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名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报告在金融圈与科技圈迅速传播。它以一种看似冷静、理性的方式，描绘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对白领劳动的大规模替代，企业效率与利润短期上升，就业结构却随之坍塌，消费能力持续萎缩，资本市场剧烈震荡，最终引发一场系统性经济危机。
很多人将它视为一份“AI预言”，也有人把它当作对技术失控的警告。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其实正好落入了这份报告本身预设的理解框架。
真正需要追问的，并不是它是否“预测准确”，而是：这份报告从哪里来，是谁写的，写给谁看的，它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出现，又刻意回避了什么。
这份报告的原名是 The 2028 Global Intelligence Crisis。它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官方智库报告，更不是面向公众的思想著作，而是一份由 Citrini Research 发布的投研情景推演文本。
它的目标读者非常明确：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风险控制者。也正因如此，它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解释社会，而是帮助资本理解自身可能遭遇的系统性风险。
报告采用的是金融领域极为常见的“回顾式未来叙事”：假设站在2028年，回看一场已经发生的危机，再反推其形成路径。
这种写法强化了真实感，却也在无形中把某种立场写成了既成事实：资本主义框架本身被当作默认前提，而所有讨论，都只能在这个前提之内展开。
报告的核心作者之一，是投研分析师 Alap Shah。他的研究重点在于技术扩散、AI应用与宏观经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他不是工程师，也不是社会理论研究者，更不是从劳动者立场出发的分析者。他所使用的语言，是典型的资本市场语言：就业、效率、估值、风险敞口、指数波动。
于是，这份报告看似触及了“失业”“危机”等沉重议题，却始终绕开了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谁拥有AI？谁控制算法与数据？谁决定技术替代的方向？
这些问题并非作者没有意识到，而是它们本就不属于这类报告被允许讨论的范围。
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与边界之内，《2028全球智能危机》展开了它的叙事。
但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回看，这个所谓的“智能危机”，并不新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早已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资本追求的不是满足社会需要，而是剩余价值的不断增殖。机器的引入，从来不是为了让人类摆脱劳动，而是为了压缩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剩余价值率。
当机器不断排挤活劳动，劳动者的收入下降，社会购买力随之萎缩；
而资本又必须依赖市场实现价值，于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周期性危机就成为常态。
这不是技术偶然带来的问题，而是制度内在逻辑的结果。
人工智能，只是把这一逻辑推向了新的阶段。
它不再局限于替代体力劳动，而是开始系统性地替代脑力劳动。当白领阶层也被卷入替代浪潮，资本主义社会长期依赖的“中产稳定器”开始松动。
报告中所描述的“幽灵GDP”：技术产出高速增长，却无法转化为真实有效需求，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资本高度集中，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运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脱节被不断放大。
AI的发展并没有打破这种结构，反而强化了它。算力、数据、模型集中在少数科技巨头手中，形成新的垄断壁垒，而不是公共资源。
如果人工智能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它就成为提高利润率的工具；
如果掌握在公共结构中，它则可能成为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升公共福祉的手段。
技术本身并不决定方向，决定方向的是生产资料的归属。
报告担心的是股市回撤、资产价格崩盘与金融震荡，却回避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可以大幅解放人类劳动时，现有生产关系是否允许这种解放发生？
当少数资本集团对高度自动化系统拥有控制权，而多数人被排除在生产与分配之外，危机就不只是经济周期，而是合法性问题。
统治阶级或许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但仍然需要秩序与服从。
这种结构，历史上从未长期稳定。
列宁早已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机器更多承担的是资本危机管理者的角色，而不是阶级矛盾的调和者。
人工智能的出现，只是为这种管理提供了更高效的工具。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层面的转变会同步发生。
当“努力就会成功”的叙事无法解释大规模结构性失业时，它就会被新的话语取代：
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不足；
不是结构的问题，而是你没跟上时代。
技术被描绘成中立、必然、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一切失败，都被回推到个体身上。
结构性剥夺，被转化为道德评判和心理问题。
《2028全球智能危机》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显得“合理”。
它承认冲击，却把冲击严格限定在市场层面；
它承认风险，却回避权力与分配；
它描绘痛苦，却不追问根源。
这不是偶然，而是这类报告的结构性局限。
如果沿着《资本论》的逻辑继续往下推，问题其实已经非常清楚：
当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大幅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资料仍然高度私有，社会就会陷入一种荒谬状态---[技术能力空前充裕，多数人却被排除在稳定生活之外。]
这不是“技术太快”，而是生产关系太窄。
人工智能完全可能成为解放性的力量，但前提是它被社会化地掌握和使用。
如果它始终作为少数资本集团的私有工具存在，那么它就必然被用于压缩劳动力、强化垄断、集中权力。技术潜能越大，社会撕裂反而越深。
也正因为如此，这份报告才显得如此矛盾。它越是清楚地描绘危机图景，就越暴露出它不敢触碰的根本问题。
它可以讨论失业规模，却不能讨论所有制；
可以讨论股市风险，却不能讨论阶级结构；
可以讨论“智能危机”，却不能讨论为什么高度智能的生产力，反而在制造社会不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2028全球智能危机》并不是一份预言，而是一面镜子。
它照见的不是AI的未来，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面对高度智能化生产力时的局限。
它是一份站在资本内部，对自身可能遭遇反噬的提前演练，而正是这种“说到边界却不敢越界”的不安，反而说明矛盾已经逼近结构底线。
所以，真正需要被反复追问的，从来不是“AI会不会带来危机”，而是：
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当技术已经具备解放人类劳动的现实条件，我们是否仍然被困在一种无法容纳这种解放的生产关系之中？
这个问题，这份报告无法回答。
但历史，迟早会逼着整个社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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