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南京照相馆》在加拿大上映。我邀了三位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曾帮我助选、二白一黑的老朋友一同观看。几个近70岁又久未见面的老头儿重聚，不免在放映广告时窃窃交谈，显得十分兴奋和高兴。但是，随着影片的开映和剧情的发展，每个人就从安静和专注，严肃和紧绷，悲伤和愤怒一路交替变化下去…… 近在咫尺，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他们瞬间的屏息、表情和心情。
走出影院，大家一直默默。直到临别时，其中一人才跟我说，“我们从来不知道日本原来是这样的( We never knew Japan was like this)”。
这样的反馈我早已料到：不要说加拿大全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鲜有了解、对日本从来都是好感满满，在加拿大的政治圈子里，甚至还有人认为在二战中，中国是与日本站在一起的法西斯国家！
加拿大的情况不过是西方社会及其“盟友国家”的一个剪影。君不见，作为二战时期被日本侵占三年多、酷刑拷打、强迫劳役、在“新加坡大屠杀”中数万华人被杀害的新加坡，其总理黄循财居然明显站队日本，公开宣称东南亚国家“已经把历史放在一边”，日本现在是“东南亚国家最受信赖的伙伴之一”，并支持日本在该地区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众所周知，二战的两个罪魁祸首，在西方是纳粹德国，在东方就是军国主义日本。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国际上除了中国（也许加上朝鲜和韩国），特别是在执掌国际主流话语权的西方对二战的记忆、宣传、舆论和认知中，明显存在“纳粹德国被高度凸显、日本在亚洲的暴行被严重忽视、淡化和忘却”的不平衡。而现时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加速复活、对世界和平尤其是我国的安全发展形成巨大威胁的现实，与这种多年来严重不平衡的二战认知息息相关。
鉴于高市早苗获得了国会三分之二的压倒性支持，今后10-20年内将持续扩张军备和修改和平宪法，鉴于美国在军事战略上一定会极力扶持日本成为对付中国的马前卒，鉴于日本对我国的统一事业和长期安全发展已经形成最紧迫的威胁，鉴于清算和永久根除这个具有对我国长达数百年侵略和犯罪史的恶之渊薮的必要性已经洞若观火，笔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尽快进行一场揭露日本二战严重罪行和新军国主义复活的舆论战势在必行，成为我国可以随时能据之对日进行致命一击的正义和道德高地。
阈于篇幅，本文谨扣紧题目，把世界上为何对日本二战罪行知之甚少的现状和原因谈一谈，以此抛砖引玉。
从现有研究和可量化数据来看，“纳粹德国被高度凸显、日本在亚洲的暴行被严重忽视、淡化和忘却”这种严重和广泛的不平衡在新闻报道（含文献和纪录片）、影视文艺作品、学校教育和纪念设施等多个维度都能明显观察到。
一、新闻与报道层面的差异
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有研究统计，仅犹太媒体在战时就至少刊载了约2,500 条相关报道（多在头版），持续记录欧洲犹太人的苦难。研究者也指出：就总体报道而言，战时对大屠杀的报道并不算充分，但战后关于大屠杀的新闻回顾、纪念报道与专题数量却呈持续增长趋势，远超对其他战时暴行（特别是日军在亚洲暴行）的报道量，这一情况表明，犹太民族和遍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于形成国际上一面倒的“纳粹迫害犹太”叙事起着不断的、坚持的主导、推动和加强作用。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个词的被重新定义。本来，“大屠杀（英文：holocaust）”这个名词和概念并无对单一国家和民族的限定。但是，在美西方叙事主导下，在多年的、一面倒而且不断固化的世界历史话语环境中，Holocaust变成了特指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迫害和杀戮的名词。因此，在本文里“Holocaust”一词的使用，将专指纳粹德国的大屠杀。
与此相对照，日军在亚洲尤其是中国进行的、与德国纳粹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暴行却远远没有得到相应份量的报道和评论，尤其在战后。
这里，我们聚焦在美西方最有影响力媒体之一的《纽约时报》，根据其中对“Holocaust”与“Nanjing/Nanking Massacre（南京大屠杀）”报道的检索结果在不同时期的大致规模进行一个比较。
1）“Holocaust”在《纽约时报》报道的长期频率
研究者指出：二战期间，《纽约时报》刊登了大约1200 篇与纳粹对犹太人迫害和屠杀相关的报道，平均大概“两天一篇左右”；但在约 24,000 条一版头条中，只有 26 条与这类内容直接相关，且明确点出“犹太人”作为被灭绝对象的一版报道仅有 6 条。
