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卷岂止是学界
四年前，学术界的内卷引起了我的担忧。
2020年10月16日，我在四川省经济学年会的发言中，对学术界的内卷提出了不合时宜的看法（赵磊：《“内卷化”的经济学，穷途末路的经济学》，载《乌有之乡》2022年10月19日）：
——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相对于有限的学术刋物和学术资源，越来越多的江河湖海的学者，越来越多的教授和博士，越来越多的突贡和学术带头人，几乎百分之百的力量都在炮制这样的题目：“大米饭是大米做的饭”。这岂不是经济学百年未有之悲哀么？
我的看法虽然不合时宜，却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背景：最讲效率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内卷成“说废话”的学术典范。
比如某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近朱者赤：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作者的研究结论是，为了确保自家儿女将来有出息，当家长的必须择邻而居。
这不就是“正确的废话”么？
废话也不是不能研究。科学嘛，就是要追问“是什么”和“为什么”。我并不反对学界研究那些很微观、很狭小、很琐碎，甚至很奇葩的问题。问题是，当下的学术研究，难道就只有废话值得重复么？
于是我作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预测：内卷化的某某学，是穷途末路的某某学。
可悲的是，几年过去了，学界的内卷不仅没有缓和迹象，反而愈演愈烈。
更可悲的是，内卷不仅在学界蔓延开来，而且在全社会已呈燎原之势，无一能够幸免——连幼儿园的花朵都幸免不了。
终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
二、何谓“内卷式竞争”？
内卷式竞争，就是无效竞争、内耗竞争、没事找抽的竞争。
内卷式竞争，要害在于“内卷”。有一篇文章曾经这样描述内卷：
（1）无意义的精益求精。比如，在大会厅里，几千个茶杯，横看竖看侧看皆成行，蔚为壮观、令人惊叹。那是多少人花费多少时间，用绳子一点一点校量出来的。
（2）低水平的复杂。比如微雕，今天你能在鼻烟壶上写首诗，明天我就要在核桃壳上刻一艘船，后天他就能在头发丝上写一篇文章，结果大家都得拿放大镜看，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复杂是复杂，花费了大量时间、耗尽了意志力，但没有创造性。
（3）向内演化的雕虫小技。比如中国高考受到大纲限制，题目如果超纲就对不起边远地区的考生，可是又要把人淘汰掉，那就只能向大纲之“内”发展，结果题目出得离奇古怪，比如黄花岗起义第一枪、第二枪、第三枪都是谁打的？
（4）社会固化型态中的一点花样。比如正月里不能剃头，开业动土须择良辰吉日，由于缺乏真正的创新，于是一天到晚就只能在没事找事的日子中，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归纳一下，内卷所追求的精细、复杂和讲究，并不等于先进，更不等于高质量发展。可悲的是，内卷绑架了发展。于是，形式主义被内卷推到了新的高度，人们的心智和年华在不断的内耗中，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却依然前赴后继、乐此不疲。
三、谁在怀念“铁饭碗”？
如果内卷仅仅是某些人的爱好，倒也无妨。不就是有点轴嘛，不就是喜欢作嘛，喜欢作就让他（她）作去吧。
但是，就连“乐此不疲”的人，现在也受不了了。为何受不了？因为内卷已经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生存常态！
所谓“生存常态”，意思是：不内卷就无以生存，不内卷就神经不正常。
既然内卷才是正常的，那么又为啥“受不了”呢？
俗话说：“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一说到内卷，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中小学生做不完的家庭作业，博士毕业必须发表N个C刊，高校教师“非升即走”，35岁就失去了就业资格，抖音直播互相摆烂，外卖骑手横冲直撞……
如果内卷仅仅是某些人的“不作不死”，那也就罢了。问题是，愈演愈烈的全方位内卷正在剥夺年轻人的工作权利甚至生存权利。
为什么会有“996、007、过劳死”，以至于最后干脆躺平摆烂？对此我曾经概括出两种就业逻辑：
——社会主义就业逻辑，是“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资本主义就业逻辑，是“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赵磊：《论“共同富裕”的三个基本问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我之所以不合时宜地概括出两种性质不同的就业逻辑，不过是在陈述客观事实，至于价值判断，另说。
有绅士斥责我不懂经济学，说还在怀念“铁饭碗”，必是余孽。
怀念“铁饭碗”是否必是余孽？这犯不着跟绅士较真儿。问题是，怀念“铁饭碗”的生力军其实并非余孽，而恰恰是世界的未来——当代青椒。
风烛残年的余孽靠退休金度日，怀不怀念无关紧要。可是，为啥当代青年却非要千军万马去抢“铁饭碗”呢？
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人性”。既然如此，那么请绅士们睁眼看看一浪高过一浪的“考公”大潮吧！
啥叫“人性”？盼望着能端上“铁饭碗”，这就是当代青年人的人性！
