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实践必然要遵循一定的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人民幸福为最高价值目标，以劳动人民的力量为最重要的价值手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最重要的价值保障；西方现代化坚持资本至上的价值理念，以资本利润为最高价值目标，视资本为最重要的价值手段，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最重要的价值保障。坚持资本至上价值理念的西方现代化造成了经济危机频发、贫富严重分化、人性深度异化、阶级极度对立、世界动荡不安、人民生活痛苦的现代化陷阱。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价值理念上的不同是造成西方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与实际影响根本不同的重要原因。
人民至上与资本至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价值理念探析
贺汉魂 赖明珠
现代化实践必然要遵循一定的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习近平曾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①。相反，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我们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价值理念上的根本不同。至上，意思是位置最高，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习近平指出：“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身居多高的职位，都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④在价值哲学中，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其中作为目的来追求的对象叫做价值目标，此对象具有目的性价值；作为手段来追求的对象叫做价值手段，此对象具有手段性(工具性)价值。所以，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价值系列中人民处于最高位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人民在目的性价值系列中的位置最高，是最高价值目标，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⑤，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二是指人民在工具性价值系列中的位置最高，是最大依靠力量，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⑥，做到一切依靠人民。据此分析，可以认为资本至上价值理念就是以资本为最高价值目标，视资本实力为最大依靠力量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中，就是要求一切为了资本、一切依靠资本。人是社会的人，价值的实现，社会制度是保障，社会基本制度是根本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本身是手段性价值，基本制度在这种手段性价值系列中位置最高，也是一种至上价值，即最根本的价值保障。由此可见，从价值理念来看，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何为现代化的最高价值目标、最大价值手段及现代化最重要价值保障是什么？对应此内容的逻辑构成，本文先从总体上揭示人民至上与资本至上分别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遵循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理念，然后从价值目标、价值手段、价值保障3个方面具体研究在这两种价值理念引领下两种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特征的不同。
一、人民至上与资本至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理念根本不同
现今人们所指的现代化起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现代社会的资本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首先大规模出现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资本增殖的诉求是推动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⑦。资本家是以雇佣的方式占有、支配工人的劳动的，前提是消灭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劳动者获得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因此，资本从两大维度开启、推动西方现代化进程：一是斩断封建羁绊，使劳动人民获得人身自由；二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不仅在西方国家推动现代化，还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⑧，结束了人类社会“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⑨，将整个人类拖进西方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⑩。
但是在资本主导的西方现代化中，利润最大化是最高价值目标。对资本家而言，工人的基本价值是增殖资本利润的工具性价值，因而“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⑪。资产阶级往往会宣扬“人是目的”(这是西方伦理学家康德针对封建社会“神是目的”提出的伦理学命题)，这说明在资产阶级看来，只要打倒“神是目的”就等于实现了“人是目的”。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开启现代化时，劳动人民是在“羊吃人”的运动中变得一无所有的，才不得不成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成为雇佣工人后，更是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19世纪开始，在无产阶级激烈斗争下，西方国家实行了一些劳动保护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国家实行了福利制度，个别国家被美化为福利国家。一些人据此认为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推进，劳动人民越来越成为“目的”了。这样的看法忽视了在资产阶级拒绝与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情况下，福利政策已成为西方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已成为资产阶级保障资本利润的最佳方式。为了提高利润率，一方面，资本家更倾向于投资利润率更高的高科技和金融业，这也是最能减少与劳工阶级打交道的产业；另一方面，资本家还会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技术改造，这也会导致雇佣工人的数量减少。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形式包括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这也是考察现代化的两个重要维度。一般来说，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大多比高科技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利润低，而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结果就是物质资料再生产部门的数量减少和规模快速缩小，这使得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过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大多缺乏生育下一代的经济能力。这反过来使得西方资产阶级即便想扩大物质资料再生产规模，特别是想实现“再工业化”，也只能因为力不从心而作罢。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物质资料生产规模越来越小和人口规模越来越小便成为西方现代化不可逆转的趋势。
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更是对外残酷掠夺、剥削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愈益高涨，西方资产阶级凭借经济、科技优势，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对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维持了虽然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减少但少数资产阶级的财富却快速增加的现代化模式。如果说在西方国家国内，资产阶级考虑到阶级矛盾的不断升级和政治选票等因素，他们在剥削本国劳动人民时多少有所顾忌的话，那么，西方资产阶级对外掠夺则是毫无情面可言，甚至是毫无人性可言。这充分说明，如果不把“人是目的”落实为人民是目的，落实为劳动人民是目的，其政策效力必然是有局限性的，其理论必然是虚伪而充满欺骗性的。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⑫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形式，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⑬，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⑭；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⑮。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⑯敬人者，人必敬之；爱人者，人必爱之。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不把人民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而是全心全意服务的对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⑰。
西方现代化是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化，他们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⑱。西方现代化是为少数资产阶级谋利益的现代化，不可能促进人民共同富裕。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资产阶级需要劳动人民提升某些方面的能力，由此造成了劳动者的片面发展。为了保障既得利益，资产阶级需要强化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及政府的执行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人民幸福而非资本的价值增殖为最高价值目标，以现代化成果人民共享、促进人民共富、增进人民共福为判断标准。一切妨碍实现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利润追求必然会受到坚决打击。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是资本支配人民而是人民支配资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不是资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生动实践才是生机所在、活力之源和成功之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重要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⑲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打破了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关系，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规范、引导着资本健康发展，保障了人民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保障。
二、人民幸福至上与资本利润至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根本不同
