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树声大将的几个平凡故事谈起
陈先义
著名战将王树声，全国解放不久就住进了阜外大街34号的军械部营院，整编后军械部营院变成了《解放军报》新址，王大将的宿舍依然未动。于是报社的干部们便与大将毗邻而居。几十年来，关于将军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中原突围、征战豫西的许多故事，成为报社员工花园散步的谈资。不过，大家对这个“大将邻居”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一些平凡小事，正是这些平凡小事，人们从这位前辈身上看到了开国元勋的品德风范。
一件往事，常被人们更多提及，那便是将军用车的故事。报社老人都知道，王树声有个严格的规定，专车是组织按规定配给他因公使用的，任何私事都不能使用专车，即使是他的夫人杨炬也不得例外。王树声的夫人杨炬也是延安过来的老红军，解放后她曾在304医院做领导工作，按照当时的规矩她不够配专车的级别，因此出入上班，历来都是挤公交。有一次因为雪天路滑堵车，耽误了上班，同事看她急急慌慌的赶来上班，便说，王大将在军事科学院上班，专车就路过咱医院门口，为何就不能搭他的便车呢?反正位置不也是空着嘛!杨炬笑了笑，认真地回答说，那是王树声定的家规，家里任何人乘坐专车都视为违规，他绝不允许，执行国家规定，他要求家人必须从细微处做起，揩公家油，追求个人享受，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
据说有一次王大将不慎将腿摔骨折了，需要在家疗养，为能尽快痊愈，杨炬要司机上街买只鸡给将军滋补身体。王大将因公摔坏了腿，这不能算是公车私用吧!没想到，车要开了，王树声高声喊停，他要警卫员去驾驶室抄下出发的公里表，司机买鸡回来，他又让警卫员查看跑了多少公里，然后如数上交了车费。在他看来，上街买鸡补身子属于个人私事，私事用了公车，按价付费理所当然。管财务的同志看到王大将送来的车费，表示为难，说首长买鸡用了一次车缴费，财务压根儿就没有这个立项，他听后当即发了火，说：规矩制度是人定的，没有立项就从他这次开始立项，私事用了公车就要缴费。
其实，对王树声大将来说，何止用车是这样，他两袖清风做官，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共产党人的品德高尚，不但看大是大非面前的原则立场，更要看日常小事，小事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特别是有了权、有了大权以后。新中国成立不久，有些家乡沾亲带故的亲朋好友求王树声帮忙，想在城市找个工作或弄个一官半职。王树声果断拒绝，对亲戚们说：“我的职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是用来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丝毫营私的权利。你们有困难，应该依靠当地政府解决，依靠自己努力生产。”正是因此，他的亲侄女和侄儿们一直在家务农，始终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一度处于困难时期，物资供应比较紧张，许多生活必需品和日常用品短缺，粮、油、布等按人口凭票供应。王树声要求家人，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定，供应什么，吃什么;供应多少，买多少，不能搞半点特殊。
后来，他官居国防部副部长时，多次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宾。每次外宾赠送他的礼品，他都悉数交公。有一次，警卫员把外宾赠送他的礼品放到了王树声车里，王树声看到后，立即让其送给了有关部门。他说：“我这个副部长，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宾打交道，所送礼品自然属于国家，我个人怎能享用本属于国家的东西呢?公私能否分明，就像一面镜子，看得见一个领导人的品德!”
1972年底，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要结婚了。家里除了为新人安排一间房子、一张床和二床新棉被，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王鲁光把放在室外的一个石头茶几搬到自己的小屋，找来一快桌布蒙上，又找来两把破椅子放在两边。王树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心想，高级干部子女虽不能摆阔气，但普通百姓结婚也不至于这样寒酸啊。于是，他自作主张和鲁光商量，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说定等婚后用完就归还。下班时，警卫员便将这几件家具放到了王树声红旗轿车的后备箱里，准备带回。王树声看到后，勃然动怒：“你这是干什么?”警卫员忙说借给鲁光结婚用用，王树声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公家的东西?记住，今后凡是公家的东西，一丝一毫也动不得!”警卫员只好乖乖地将东西送了回去。
王树声大将的这些故事，今天看来都是小事，但在我们报社的花园里，在漫步的人群中，却一代又一代流传着，人们叙说着大将的往日故事，也由衷地表达着对老一代革命家的景仰，这其中又何曾不包括对今天某些现象的对比性思考呢?
有一句常被人们挂在口头的话，叫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王树声大将的这些平凡故事在军报大院能长久流传，不仅包含了人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怀念，更包含了对由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优良作风的务必珍惜和深情回望。如今，王大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3年了，军报的干部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他的故事依然在一代又一代的军报人中间持续传颂着。我想，这便是后人给一位前辈的最深的思念，这是真正的立在后人心中的“口碑”。
我曾把写在这篇文章中的故事，讲给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老人听。这位八十余高龄的党史专家听后沉吟片刻，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候，何止一个王树声，那是整个一代共产党人的作风啊。接着，类似的故事逄老一口气给我讲了十几个。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一件事。他说，那时候，为免得子女特殊化，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曾作为李银桥的女儿在中学读书，一天学校通知李银桥，他的女儿在学校发高烧，很危险，必须尽快接回。李银桥情急之下便用公车把李讷接回了中南海。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怒斥李银桥违纪，要他必须写出检查来。逢老说，有这样的领袖率先垂范，便有大批的党的干部争相学习效仿，这便成了一代共产党人应有的个人品德，推而广之，也便就成了共产党的党风。
同样在我们这个大院，也还有一个后来担任高层职务的领导者，他也给报社员工留下了“口碑”，不过与王大将截然不同的是，这个“口碑”上的文字是军报人对他愤怒的谴责和鞭挞。这个人便是徐才厚。徐才厚曾经担任过军报社长，关于他营私舞弊、卖官鬻爵，关于他受礼成习、贪欲成癖的许多往事，给一座被称为喉舌的大院留下了永久的创痛和记忆。他和王树声大将同出一个院，两种“口碑”，黑白分明，优劣可辩。两种“口碑”又如同警钟，惊醒和警示着每一个后来者，要学习王大将那样的品德和风范。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红色文化网，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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