随着“Holocaust”这一概念在战后逐渐被固化，《纽约时报》从 1950年代起越来越多使用“Holocaust”这一标签来指称纳粹种族灭绝。新闻、评论、书评、纪念报道和专栏里都出现大量以此为关键词的条目，以至于《纽约时报》教育版在给教师的说明中，直接写道：其档案中有“数百篇来自纳粹时代和Holocaust时期的文章”，并专门做了“Holocaust 专题”的档案入口。
2）“Nanjing/Nanking Massacre”在《纽约时报》中的数量与分布
相比之下，“南京大屠杀”在《纽约时报》中的出现是零星的、波段式的：
1937–1947年间只有数篇现场或审判报道，用“Nanking atrocities、”“Nanking massacre”、或“rape of Nanking”等词汇描述日军暴行，例如 1937年12月关于“日本军方遏制南京暴行”的报道，和1945年“返回南京”的回顾性报道，以及 1947年关于战犯谷寿夫法庭审理的报道。
之后的长时间里，南京在《纽约时报》中多以一般意义上的“战时暴行”或“中日关系历史背景”出现，直到1987年一篇题为《The Rape of Nanking Must Be Remembered（南京大屠杀必须被牢记）》的评论文章专门抱怨：在这一事件50 周年之际，“作为全球传播中心的纽约，没有一家主要媒体给予应有的纪念”。这从反面说明，当时相关专题和纪念报道在该报中极为有限。
1990年代末，因张纯如《The Rape of Nanking》的出版和南京记忆的争议，《纽约时报》出现少量书评、人物报道和关于“否认南京”历史纷争的国际新闻，例如1996年介绍拉贝日记的报道、1999年围绕南京史料的书评以及 2007年针对日本议员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新闻。
3）规模的对比：高频“Holocaust”和低频“Nanjing/Nanking Massacre”
在缺乏全文数据库直接跑检索次数的前提下，只能用现有研究与报纸自述的量级给出一个保守但大致情况明确的比较：
Holocaust 相关条目：
战时就有已约1200 篇左右对与纳粹对犹太人迫害和屠杀有关的报道；
战后的几十年又不断叠加：追踪战犯、赔偿与审判、新史料、新纪念馆、电影与图书评论、纪念日专题等，使得《纽约时报》档案中形成了“数百篇以上、分布整个战后时期”的Holocaust主题文章群，并被整理为面向教育的“Holocaust 档案学习专题”。
Nanjing/Nanking Massacre（南京大屠杀）相关条目：
1937–1947年间有若干篇战地与审判报道，之后在1950–1970 年代中极少有以“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心主题的专门报道；
1980 年代以后，偶尔在评论、国际新闻与书评中以“Rape of Nanking/Nanjing Massacre”作为核心词汇出现，但总体篇数远不及Holocaust相关条目的累计数量与密度。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有把握地说：在《纽约时报》这样一份西方“议程设置型”的媒体中，“Holocaust”在战后几十年里被持续高频地报道和纪念，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档案，而“南京大屠杀”则只有在少数历史节点上短暂“浮出水面”，总体量级和持续度都明显处于弱势。可以说，这种差异本身就是国际记忆“失衡”的一个直观指标。而用《纽约时报》自己的数字和二次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清楚的对比：与“南京大屠杀”相比，“Holocaust”在战后几十年中被更高频、更制度化地出现在该报报道和评论中，而且这种差距在 1990 年代以后尤为明显。
二、文艺媒体与影视作品中的“失衡”
多项研究指出，大众主要是“通过电影来理解德国纳粹的Holocaust的”，即在许多国家，普通民众对二战罪行的了解、理解和想象几乎完全是被一系列关于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影视作品塑造的。例如《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上映首周就吸引了约十万观众，成为重要的文化事件，而这类作品在欧美主流院线和电视台有持续的、海量的供给。
电影史和Holocaust 研究者统计，自1945年以来，全球至少已经拍摄了近 500 部“与Holocaust相关的剧情长片”，涵盖 40个国家与地区；如果加上纪录片与短片，总量还要再上一个数量级。影视媒介因此被形容为“Holocaust 最持久的讲述者之一”。
这些作品不仅包括《辛德勒的名单》等大众熟知的大片，也包括《浩劫》《夜与雾》等经典纪录片，以及大量面向教育系统的电视纪录片和课堂视频资源，已经形成稳定的院线、电视与主流媒体供应链，日常进入欧美观众视野,成为普通人了解二战暴行的主要途径。
