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自秦朝形成强大中央集权体制，而日本长期停留在类似中国东周弱中央、强地方的权力结构中，从未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古代日本由武士、大名掌权，近代旧武士阶层演变为藩阀、军部与财阀。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日本财阀具有依附国家与攀附国际资本的买办性质，与军部结合，必然走向对外扩张。1936 年“二二六政变”，少壮派军人清洗稳健派，彻底扫清战争障碍，这正是其“弱中央，强地方”的权力结构的必然结果。二战后，日本财阀与政官相结合的经政复合体重新垄断权力，底层结构并未改变。昨天安倍遇刺标志着稳健路线中断，今天高市早苗等极端势力强势崛起，本质是“二二六政变”的再版。
这几天读日本史，发现日本始终是弱中央、强地方，地方实权控国家政治的权力结构。这使我想到中国的东周与秦朝。日本选择了前者，中国选择了后者，选择不同，结果就大相径庭。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废分封、行郡县，便确立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央主导地方、皇权统摄全局，成为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而日本自古代至近现代，始终未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长期停留在类似中国东周时的弱中央、强地方、地方实力派垄断权力的结构中，在这一历史分水岭处的分歧，造成了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这是解开日本近代走向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其在当代复活的底层逻辑。
日本的权力核心，在历史上从来不在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手中。古代天皇长期是虚位象征，实权由中上层武士、大名、幕府掌控，是典型的武士阶层专政；即便到太平洋战争时期，国家政策也绝非天皇决断，而是由武士阶层转型而来的藩阀、军部少壮派主导，始终是中上层实力派左右国家走向，从未形成中国秦以来的高度集中、由上而下地一竿子插到底的中央集权。日本这种地方实力派凌驾于中央的格局，恰似东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复刻，自“大化改新”（645年）后一千多年，日本始终没有走出这一“东周困局”。
步入近现代，日本的统治阶层完成了身份转换，却未改变其权力结构的本质：旧武士集团分化为政治上的藩阀、军部，经济上的财阀，财阀成为武士阶层的近代化身。日本资本主义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国际资本被高度垄断的帝国主义时代，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其新兴的资本主义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先天缺乏自主发展的根基。因此日本财阀并非自由生长的民间资本，而是带有强烈依附性与买办性质的资本集团——对内高度捆绑国家政权，需要国家资源与武力扶持；对外依附西方国际资本的技术、市场与体系的庇护。
与中央集权国家不同，门阀或财阀为社会政治主体的日本，由于国内资源极度缺乏与市场有限，且不能集中于国家，而是分散于地方实力派手中，因而他们更需要向外扩张掠夺资源与市场。军部依靠扩张实现阶层与权力在国内政治中的权重。在中世纪是门阀加武士，在近现代是财阀加军部的双方深度捆绑、互相裹挟，形成巨大的独立且不可遏制的力量，而虚位的中央始终对其无法约束。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日本社会注定成了军国主义、继而法西斯主义必然产生的温床。
1932年因反对军部激进侵华、主张对华缓进，被视为 “卖国”的日本首相犬养毅遇刺（五一五事件），此事件终结日本政党政治，军部彻底掌权，日本全面滑向法西斯主义。1936 年的“二二六政变”，军部少壮派以 “清君侧” 为名，清洗不主张激进扩张的稳健派，彻底扫清战争阻力，让内阁与中央完全丧失对军部的约束。这一幕在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稳定时期绝难发生，却在日本“弱中央、强地方” 的结构中却能频频出现。1937年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并于1941年底挑起太平洋战争。其结果使明治维新以来的所有文明成果在日本战败中灰飞烟灭。
二战后，日本虽名义上拆解财阀、推行民主化，旧财阀却以企业集团形式迅速复活，政、官、财及军工复合体依旧垄断着国家权力，与此同时，因战败后美军占领，日本财阀又与华尔街国际垄断财团产生了深深的依附。资本企业及财阀取代中世纪的武士、大名及门阀，成为决定中央政策的核心力量，东周式 “弱中央、强地方” 的底层结构仍未真正打破。
进入当代，这一逻辑仍在延续：安倍晋三与高市早苗，目标一致、路径对立。二者均追求修宪、扩军、摆脱战后体制，但安倍选择稳健迂回、外交缓冲的渐进路线；而高市早苗则代表极端激进派，主张强行突破、全面对抗。安倍遇刺，意味着日本内部稳健路线被清除，极端派强势上位，以决绝的姿态快速推进右翼议程，这本质正是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 温和派被清理，极端派绑架国家方向——在今天的再版。
纵观日本历史，始终是地方（资本）决定中央，从未经历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革命，始终困于中国东周式的下行地方分权的结构；其统治阶层从武士、大名，到藩阀、军部，再到财阀资本，只是身份更迭，垄断权力、依附强权、扩张逐利的本质从未改变。这便是日本近代以来历史的底层逻辑，也是其至今难以彻底反省战争、政治经济难以真正独立自主的深层根源。
明乎此，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未来的走向，当引起亚洲爱好和平的国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高度警惕。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张文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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