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是“万能法宝”，一切都成了商品，“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根本不是如他们所吹嘘的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地地道道的商品化社会。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使苏联原先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已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和每个细胞，整个苏联社会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伟大的列宁鉴于在社会主义一定阶段商品货币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一客观事实，曾反复强调，苏维埃政权在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和防止资本主义从这里孳生和泛滥起来。
为此，列宁一九二一年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中强调：“工人国家”必须使“资本主义关系只在一定限度内发展”，要“控制这种关系”，“确切地研究这种现象的范围”，找出“对它进行监督和控制的适当（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方法。”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公开背叛列宁的教导，鼓吹无限制地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赫鲁晓夫带头鼓吹要把“产品自由买卖的原则逐渐扩大到一切经济部门”。
勃列日涅夫集团开始推行所谓“经济改革”以后，苏联经济学界进一步大造全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舆论，大肆鼓吹卢布是“火车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国民经济的“杠杆”等等。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口头上这样讲，而且行动上正是这样干的。多年来，他们通过一系列决议、条例，取消对商品流通领域的种种限制，无限度地扩大商品交易的范围。这首先表现在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上。
早在一九五五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决定取消一九五一年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禁止出售、交换不用的设备和材料的规定。
一九五七年开始推行产销单位的直接售购制度。
一九五九年苏联又决定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汽车、拖拉机、电机设备等实行自由出售，取消这些物品的统一调拨分配制度。
一九六五年，苏联《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企业可以自由买卖“多余”的生产资料，可以出租“暂时不用”的厂房设备。目前在苏联各地都有生产资料自由市场，买卖的产品从机床、起重机、发电机、汽油、无缝钢管、仪表直到火车头，应有尽有。
至于在农村，苏联一九六九年颁布的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规定，集体农庄主席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有权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
而一九六八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土地立法原则》甚至规定集体农庄有权转让或变相出租农庄使用的所谓“国有”的土地。《苏联集体农庄市场新标准条例》规定：“对市场价格不采取任何限制与调整”，“禁止在市场上向交易者索取自产证”，公然支持投机倒把活动。
由于苏修取消了对自由市场的一切限制，使苏联农村的私人“副业”大肆泛滥，城乡自由市场空前“繁荣”。苏修报刊上偶尔也刊登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假惺惺地表示苏修当局是在反对和制止这些现象。
其实，这些投机倒把分子、地下工厂主、农场主、牧场主等新资产阶级分子正是苏修当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勃列日涅夫集团既是苏联最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一切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表。
商品货币关系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曾经带头鼓吹“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赢利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着重要的越来越大的作用”。
苏修报刊也跟着说：“经济核算企业的直接的特殊目的，是取得最大利润”，“取得最大利润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则之一”，等等。
所有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办企业就是为了赚钱，能赚钱就是一切。
正如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时所指出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
苏修叛徒集团把“物质刺激”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手段。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推动下，把持苏修企业领导大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根本不关心企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把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和最高准则。
利润原则支配着他们的生产方向和数量。就连苏联《消息报》也不得不承认：“工厂的某些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市场的需要，停止生产居民非常需要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赢利率低”。
随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升高，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也越来越残酷。据统计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百分之二百左右，较之一九○八年沙皇俄国工业部门的剥削率高出一倍之多。
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是今天苏联社会商品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重要标志。曾经是企业和农庄主人的工人和农庄庄员，重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再度沦为雇佣奴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下是商品”。
目前在苏联各地有所谓“居民情况和就业局”，通俗些说就是劳动力交易所。劳动人民要出卖劳动力到那里登记；官僚资产阶级要雇佣工人到那里挂号。它作为中间人负责搭桥拉线，促其成交。
据苏联《苏维埃立陶宛报》今年六月透露，这个共和国的五个大城市和两个发展中的区域中心有“居民情况和就业局”，它们去年为一千多个企业和组织以及数万名居民找到了工人或雇主。
又据苏联《塔吉克共产党人报》今年五月透露，杜尚别的“居民情况和就业局”自从一九六九年开业到现在，就有五万八千多人到那里登记待雇，其中四万三千人已被“企业和组织”招雇走。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仿效西方资本家的做法，经常在报纸上刊登招雇职工的广告；有的要教授科长，有的要工人技师，有的只要“单身工人”，有的则以“保证舒适的住宅”为诱饵等等。工人被雇佣到工厂以后，唯一的任务，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说法，就是“多劳动，多多劳动！”把持企业大权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梦寐以求的是如何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
在今天的苏联，不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化，而且由于货币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就连官爵、学位、文凭也都变成了商品。在苏联，卖官鬻爵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就连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党的全会也不得不承认：“营私舞弊、收买、贿赂……等现象渗透到干部政策中”，“一些诡计多端、贪污行贿、敲诈勒索分子往往通过不正当的途径窃取到领导职务”，“‘订购’部长宝座”，在一些“党、国家和经济机关充斥着野心家、贪污犯和受贿者”。
近几年在苏联出现一些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据苏联《消息报》透露，一个拥有五—六个成员的专门制作苏联贸易学院、商业学院、造船学院、西北工学院等高等学校文凭的“工厂”，仅在二年内，就卖出了数百张“文凭”，每张售价上千卢布。
苏联《文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三期供认，苏联雅库特国立大学经济学联合委员会就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
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被当作商品的腐朽现象在苏联又重新出现。卖淫现象日趋严重，买卖婚姻，一夫多妻在全国许多地区颇为盛行。据苏联《消息报》透露，在莫斯科竟然出现“出租丈夫”和“出租妻子”的“行业”。由于家庭关系不稳定，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
苏联《文学报》一九六九年援引的苏联官方统计数字，苏联当年登记结婚和登记离婚的比例是：一九五○年一百比三，一九六○年一百比十，一九六七年一百比三十；苏联《经济问题》杂志透露，一九七二年的比例则为一百比三十三点三，成了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总之，在当今的苏联，金钱是“万能法宝”，一切都成了商品，“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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