研究者指出，对于许多没有系统读过历史书籍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对纳粹暴行、集中营日常生活、普通德国人角色等问题的理解，很大程度是被影视图像“先验地”塑造的，课堂教学反而经常是在这些影像基础上再加以纠偏和补充。
相比之下，以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等为核心的日本在亚洲暴行的影视作品，大多在中国或东亚内部流通，很难进入全球主流发行体系，在全球主流传播与“文化创伤”塑造中明显弱势。关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等研究者指出，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影像记忆中非常重要，却“难以从单个国家创伤转化为全球性的文化创伤”。
1）Holocaust 影像作品的“中心化”、“普通人”视角与叙事模式
对Holocaust进行深化的新一代作品明显强调“普通实施者”和“普通旁观者”的视角，比如围绕警察预备役、地方警察部队等普通德国人的纪录片与剧集，探讨他们如何在行政命令、战时环境和日常顺从中参与集体杀戮，强化观众对“平常人也会犯罪”的认知。
这种大量以家庭、生还者回忆、儿童视角、恋爱/家庭伦理为框架的叙事，确实拉近了观众与受害者的情感距离，增强了“共情”。
2）Nanjing 影像记忆与“国家创伤”的困局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指出，这一事件在中国的历史书写和影像再现中长期处于“核心记忆”位置：从早期纪录影像到近二十年的《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都在不断重申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身份的意义。
然而，多篇影视与文化记忆研究都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南京大屠杀的能见度与Holocaust 相比仍然极低，其国际“知名度”不只落后于Auschwitz（奥斯维辛-德国人所建造最大集中营，位于波兰，集强迫劳动与灭绝为一体）的记忆，也落后于欧美公共议程中关于广岛、长崎等议题的影像呈现，因此难以转化为一种广泛共享的“全球文化创伤”。
有研究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将此解释为多重因素的叠加：包括日本国内的否认与矮化、英语语境中相关作品的稀少与发行受限、以及西方大众媒体将东亚战争经验“边缘化”的长期结构，使南京更多被锁定为“中华民族自身的战争记忆”，而非普世化的反人类罪意象。
3）影视叙事上的“结构性差距”
学者把Holocaust 影像称为一种“模板性叙事”：集中营门口的铁门、铁轨、毒气室、制服囚犯的视觉母题（motif），在全球观众心中构成了一套高度标准化的“暴行图像库”，其重复再现又进一步强化了Holocaust 在全球记忆中的中心地位。
南京大屠杀影像虽然在中国内部也有相对稳定的视觉母题（屠杀现场、逃难民众、慰安妇题材、神职人员或外国侨民视角等），但这些图像较少通过好莱坞或欧美主流发行渠道重复扩散，也缺乏类似“全球课堂、纪念馆资源包”的成套视听教材，因此很难在非中文语境中形成同样稳固且可识别的“标准图像”。
4）学界正在讨论的研究方向
一类研究专门分析南京大屠杀在跨国银幕上的叙事困境，指出：要走出“只在民族叙事内部自我确认”的循环，中国与东亚电影在讲述此类暴行时，需要更多的探索个体生命故事、伦理困境、多方视角等叙事策略，既不牺牲历史严肃性，又能跨文化地被理解和共情。
另一类则把Holocaust 与南京大屠杀放在同一框架下，比较两者在国际法、教育体系、纪念仪式、影像再现等方面的差异，认为正是战后国际秩序与知识生产的结构性不平衡，使得“德国纳粹罪行”成为全球反人类罪话语的样板，而日本在东亚的战争罪行往往处于附庸、补充甚至被遮蔽的位置。
三、学校教育与教材中的差异
一项专门比较“犹太人大屠杀与日本 731 部队”在欧、美、日等国高中历史课本中地位的研究指出：在许多国家的历史课标准中，holocaust或“犹太大屠杀”是“必讲内容”，且往往以独立小节甚至专题呈现；而日本在亚洲的其他暴行（包括 731、生物战、强征慰安妇等）在课本中的篇幅和出现频率显著低少，甚至完全缺席。
另一项比较德国与日本（即两个二战中的罪犯国家）其本国教材的研究发现，当代德国教材会花“异常多的课时”讨论纳粹与大屠杀，并鼓励学生用档案材料进行批判性反思；而日本教材对侵略与暴行更多采用“中性、时间线式表述”，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内容要么措辞极为克制，要么进行弱化、抽象化处理，甚至列为“争议性”的话题。
