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信件文章、各级指示中，对国际传播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观点和论述构成了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毛泽东对国际传播的本质论、价值论、方法论进行了深入探索，回答了国际传播为什么、国际传播谁来做、国际传播怎么做等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之集大成，他重视党对国际传播的总体控制，善用国际舆论影响国内革命，坚定舆论斗争的自信信念，这些原则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传播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武库，影响深远。
伴随着国际传播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提升，对毛泽东新闻思想进行精细化研究阐释，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探索习近平关于国际传播系列重要论述的源头，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丰富中国国际传播的原创性理论。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推动、引领了面向海外华侨和国际公众的国际传播实践，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实践的基本范式。新中国成立前后，基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国际传播实践，毛泽东摸索形成了对国际传播的本质论、价值论、方法论的基本认识，回答了国际传播为什么、国际传播谁来做、国际传播怎么做等关键问题。当前，梳理毛泽东关于国际传播的原则和观点，挖掘其核心内容与价值意蕴，有助于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中国共产党全球传播实践。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迄今为止，毛泽东是参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最深入、最广泛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李普评价他是“革命导师，记者典范”；方汉奇评价“毛泽东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达六十余年，持续时间之长，是包括马恩列斯在内的，中外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难以企及的”。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提出，始于1983年毛泽东诞辰90周年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翌年，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分别在第3期、第6期、第9期刊发李普撰写的《从新闻改革谈新闻和宣传——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点体会》（上、中、下）三篇文章，针对当时新闻报道存在的报道面窄、说教味浓、真实性不足的问题，李普提出以毛泽东新闻思想指导新闻改革。1993年为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国内出现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的小高峰，在纪念毛泽东的一批新著中都论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与吴冷西的《忆毛主席》等。
季为民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见诸其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指示文件、讲话论著、报刊文章等，由一系列新闻理论、宣传理念和业务观念等构成。这一概念划定了国内学界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边界。就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内容来看，文选德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核心是政治家办报，除此之外还包括实事求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刘见初在《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一书中，从党的新闻事业性质、新闻工作的舆论导向作用、新闻工作讲政治、深入调查研究加强新闻真实性、新闻报道文风等五个方面梳理了毛泽东新闻思想。就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功能来看，郑保卫、王青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现着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地位、功能作用、使命任务、方针原则、策略方法、作风文风等的深刻认识和理论思考。朱清河等提出，毛泽东新闻思想是他对新闻工作党性原则、新闻工作作风与文风、党报的特点与功能等的一系列根本认识。
就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传播来看，孙伟从两个时段梳理了国际社会对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和道路模式的传播：新中国成立前，联共（布）充分肯定与积极推介井冈山斗争经验，《真理报》等媒体与埃德加·斯诺等记者积极传播中共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历史学者及国外《毛泽东传》的作者均高度评价井冈山斗争经验。此外，姜智芹、何明星、江蓝、李赛红等对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进行了国别区域研究。姜智芹认为，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在欧美和亚洲国家的传播促进了异域世界对“红色经典”的知识再生产；另一方面美国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赞赏与认同，消解了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宣传。
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与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核心，毛泽东形成了极为丰富和深刻的新闻思想，其中包含系统的国际传播思想。在改革开放前的党内文献中，“对外宣传”泛指对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新闻宣传活动，它是基于工作层面的概念，与对内新闻宣传相对应。改革开放前党内文献所指“对外宣传”，既包括对党外人士及国内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区域之外的新闻宣传活动，也包括对海外公众的新闻宣传活动。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新闻思想也涵盖了毛泽东的“对外宣传”思想。为了区别于对党外人士及党的政权区域之外的新闻宣传活动，本研究依据学术界认可的国际传播概念，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面向海外公众的宣传活动称为国际传播活动；将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信件文章、各级指示中阐述的关于国际传播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观点，称为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综观国内学界，专门研究毛泽东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的文献较少，已有文献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经验，缺乏对毛泽东国际传播理论与思想的整体性关照，如何云峰、徐光亚提出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国际传播的四个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内外有别、坚持灵活应变。黄正平、赵园园梳理了毛泽东对外宣传工作的经验，归纳为善于团结斗争、坚持实事求是、多元化传播、亲自去做。还有文献梳理了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如邹丽萍提出在对外宣传实践中，毛泽东提出的系列见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外宣传思想，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的来看，已有文献论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理论体系，重在分析阐发毛泽东关于国内新闻宣传的观点和思想以及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忽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真实语境，缺乏基于这一语境对国际传播内容特殊性与国际传播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没有从国际传播规律层面分析其价值，未能系统化梳理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体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传播重要性和特殊性凸显，本文聚焦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以毛泽东关于国际传播的指示文件、讲话论著、信件文章等为研究对象，探讨三个问题：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涉及哪些问题？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有什么特点？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有什么当代价值？旨在结合新时代国际传播基本规律，反观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意义。
