日，赵恒惕派兵武力镇压了成立不足三个月岳北农工会。岳北农工会揭开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序幕，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
岳北农工会在广大农民中播下的革命火种，很快蔓延到三湘四水，不久后，湖南农村大革命风暴又席卷而来。1925年6月，中共湘南特委（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选派进步教师刘爱农等，回家乡衡山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衡山农民运动又开始秘密兴起，并成立了衡山县农民协会。1926年12月，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衡山县岳北农会干部彭桂峰介绍了岳北农运发展情况。
毛泽东在考察衡山农民运动时，念念不忘岳北农工会。1927年1月16日，他来到岳北农工会旧址——刘捷三公祠进行调查，并指示要召开“岳北四烈士”追悼会，照顾好烈属，还看望了其中一家烈属。21日，他出席中共衡山地委在县农民协会召开的新党员宣誓大会并讲了话，他对新党章和六句誓词作了扼要的阐述，要求地委加强对新党员训练，他说：“你们准备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很好。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党的组织建立比较早，你们工运和农运这批骨干，许多是在岳北农工会到水口山或安源经过斗争又回来的。你们替他们输送了干部，他们又为你们培养了干部。新党员经过训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参加或领导各种实际斗争。这样成熟快。”
四、“要争取党的公开领导，使农民晓得革命的方向”——党要公开领导农民运动、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
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没有实力，只有服从国民党”，同国民党的结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各地按照中央指示，共产党从事农运工作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据1924年中共湖南区委的报告：“一切社会运动，如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概统一于国民党之下。”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我们所有的主张都经过国民党，在民众中没有独立的主张，因此民众分不清C.P.与国民党。”从事农运实际工作的是共产党，但在民众心目中都归功于国民党。
中共其实很想独立地领导农民运动。党的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在一切农民斗争与农民运动的组织中，党的支部应为自己保证领导的作用。”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6年5月《致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祝词》中也写到：“本党是代表中国农民工人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的职责是领导中国农民工人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争斗。”中央通告第四号（1926年8月7日）《成立农委发展农民运动并定期报告农运工作》：“自扩大会后中农委已有负责专人，担任指导各地农运，望各地向（尚）未成立农委者亦须急速成立，以便进行当地农运工作。”“深入农民群众，领导农民有组织的加入国民革命战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较为艰难。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公开身份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但在考察过程中，他十分关注中共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是多次强调中共要加强对农运工作的领导。1927年1月12日晚上，他参加了中共湘乡地方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听取地委的汇报后谈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二点指出：“要争取党的公开领导，使农民晓得革命的方向。”1月31日，在中共醴陵地委委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地委书记罗学瓒及与会的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每个区要公开一二个有威望的党员的身份，以形成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通过考察，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发展方向又有了新的认识，他自信地预见到农民运动即将迎来一个崭新阶段，那就是农村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斗争。他在1927年2月16日写给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党要立即实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与邓演达、陈克文联名提交了《土地问题草案》，指出“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在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
党的五大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该案虽然提出“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在大会召开前，毛泽东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部分省农协负责人开会，议定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并在五大上提交了这个方案，但陈独秀没有将方案提交大会讨论。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直到“八七会议”的召开，才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本党之农民革命问题上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发言，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八七会议后，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彭公达（省委书记）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出席湖南省委会议，着重讨论举什么旗的问题。彭公达在《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写到：“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C.P.名义来号召。”8月20日，毛泽东在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写给中央的信中郑重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必须“打出共产党的旗子”，革命才能成功。
（作者：张作奇系湘潭市政协常委；张力子系湘潭市人社局四级主任科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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