一项比较中学（初中和高中）课程的研究指出，在许多西方国家的中学历史教育中，纳粹德国与犹太人大屠杀占据了二战暴行单元的大部分篇幅，而对太平洋战争和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行“明显给出的注意与篇幅要少得多”。 这意味着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一代一代的教育大纲、教师和教学在中学这个重要的学校系统内，对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这个年龄层的学生在形成世界观、二战史观以及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看法形成并固化了“德国纳粹法西斯是二战的唯一罪犯“、“犹太人和犹太民族是纳粹法西斯唯一受害者”、“日本无害甚至是战争特别是原子弹的无辜受害者”这样失衡的二战知识结构和残缺、肤浅的刻板印象。
同时，记忆政治研究表明，不要说在日本，即使是中国国内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议题的叙述不但严重不足，高度区域化，流于表面、肤浅甚至笑话性地扭曲（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少国产“抗日神剧”的表现手法），未能有效地转译和传播，成为可被全球公众和教材系统吸收的“普世化叙事”。这样，其在全球课堂中的可见度就更被削弱了。
四、纪念设施与“文化创伤”的不对称
以德国纳粹大屠杀为核心的纪念馆、博物馆与纪念活动在欧美遍布各国，被视为一种“全球化的受害记忆范式”，使“犹太人被大屠杀的记忆从边缘进入主流”，并成为后来各种暴行谴责和纪念的参照模型。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场所虽然在中国国内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东西方学界普遍指出，它们的数量太少，对于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分配上远远不够，因而在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层面上嵌入不深。
由于中国人“宽宏大量、不重报复”的民族性，对过去遭受日本侵略、欺凌和屠戮的历史往往会被一时之需（如在改开之初对日本高生活水平的向往和引进日资的需要）所淡化甚至忘却。这些为数不多的纪念设施以及纪念活动更多构成的多是“象征性意义”和“单一国家或民族的创伤记忆”，远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与大屠杀类似的“全球文化创伤”地位，因此相应的跨国教育合作项目、国际对受害者的访谈人数、外语导览、资料传播范围、有关历史的学术探讨十分有限。
四、语言、市场，特别是战后美西方地缘政治的需要
如果说，以上几方面是对德、日两个二战核心国家的罪恶在世界舆论和认知领域中所占比例大小和轻重“严重失衡”做出的表面性和现象级研究结果的话，我们就有必要找到造成这种失衡最重要、最深刻的原因。
当然，作为现在世界上政治、历史和文化使用得最多、最广泛的语言载体——英语，其对政治历史的叙事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欧洲中心”及至“美国中心”的惯性思维更加强了“欧洲战场”在世界的出版与影视市场上成为中心的结构性优势。由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容易被包装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故事，而以中国、东南亚为主场的战争叙事在语言、文化背景和产业网络上都存在传播上的门槛和不利因素。
然而，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选择对日本二战罪行记忆和宣传的明显淡化和有意忽视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主导的战后地缘政治上反共、反苏，特别是反华的需要。
按道理，美国人对日本应该更加仇视：二战里，德、日两国对于美国都是主要的敌国，美德和美日之间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尽管在对德战争中美军的阵亡人数大于日本，由于日本对珍珠港无耻的偷袭、太平洋岛屿的血腥争夺战以及日军对美俘的残酷折磨，美国社会从心理震撼、国民情绪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往往把日本视为“更令人愤恨”的敌人，而非德国。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的主导，后来日本却成为了受到美国青睐、庇护、甚至鼓励和怂恿的“小伙伴”。
作为历史学和政治学相结合成为一个学科分支的“历史记忆研究”普遍认为，战后美国—西欧的同盟关系、以德国为“民主转型典范”以对照和对抗前苏联的政治工程，使得对纳粹罪行的反思既是道义要求，也是重塑德国和冷战的政治需要，这就强化了对纳粹相关暴行的持续关注与讨论。但在亚洲，战后的美日同盟、冷战对抗、以及将日本视为反共前沿的战略考量，必然就淡化了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持续追究；加上日本政府、日本教材与政治人物对历史问题的回避或淡化，使得日本在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上完全不像在德国那样形成强烈、自觉、持续的全民“罪责忏悔和“罪责叙事”。