当把价值分为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时，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重要内涵指人民在目的性价值系列中的位置最高，是最高价值目标，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人的需要丰富而具体，最根本的需要是幸福，马克思指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⑳。所以，人民至上就价值目标而言，就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最高目标。实现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就应以人民幸福为最高价值目标。
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以利润而不是以人民幸福为最高价值目标的现代化，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其一，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资产阶级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是残酷掠夺工人阶级生命时间、强迫工人阶级付出生命力的过程。对资产阶级而言，满足人民的需要只是增殖利润的手段，因此人民真正需要的，资产阶级往往不会组织生产，人民并不真正需要的，资产阶级反而会先努力制造需要，再积极组织生产。在西方现代化推进中，科技发展导致人的能力与物的能力倒置，“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㉑，人的社会关系甚至家庭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㉒。其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得到的是劳动力工资，资本家依据资本的实力大小分割利润。虽然少数技术水平高的工人可以得到高工资，但技术发展带来的高额垄断利润完全由资本家占有。虽然一些资本家因为破产沦落为无产阶级，但这只会使生产与资本进一步集中。所以，资本主义国家越是实现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程度就越严重。其三，资本在运动中增殖，流通领域比生产领域更容易实现价值增殖，控制金融更利于免费享用他国的产品与劳务，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后果是物质生产越来越减少。总之，西方现代化既不会持续给人类创造物质财富，更不会实行人民共享、促进人民共富、增进人民共福。
西方现代化之弊的集中表现是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面对危机的基本对策是：“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㉓消灭生产力，一方面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再生产；另一方面意味着减少就业，最终导致人口减少，这从根本上减少了生产力与消费力。夺取新市场就是进行新的掠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的基本方式：一是清除“过剩”人口，重新获取资本运动的空间；二是刺激人民过度消费。所以，“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㉔。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却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顺其自然、无所作为就是最好的作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明确提出战争、瘟疫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好办法(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在践行这一主张)。为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资产阶级尽力将自然资源资本化，造成了西方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为了享受国内良好的生态环境，他们将污染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居心叵测地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自然环境，向发展中国家强收碳交易税(此时，他们既不提现今全球气候变暖的局面完全是西方国家几百年碳排放造成的，更不提既然讲平等，那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就应该一样多)。当发展中国家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低碳产品，如光伏产品，高调要环保、绿色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却集体进行打压。
事实不断证明，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价值目标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不是既定逻辑，更不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人间正道，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们却自觉、不自觉地想在本国实验西方现代化模式。在我国，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精英”们进行了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尝试，实质都是以“西天”之经谋中国之现代化，结果非但没有走出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反而使中国人民离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目标愈行愈远。出现此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既在于西方国家绝不允许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真正实现现代化，也在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根本不适应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现实国情和历史传统。而那些向往西方现代化的中国人及其支持者虽然其中一些人也不缺爱国之心、不乏强国之志，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私心太重，例如洋务派想通过办洋务来维持封建统治，维新派想在维持封建社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给中国社会加入资本主义新元素，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开拓增长其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㉕，他们的理论得不到劳动人民的认可，他们的行动得不到劳动人民的支持，他们的现代化实验岂能不败。与这些政治力量不同，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㉖。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与人的本质完整、丰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㉗。习近平指出：“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终极目标。”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㉚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看到了仅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引导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破除对西方现代化的迷思。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式现代化百般诋毁，对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深仇大恨，想方设法阻止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原因。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增进人民幸福的根本基础。西方现代化是牺牲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实现少数西方国家的少数资产阶级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㉜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㉝。
中国是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说明中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还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多的人口实现了共同富裕，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所以，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为促进世界人民共同富裕作出巨大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个别新兴国家通过工业化成为所谓的现代化国家(主要是提高了经济收入)，但这些国家的体量太小，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他们只是在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发点小财而已，并不足以证明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促进全人类共同富裕。而西方国家允许他们富起来的重要原因除了转移过剩产能外，还在于以此忽悠广大发展中国家效法西方现代化模式。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㉞，这从根本上冲击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瓦解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领着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实行共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三、人民能力至上与资本实力至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手段根本不同
价值分为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还指人民在手段性价值系列中的位置最高，是最大依靠力量，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现代化主要是劳动人民推动的现代化，劳动人民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依靠力量。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在资产阶级眼中，资本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依靠力量，劳动人民只是资产阶级配置的人力资源。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雇工少、利润高的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业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打产业，劳动力的作用更加隐匿于生产之后，这使得资本是推动现代化的最大力量的观点更加凸显。资本的实质是集合的劳动，资产阶级之所以极力否定劳动人民在实现现代化中的决定性力量，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权力是掠夺来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依靠力量。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理应在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民以何种态度对待自然环境、以何种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民的生产力，造成自然资源有限的根本原因是人民的力量有限，因而过多使用某些资源。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人民为最大依靠力量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指出：“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㊱。人民中，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是最大依靠力量就是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为最大依靠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中，劳动人民是最核心的构成。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民这一概念内涵上包括民营企业家等新的劳动阶层，突出了劳动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一般采用“全体人民”这一表述，但同时强调要“坚定‘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㊳。共产党能够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力量，是因为共产党没有任何不同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与人民血脉相通、力量相融。而中国其他政治力量由于与封建势力、西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思想上崇拜西方现代化理论，行动上依靠国内所谓的精英分子、军阀势力，还幻想得到西方力量的支持，因而不愿、不敢发动劳动人民、依靠劳动人民。他们领导的革命永远只能是“尚未成功”，他们领导的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败涂地。