马经跟西经为什么尿不到一个壶里？因为西经眼里只有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却看不懂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更看不懂早就被马克思扒掉了外衣的“经济人”的真面目——“社会关系中的人”。
四、不加班行不？
最近读到一篇奇文：《啥时候不加班了，啥时候就好找工作了》（载《乌有之乡》2024年12月5日）。作者算了一笔账：
——截至去年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为8.45亿，就业人口是7.4亿，中间1亿人实际就是无业，实则还远不止这数。在7.4亿人中，保守估计约2亿人是灵活就业（这里头水分最大），或者说是不充分就业人口。
——我们再加个维度“劳动时长”；截至去年我们每周工作时长约为每周49小时，超出法定工时约23%，且这还是被2亿灵活就业给拉低了数据。大伙上班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上班时间都是10-12小时，还不带来往通勤。
——如果把每1个原本10-12小时工作岗位全严控到8小时，那么会自然产生出1个0.5个8小时制岗位。换句话说，如果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就算现在没有增量岗位，就用现在已有3.72亿岗位会释放1亿以上岗位需求。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现在找工作艰难，相当部分原因就是加班所害。啥时候不加班了，啥时候就好找工作了。”
作者算的这笔账很有说服力，至少是说服了我。所以我说这是一篇“奇文”。
经济学特别喜欢算账。但很遗憾，我却没看到经济学界有人能像上面作者那样，去认真琢磨一下老百姓的“加班账”和“就业账”。
不认真琢磨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经济学的饱学之士还不停地叨叨：“没有内卷压力，就没有发展动力”——就差点没喊“内卷万岁”了。
还记得企业当年盛行的“末尾淘汰制”吗？高校的“非升即走”就是它的衍生品。我好奇的是，十年、二十年后，谁来接替“非升即走”的下一棒？
先别说隔壁老王家的市场经济如何如何，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能对996说NO，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凭啥就不能够呢？
尤其是在35岁就失去应聘资格的当下，延迟退休是否应当暂缓或进一步优化？——这个问题我将另文讨论。
即便这些都是治标之策，也比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强。
五、AI呼唤新质生产关系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初级阶段，“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确实有着激励竞争的澎湃动力。
然而，当生产力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的新阶段，还抱着““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的就业逻辑不放，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这不就是传说中的“no zuo no dia”么？
前不久，杨振宁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警告：
——“现在的无人飞机、 无人汽车驾驶、无人商店、无人酒店、无人银行，这些无人化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无人机器的劳动成果如何去分配，不能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如果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可能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杨振宁：我无比担心无人机器的劳动成果将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载《昆仑策研究院》2024年12月29日）
怎么办？把人工智能废了，退回去继续使用人力吗？
生产力开历史倒车不是出路，生产关系两极分化更是死路。
马克思告诉我们的出路是：既要发展人工智能，也要发展适应人工智能的新质生产关系。
如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会不断减少人力的投入，那么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培育新质生产关系就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始终认为，只有把“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的就业逻辑，逐步转变为“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的就业逻辑，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内卷式竞争。所以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关系的培育和发展。
我坚信，新质生产关系是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逼出来的。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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