1）冷战格局：从“战败国”到“反共盟友”
1945年后，美国很快从占领日本、惩治战犯转向“把日本打造成对抗苏联与中国的前线堡垒”，这使得“稳定盟友”优先于“全面追究责任”。
研究指出，美国在《旧金山和约》及后续安排中淡化战后赔偿与战争责任的议题，将更多精力放在扶植日本经济、纳入同盟体系，使得许多受害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的诉求被挤压在双边博弈与冷战大局的碾盘之下。
2）美日同盟下的“有选择的遗忘”
学者Mark Selden 等人指出，美日关系形成了一套“选择性记忆”机制：强调日本作为民主盟友与市场经济伙伴的一面，而弱化其侵略历史的细节和责任。
这种“有选择的遗忘”在具体政策上体现为：对战后审判范围的收缩、对部分战犯（含军政和财阀高层）的宽大处理，以及对许多暴行档案长期保密，这在客观上严重削弱了日本战争罪行在国际舆论中的可见度。
3）典型案例：七三一部队与生物战档案
关于细菌战和七三一部队，许多研究结果明确指出，美国在占领期以获取实验数据为条件，给予主要责任人“免于起诉”的待遇，并对大量资料列为机密，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系统曝光。
有学者将此称为“国家主导的道德失忆”：为了军事和情报利益，美国主动参与压制证据和受害者叙事，这不仅影响了国际法层面的追责，也在舆论与学术研究中造成长期的信息缺口。
4）日本国内记忆政治与美国的纵容
在战后的早期，美国占领当局曾一度推动日本教材修订，但很快又将“反共教育”置于“深挖战争罪行”之上；此后，日本教科书围绕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罪行问题长期存在和滋长“淡化、委婉、删减和否认”的趋势。
日本这类对于二战历史罪行的“国内记忆争议”本应在强有力的外部压力下得到彻底的反思，但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美国通常只在中、韩等国家强烈抗议或外交危机时才对日本发出有限的批评，总体上避免触动同盟根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纵容了日本国内的否认倾向、右翼势力的长足发展和新军国主义的复活。
4）两相对照：德国与日本在记忆路径上的分化
比较研究指出，西德在冷战中虽也是美国盟友，但纳粹罪行和大屠杀在国内教育、法律和纪念体系中被高度制度化地批判，这与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角色、以及美国在欧洲推动“以反法西斯为合法性基础”、遏制德国（和欧盟）发展的需要有关。
日本则被定位为“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关键棋子，美国对其战时的政治精英（即战犯）、战时体制与社会结构的清算非常有限，导致日本在国际记忆及其国内记忆中呈现出“既是二战的加害者，又被部分包装成受害者（原子弹、空袭）”的复杂形象，而远远弱化了对其对外暴行的持续追究。
5）对中国的长期敌视和妖魔化
更重要的一点是，美西方长期对中国的敌视和妖魔化使得日本被有意识地扶植和怂恿成为反华的最前沿基地。因此，我国关于日本侵略的叙事长期被嵌入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甚至“邪恶国家”的建构语境中，被经过洗脑的西方公众普遍解读为“国家宣传”和“红色宣传”，而非“普世人权的叙事”或检验“现代文明与人权”的“镜子”。
结语
战后80年，弹指一挥间。“日本二战罪行在国际舆论场被严重淡化”的现状，是由美西方主导的反苏、反共和反华的国际地缘政治的需要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造成的。这个现状如不能在3 到10年得到改变，对我实行既定的对日战略方针和整个太平洋安全战略都将产生较大的阻碍和干扰。如果能一方面继续弹性掌握和加大对日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准备力度、逐渐勒紧日本新军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一方面有理、有利和有节而系统性地重新建构国际性的叙事、渠道和伙伴网络，把日本侵害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罪恶历史升级为“全球反人类罪记忆”议题，不但能让将死的魔鬼在全世界面前现出其原本的狰狞面目，也标志着我国在掌控国际话语权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作者系海外侨领、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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