党的二十大指出：“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这也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是当今世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精神内核完全不同。即便不言物质利益关系，单就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而论，西方资产阶级也会日思夜想着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走不通。回到现实更可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何其艰难：开启现代化时，中国人民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成立新中国后，中国人民要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实行改革开放后，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往中，中国人民饱受欺骗与欺压；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要强起来，更是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乎疯狂的打压。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唯有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激发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其二，中国的人口规模巨大，“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㊶。中国人民不能奢望别国人民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何况即使有心，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具备这个实力。中国人民唯有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㊷，“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㊸。但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消耗较多资源，中国人民不能效法西方国家掠夺别国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㊹，中国人民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科技，保护好环境。
其三，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是老祖宗留给现代中国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财富。人多力量大：一方面，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人口，拥有世界上最公平的教育体系，保障了新兴产业、高科技发展的人才供给，同时又可保留较多数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力资源来开发本国的资源，建立独立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实施全面消除贫困的政策，保障了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增加收入，形成了强大的内需，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消费力建设好国内统一大市场。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㊺。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构建的“中心—外围”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启发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实行独立自主、摆脱依附西方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现了重要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和集中使用，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了社会积累真正被用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和长远需要，确保了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经过全体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初步奠定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现代化工业部门，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避免了西方国家主导中国发展，阻止了西方国家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造成重大破坏。
四、价值理念落实为基本制度：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保障根本不同
就价值实现而言，制度本身是手段性价值，基本制度在这种手段性价值系列中的位置最高，是最根本的价值保障。实现现代化，不同的国家制度是最重要的价值保障，同时，社会制度必然贯通着一定的价值理念。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理念，资本至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理念，在现代化的价值保障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对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这不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反，“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㊻。
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保障。财产分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是劳动人民通过劳动生产而成的，它们自然应归劳动人民所有。劳动多是集体性的活动，集体生产而成的生产资料本就应归劳动者集体所有，把它们分予私人所有将妨碍生产资料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多数生产资料应归创造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土地等自然资源是财富之母，马克思提出：“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㊼人们使用生产资料后才能生产生活资料，所以，人们在创造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方面的贡献成为分配生活资料的主要依据。土地等自然资源应归全体人民所有，全体人民可以据此分得一些生活资料。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要重建个人所有制，前提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㊽。其中联合生产的生产资料因为要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㊾，生活资料只有分予联合体成员，他们才能共同享用之，所以，“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㊿。生产资料是进行生产的根本前提，占有生产资料等于控制了财富之源，资产阶级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剥削阶级，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掠夺、剥削而来的。马克思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51)，而不是反对人民拥有私有财产，“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52)。资产阶级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要从道德和法律上洗白其私有财产的罪恶来源，并保障随着现代化发展，他们的私有财产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优质。
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多党选举制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保障。西方国家多党选举制的理念依据是所谓的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生下来便具有天赋的、不可转让的私人权力(即“个人自由”)和后天可以转让的经济、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选举中，选票相当于是权利转让的契约书，通过选举，人民把经济、社会权利转让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既然转让了，这部分权力自然就不再属于人民，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实际是资产阶级以选举之名剥夺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的制度。西方国家投票率一般只是60%左右，这意味着候选人只要获得全体选民中的30%以上的票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人民已经转让了权力。这30%的选民包括资产阶级本人和他们的“自己人”，剩下的人不少是可以收买、忽悠和压制的。实行这样的选举制保障了不管社会是否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权力永远不会旁落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假民主、真专制。习近平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53)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吹嘘多党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真正意图在于误导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民主政治，借机操纵这些国家的选举，扶持自己的意中人，从而以最小成本控制发展中国家按他们的“旨意”来实现现代化或者拒绝现代化。西方资产阶级总是强调现代之治的重要表现是“小政府”“无为政府”。其实，这主要不是因为资产阶级要节约社会成本(资产阶级在选举以及对付本国无产阶级、干涉他国内政方面从不吝啬活动经费)，而是因为政府是资产阶级豢养的家仆，精打细算的资产阶级要求政府花小钱办大事。而所谓“无为政府”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在维护劳动人民利益时要无所作为，不要妨碍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那是因为垄断资本集团大体上形成了力量均衡，不管如何权力分立，权力还是牢牢控制在资产阶级政治世家与世袭的金融寡头手中。这样的三权分立其实与封建帝王为确保官僚队伍为其所用，允许甚至是有意促成朋党之争实质上并无差异。