二、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始终将国际传播置于国际关系视域下，把国际传播作为推动国际问题解决的重要武器，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体现于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之中。毛泽东提出的国际传播基本原则，是新中国国际传播活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基石，具体包括本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首先，国际传播本质论，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国际传播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曾阐释过这一问题，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出版一部记载长征的集体作品《长征记》，毛泽东亲自起草信函和电报，呼吁参加长征的同志将自己在长征中经历的战斗、看到的民情风俗和奇闻轶事写出来，“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做《论新阶段》的报告，阐明从长期战争与抗日出发，当前任务的第四条即“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在毛泽东看来，国际传播的目的就是扩大党（红军）的影响、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宣传工作视为“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明确了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混杂，未有明确的国际传播分工。1938年4月至5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国际宣传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专门性国际传播机构，国际宣传组的主要工作是为国际刊物撰稿，翻译出版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对外宣传小组，指导国际新闻社为香港和海外华文报刊提供宣传抗战的稿件。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实践正式迈入定期化、体系化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国际传播提出更高要求——让中国声音响彻国际舆论场并影响国际舆论场。1955年他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明确要求新华社增加驻外记者，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际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1965年，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的题词中说“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显示了毛泽东胸怀天下的情怀，在他看来中国的新闻传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其次，国际传播价值论，回答了谁来做国际传播，站在什么立场上做国际传播的问题，这关乎国际传播的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始终围绕着“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一原则展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外在的社会语境与自身地位发生变化：从战争时期进入和平年代，从在野党发展为执政党。毛泽东对国际传播实践的价值要求也在发展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实践活动以零星、不定期为主，延安时期毛泽东高规格接待斯诺等外国记者，旨在用国际传播影响国际公众，主动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以打破国民党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封锁，坚定独立自主立场，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际传播的政治性更加突出，毛泽东多次强调做好国际传播首先要有明确的党性意识、大局意识，通过影响国际舆论来辅助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
抓好国际传播工作，“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首先要从传播者队伍入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宣传队伍的体制机制、组织管理等，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在毛泽东看来，宣传队伍是否齐整，影响着党的原则、立场和政策能否有效传播。1929年古田会议时，毛泽东亲自撰写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在第四部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围绕红军宣传工作的总任务“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分析了当时红军宣传内容和技术上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他认为宣传队存在的问题是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此，宣传队被视为“闲杂人”“卖假膏药的”。为此，毛泽东提出首先要从“正名”入手改变轻视宣传工作及宣传队的观点，改变关于宣传队的这些“奇怪的称呼”；其次是改变宣传队成员，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人士参加红军宣传队、从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者担任宣传员。
没有优良的宣传队伍，何来好的宣传效果。毛泽东对宣传队的体制机构进行了详细规划，他提出“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毛泽东对红军宣传队组织构成的设计，实质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整体格局的一部分。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与报纸工作人员谈话，要求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加强对报纸工作人员的指导，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给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指示中，强调要帮助报纸工作人员增强党性意识，“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显示了毛泽东对宣传队伍思想纯洁性的重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十分关心新闻宣传人员培养，在与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反复要求提高宣传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并将其写入中央文件。1957年7月在他修改完成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十稿中，专门提道：“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与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强调：“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毛泽东多次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辩证法，“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毛泽东认为国际传播的主力军应该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这些媒体肩负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责任。在中苏关系出现嫌隙之前，他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争取国际舆论、影响国际舆论对中国保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1955年12月，他指出新华社的国际传播工作存在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问题，原因在于“新华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此，他要求新华社向世界各地派驻记者，主动发布自己的消息。1958年8月27日，毛泽东与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指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评论”。1965年9月15日毛泽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从面向世界传播中国消息出发，毛泽东对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出国际传播要求，高屋建瓴地确立了新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方向。
