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断裂，体现在生死观方面，就是再次切断了‘有限’和‘无限’间的联系。”
作者|郭松民
编辑| 南 方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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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说，活着，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的确，这段时间，沙白与琼瑶，两位女性的“轻生”（准确地说是自杀），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中国的传统历来是重生恶死。在民间，对自杀有一个颇具深意的别称：寻短见。
一般来说，中国人注重现世，不太喜欢谈论死亡的问题，《论语》中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子路问，应该怎样侍奉鬼神？
孔子：“没能侍奉好人，怎么能侍奉鬼呢？”
子路又问：“那么请问死是怎么回事？”
孔子：“还不知道活着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呢？”
从这段对话看，孔子对死亡多少是有一点忌讳的，至少不愿意讨论。
但问题在于，死亡的话题是无法回避的，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100年后，今天所有活着的人，基本都会死去。对任何人来说，从出生开始，死亡都是一种渐渐逼近的客观存在。
孔子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自古皆有死”，回避是回避不了。既然如此，就要把生命和某种永恒的东西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对抗死亡。
在孔子看来，这种永恒的东西就是“道”，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能够得道，死亡也就不再可怕了。
除了相对抽象的“道”，中国人也非常看重历史。
如果说西方人信仰的是上帝，那么中国人信仰的就是历史，所以，“名垂青史”要远胜于苟且偷生。
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说，人难免一死，但要对得起历史，“汗青”，即史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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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不仅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中，在生死观问题上，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毛主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或许很多人没注意到，“老三篇”中有两篇是祭文，祭文就是在生与死的交界处发出的感概，产生的思想，是对终极意义的深入思考。
“老三篇”，彻底解决了“此岸”和“彼岸”，“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摆脱了宗教的虚幻与儒家的迂腐，为“上帝死了”之后的人类指明了方向。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主席把人生的意义定义为“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由于人生的意义得到了解决，所以死就不再意味着绝对的虚无。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张思德牺牲将近二十年后，一位普通战士，同时也是毛主席最优秀的学生雷锋，把《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思想精确的概括为：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由于找到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桥梁，同时跨越了“此岸”和“彼岸”，顿悟后的雷锋所感受到的幸福是巨大的，任何以今天极端自私的眼光去嘲笑和贬低雷锋的说法，都是夏虫语冰，坐井观天。
在《纪念白求恩》中，毛主席解决了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他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在《愚公移山》中，毛主席提出了人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生活、去战斗的问题，其中最能给人以激励的则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格言。
“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是核心，提供了核心价值观，而《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则阐述了应该怎样做才能践行这一核心价值观。这三篇文章虽然形成于不同时间、不同背景，却是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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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昨天讨论琼瑶的“翩然”时所言，在大时代和小时代之间，发生了断裂。【点击阅读】
这种断裂，体现在生死观方面，就是再次切断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联系。
生是个人的事，死也是个人的事。
由于不能再想象“为人民服务”，不再介意“永恒”，更不会去关注“道”、“青史”这些“过时”、“可笑”的东西，那么现世的享乐与刺激，就成了唯一的人生意义，及时行乐则是唯一合理的人生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小时代的主题词，会从琼瑶的“纯爱”逐渐过渡到郭敬明的恋物癖——“纯爱”也需要付出，恋物才是彻底的占有。
但这种人生观，仍然无法回避死亡的话题，反而会更害怕死亡。
这是因为，死亡意味着彻底、永远的丧失，意味着对一切刺激都不会再有反应，意味着一切享乐的死寂。
而沙白和琼瑶的选择，就体现出了这种困境下的“创造性”——既然不能继续消费，那么索性就把死亡，变成消费本身。
沙白和琼瑶的“轻生”，都是以大鸣大放，大张旗鼓的方式，登上热搜榜的。
沙白把“轻生”变成了一种远赴瑞士的炫耀性消费；
琼瑶则把“轻生”变成她的小说、剧本中的一个情节，一个自恋、自怜并自鸣得意的高潮桥段，一个矫情的、匠气十足的编剧所刻意设计的浪漫故事。
琼瑶把她的“轻生”命名为“翩然”，其实不对。
翩然，是一种自然、自在，而琼瑶的离去，却有着太多的执念与刻意。
就这样，沙白与琼瑶，把“轻生”变成了一种令人艳羡的消费行为，这的确散发出了某种不祥的气息，也是小时代文化，走到穷途末路的表征。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也许真的应该认真想一想了，否则，毁灭将是不可避免的。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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