在西方国家，资本支配人民；在中国，人民至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人民支配着资本。马克思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4)。新中国成立时，为了推翻西方殖民资本和国内官僚资本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与剥削，必须集中有限资源建设现代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实行了马克思这一理论。政治、经济上站起来后，为实现中国人民富起来、中华民族强起来的现代化目标，中国适时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需要资本发挥聚集生产要素的作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的资本结构就是公有资本为主体、多种所有制资本共同发展。这样的资本结构保证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指导作用，有利于我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也为我国民族资本做大、做强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时确保了私有资本所有者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中国也不会因此“分裂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55)，而且“社会主义制度节制资本无序扩张，严禁资本享有控制社会的权力，迫使资本止恶扬善”(56)。在分配制度上，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这样的分配制度有效协调了各个阶层之间的内部矛盾，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中国，权力来自人民，权力为人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实践的重要理念是共享理念，要求全体人民共享一切发展成果。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等有效避免了财富占有权演变为社会支配权，在制度上保障了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并完善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洋务派企图学西技以存中国，维新派企图以维新救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企图在中国建立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的行动均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做出的现代化建设是“被动的、盲目的，不属于中国式现代化范畴”(57)。直到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才取得真正成功，中国人民才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领导力，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理念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主要通过政府的管理职能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政府必须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无为政府。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统一的国情决定了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和统领经济社会生活发展，推动现代化进程。在古代，中华民族长期立于世界舞台中央，引领世界文明发展，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国家整体优势密切相关。在近代，国家的作用不断被削弱，地方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乱象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了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之所以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强有力的组织者、领导者。一些迷信西方现代化的人总是强调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小政府”“大市场”。如果说小政府意指政府人员不要太多以免人浮于事，事不要管得太多以免力不从心，此言自然在理，但这些人所谓的“小政府”实际指的是政府不懂经济，指导经济发展的功能要弱化，这就是大谬了。因为在宏观经济，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现代化的指导与管理方面，显然只有政府才有资格且更有能力。政府要有效履行这一职责，权力岂能太小以至于成为一种摆设。实际上，政府权力的关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权为谁所用、利为谁而谋。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钱多便可以买到一切，政府权力增大就是和他们争权夺利，他们自然不喜欢。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阻止富豪们手眼通天、为所欲为，为了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民安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政府的权力必须强且实，而不能弱且虚。
参考文献：
[1] 吴文新、江永杰：《以世界历史眼光审视我国资本的生成、变迁与发展》，《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2] 程恩富、贾龙：《民本文化的历史嬗变与当代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3] 鲁品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实在在的真民主——人民民主理念的实现形式、实现条件和实践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
[4] 彭无瑕、彭柏林：《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意蕴》，《云梦学刊》2023年第1期。
[5] 周杰、牟高慧：《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海派经济学》2022年第1期。
注释：
①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页。
②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③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 月22日。
④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10期。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64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64页。
⑦吴文新、江永杰：《以世界历史眼光审视我国资本的生成、变迁与发展》，《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⑬彭无瑕、彭柏林：《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意蕴》，《云梦学刊》2023年第1期。
⑭《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
⑮《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
⑯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
⑰《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179页。
⑲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1-292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㉕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㉖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
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㉘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㉙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㉚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㉛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㉜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㉝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㉞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㉟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㊱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㊲《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64页。
㊴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㊵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㊶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㊷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㊸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㊹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㊺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㊻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2-233页。
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5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59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55)鲁品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实在在的真民主——人民民主理念的实现形式、实现条件和实践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
(56)贺汉魂：《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时代之需——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坚持人民至上价值、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的论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57)周杰、牟高慧：《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海派经济学》2022年第1期。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海派经济学》2024年第3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