再次，国际传播的方法论，即做好国际传播既要有战略目标，更要有策略技巧。第一，毛泽东重视受众，强调不能事事“以我为主”，不能“强加于人”。群众路线在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中具体体现为关注国际受众，把国际传播与党的对外方针紧密结合。1968年5月16日，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请示报告，报告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毛泽东在“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并写下批语“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经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知》：“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活动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毛泽东多次提出在国际传播中不能“强加于人”，不要授人以柄，要注意国际受众的感受。1968年3月29日，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人民日报》发表该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文中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批示说：“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68年5月29日，他给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的批示再次强调“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第二，毛泽东强调国际传播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活的灵魂，从这里出发，毛泽东强调一方面要善于甄别帝国主义的“好话”和“恐吓”；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传播不要夸大，要善于学习善于借鉴有益的做法。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针对国际局势，他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毛泽东高度重视辩证地看待国际问题，在国际传播中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国际问题部分提道：“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待外宾的书房里，会见刚从西德回国的新华社驻德国记者王殊，了解联邦德国大选情况及是否与其建交事宜。毛泽东与王殊等人会谈长达3小时，为中德1972年建交定下总基调。以辩证的态度开展国际传播，有力地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第三，毛泽东善用国际传播策略，践行借嘴传播、亲身传播、内外有别等多元化策略。从1936至1970年，他先后五次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外国记者向世界发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借嘴说话打破了“九年来，他们（中共）一直遭受着铜墙铁壁般严密的新闻封锁”。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回答关于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的问题。1937年5月和8月毛泽东两次接受美国记者韦尔斯采访，回答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1937年10月毛泽东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首次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1938年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王公达等记者，阐释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1944年毛泽东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国观察组，接受外国记者采访，通过外国记者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战，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真实地传递给世界。
除了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还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多位外国记者建立了深厚友谊。尽管如此，他也深知内外有别。1949年1月26日，毛泽东针对华中某分区地委一位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一位外国记者带有侦查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一事，他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华东局、中原局淮海前线总前委发电报，明确宣传策略：各地对于那些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应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革命的或同情革命的记者，是否接谈，须请示上级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持对内自力更生、对外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巧妙运用国际传播为中国发展争取更大国际舆论空间，主动联合第三世界国家，积极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反共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经过30年披荆斩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
三、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的总体特点
毛泽东在指示文件、会议讲话、信件文章中，阐述了对国际传播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观点。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
（一）影响深远，强调党对国际传播的总体控制
党管国际传播是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的重要原则，具体体现在国际传播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坚持党性原则，这基于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巧妙运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但是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却发现“他对当前的世界政治局势了如指掌”。这一方面因为毛泽东一直通过无线电收听新闻广播、阅读可以收集到的各类报纸；另一方面在于毛泽东通读世界历史，对欧洲社会和政治状况也有着切实的了解。毛泽东向斯诺和其他外国记者询问各种国际问题，这些又弥补了他阅读之外的部分认知盲点。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阅读和思考，让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作出了正确的预言——停止内战，成立包括一切爱国力量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时，共产党终将夺取政权，抗日战争不过是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
193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的思想，即武装斗争与舆论斗争并重。他指出有了这个结合，“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党政军各方面日益重视“研究敌人的宣传鼓动”，对日军的宣传战逐步加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中央宣传部多次发布训令、指示，就对日宣传的策略方式、宣传内容提出要求，如《关于日伪军工作的训令》（1939年）、《关于对敌军宣传工作的指示》（1941年）、《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1941年）、《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1941年）。1941年5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要求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一切对外宣传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各地方报纸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毛泽东指示下，1949年10月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要求外国记者发布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均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统一办理。这一办法以政策形式，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际传播管理机构的性质和职能。1955年，党中央落实毛泽东对新华社的要求，批转中宣部关于向国外供应稿件工作的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强调党中央对国际传播工作的领导，并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积极配合外交工作和国际斗争。
（二）直面现实，善用国际舆论影响国内革命
在国民党封锁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艰难时期，毛泽东选择了“迂回作战”策略，借用外国记者之笔，向中国公众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声音，努力争取“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20世纪20至30年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能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更有神秘感，没有比红色中国的传闻更让人困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遭到严密的新闻封锁，在国民党多年的宣传中，红军是“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斯诺在其记者生涯自述《复始之旅》中，回忆了1936年访问延安时的情况，在该书第二篇“煽火”中，斯诺认为当时毛泽东长时间接受他的采访，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与他交谈，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通过斯诺，“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毛泽东借国际舆论以影响国内斗争，开辟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公共外交塑造党的形象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要求新华社加强国际传播，向世界各地派驻记者，积极传播中国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确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建党早期中国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制约，抗战时期中国又受到美国的援助与制约。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期就认识到党的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放在提高自己力量这个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1954年10月19日在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谈话中、1954年12月1日与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1955年10月15日与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中，以及多次接见外宾时，毛泽东都谈到独立自主、各国事情自己管的原则，他始终将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中国国家建设结合起来——对外要独立自主、对内要自力更生。毛泽东对外宾所言，既是对美苏霸权主义者的批判，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也是借国际舆论向中国人民呼吁，只有自强，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明确方向，坚定舆论斗争的自信信念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弱战强、以弱胜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贫到强。在这一过程中，他非常重视鼓舞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惧强敌、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针对国民党人邓宝珊所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回应“他说对了”。这种斗争精神鼓舞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战胜了朝鲜战争中的美帝国主义。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重围和大国围困的外交困难局面，毛泽东仍然满怀信心。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讲道：“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毛泽东“自信击水三千里”的豪迈，是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石。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毛泽东充分体现了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智慧，在战略上坚定革命信念，敢于舆论斗争；在战术上重视国际传播策略，善于舆论斗争。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仅仅时隔3年，毛泽东关于战争结果的判断就变成现实。1954年，美国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围堵中国。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表达了他对危地马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信心，并谈论了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美国就是个纸老虎”这一论断被正式提出，再次增强了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的必胜信心，坚定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
四、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的当代价值
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在海外开展了面向国际公众的信息传播活动；延安时期，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逐步形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逐步体系化。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之集大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传播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武库。
（一）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光荣传统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创立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重要原则，在当前全球传播处于“万众皆媒”格局中，吸纳全民参与国际传播、做好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当前数字技术的普及赋予普通个体发声的机会，个体与机构媒体共同成为全球传播的主体。面对中西舆论斗争此起彼伏的现状，吸纳全民参与、共同传播，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传播效果。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基本原则，要让中国公众充分认识到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一致性，吸引更多“李子柒”式民众积极主动地在数字浪潮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介绍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立足点
毛泽东“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的国际传播立场，为我们开展国际传播提供了基本立足点。“以我为主”，强调的是国际传播的立场与方向；“洋为中用”，强调的是国际传播的方法与策略。毛泽东巧妙运用国际舆论推动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国际局势的变化引导中国革命前进，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与国际社会的关注融于一体，既把党的主张传向海外，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信心。国际传播作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建党初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党的主张和奋斗目标的重要方式。
（三）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国际舆论斗争的基本思路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西方为维护其霸权地位，不断遏制、打压中国，对中国发动科技战、贸易战、舆论战，矮化、丑化中国形象。国际舆论斗争的本质是全球秩序失衡，是既有的主导性价值观遭遇挑战，因此它也是全球新秩序形成的风向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舆论斗争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针对美苏帝国主义的舆论斗争经验，总结而言，主要是两条：一是坚定自信，二是独立自主。这两条经验为今天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西方的舆论斗争提供了基本思路，面对美西方霸权主义，退让没有出路，必须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方能突破美西方舆论围困，为中国发展构建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为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资源。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我们依据时代环境和媒体生态变化，不断调整国际传播的目标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目的是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是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社交媒体为主渠道的全球传播格局已然形成。与此同时，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大国，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通过积极建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地为世界提供新思想，提供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新的国际格局与传播生态的判断，多次强调我们是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并就国际传播提出了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从“讲好中国故事”到“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与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一脉相承，实质上是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与当前国际形势的有机结合与创新发展。当下，深入总结挖掘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既是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原创性理论，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作者系高金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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