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一个无法根治的先天病灶。这个病灶，根植于它赖以生存的核心机制——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追逐。要理解本文标题，我们得从最朴素的经济活动说起。
想象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一位工人走进工厂，劳作一天，生产出价值一百元的产品。但他得到的工资，可能只有四十元。那多出来的六十元，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增殖的秘密，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运转的血液。资本家拿走这六十元，一部分用于个人挥霍，一部分则要重新投入生产，购买新的机器、雇佣更多的工人，以求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个过程循环往复，规模越来越大，这就是资本积累。
问题就出在这里。社会总的消费能力来自于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消费——其中劳动者因为占据绝对多数的数量，因而是消费的主力。但劳动者的消费被死死地压在工资水平线上，这四十元工资，要应付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能用于购买产品的部分有限，其总消费能力远低于劳动者们所生产出的产品。那么资本家们呢？其个人的消费哪怕再奢侈，人类的肉体也是有其极限的，再怎么穷奢极欲，吃的、穿的、用的也有其上限，《西红柿首富》里，主角的经历就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就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生产能力在资本的驱动下，像吹气球一样急剧膨胀，商品如潮水般涌出；另一方面，社会上最广大的消费者——劳动者，其购买力却因为受到削而相对萎缩。国内生产出来的东西，国内的老百姓必然买不起、买不完。这个缺口，就是“生产过剩”的一种表现。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东西多得用不完，而是相对于老百姓的购买力来说，东西卖不掉了。
马老师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根源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国内消费市场在资本增殖的根本逻辑下，永远无法填满资本扩张这个饕餮巨兽的胃口。当商品在国内堆积如山，却找不到足够的购买者时，危机就迫在眉睫了。工厂开始倒闭，工人开始失业，而失业的工人更加买不起东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何而来？为何无法避免？）
面对这个国内无解的困局，资本必须向外看。于是，海外市场成了资本主义的“救命药”。那些在本国堆满仓库、卖不掉的纺织品、钢铁、机器，被装上轮船，运往遥远的非洲、亚洲和美洲。那里有未被开发的消费者，有廉价的原材料，还有广阔的土地可以作为新的投资场所。通过打开这些市场，资本把过剩的商品倾销出去，可以暂时缓解国内的危机。同时，它们还在海外投资建厂，利用当地更廉价的劳动力，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再把利润汇回国内。
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本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清晰地指出，当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被瓜分完毕，资本输出就取代商品输出，成为主要的剥削形式，而整个世界最终会被几个列强瓜分殆尽。但这块蛋糕是有限的，当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当年的德国、日本）要求按新的实力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时，老牌帝国（如英国、法国）岂肯拱手相让？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会爆发，其最深层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争夺这救命的海外市场而爆发的殊死搏斗。
战争没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反而摧毁了旧的世界体系。二战之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一种新的、更隐蔽的扩张形式出现了——全球化。这一次，资本不再仅仅满足于把商品卖到海外，也不再简单地通过政治统治来掠夺殖民地。它要打造的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生产网络。
一件商品，可能是美国的资本出设计，德国的工程师出图纸，韩国的工人负责组装，中国的工厂提供屏幕，东南亚的矿山供应原材料。资本、技术、劳动力、原材料，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寻找最优的配置，其目的就是让成本最低，利润最高。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可以瞬间流向任何一个有潜力的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生产线，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个世界，在资本的眼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无缝连接的整体，一个巨大的、单一的工厂和市场。
这个过程，的确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充当了资本主义的救命稻草——发达国家把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金融、科技和品牌运营，享受着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源源不断的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融入全球产业链，获得了经济起飞的机会。至此，全球化看似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共赢局面。
然而，恰恰是这种看似完美的药效，掩盖了其作为致命毒药的另外一面的药效。让我试想一下，当全球化达到顶峰，当世界真正被资本彻底“抹平”，一个对资本主义来说致命的逻辑便悄然浮现：如果全球市场就是最后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让我们回到最初那个简单的例子。当一家美国公司把工厂搬到越南，它享受了当地的低工资，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越南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样决定了他们消费不起那些在美国本土或欧洲市场销售的、由他们亲手制造的高价产品。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实际上是把过去在一国内部的剥削和消费不足的矛盾，扩展到了全球规模。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虽然获得了就业，但工资水平同样被压制在低位。结果是，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消费需求，被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所压抑。
当世界市场还没有完全一体化时，欧洲的经济危机，可以把商品卖到美洲；美国的经济萧条，可以把资本投向亚洲。总有一个“外部”可以吸纳过剩。但当全球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当非洲最偏远的村庄也能买到中国制造的手机，当南美亚马逊雨林的农民也可以喝上可口可乐时，这个“外部”就消失了。
世界，在资本的意义上，彻底地“内卷化”了。再也没有一个未被开发的新大陆，也再没有一片可以倾销过剩商品的处女地。任何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都将是全球性的危机。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瞬间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正是这个逻辑的预演。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华尔街投行倒闭，进而冻结了全球信贷，让欧洲的债务危机爆发。所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一条无形的锁链捆在一起，共同承受危机——如果当年没有作为“外部”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承接美国资本，08年危机的结局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也就是说，我们也不是那个“外部”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前因后果）
当全球市场被彻底“内部化”之后，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或许将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形式爆发出来。过去，危机可以通过开拓新市场、破坏旧产能来“解决”。工厂倒闭，机器生锈，工人饿死，或者大战爆发，打成一片白地，让工人死在战场上，然后随着供需重新平衡，经济缓慢复苏。这是一种痛苦的、但被资本主义视为“正常”的周期性洗牌。
然而，在全球彻底一体化的今天，这种“洗牌”的成本已经渐渐地高到无法承受。当一个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爆发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也没有一个“外部”可以吸收过剩的产能。过剩的不仅是商品，还有海量的资本，以及数以亿计的、无法被资本雇佣的劳动力。这种三重过剩如果无法缓解而同时爆发，将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这次大萧条，可能不再是几年一次的短暂阵痛，而可能演变成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停滞。
资本主义的逻辑将它自己逼到了一个墙角。它为了求生而打造的全球化，最终消灭了所有外部市场从而消灭了所有可能的逃生出口。它曾经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贪婪地吮吸着营养。但当它的身体和整个海洋融为一体时，它发现，自己已经无处可逃，无处可藏。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或许会发现，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的巅峰时刻，也是它衰落的起点。这个制度曾经凭借它惊人的创造力，用工业革命的巨轮碾碎了封建的藩篱，用全球化的浪潮重塑了世界的面貌，用短短一百多年就创造了超越之前整个人类历史的财富。但它同样因为自身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亲手为自己铺设了一条通往绝境的道路。当再也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开拓，当所有的人都成为这个全球工厂里互相竞争却又同样贫困的“工人”时，资本主义那种依靠扩张来缓解危机的本能，将彻底失效。
到那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根本的矛盾，将在全球舞台上达到极致。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本可以为所有人的富足生活服务，但却因为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追逐私利的目的，而被束缚、被扭曲、被毁灭。在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全球化的终点，或许不会是世界大同，而是一场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危机。而这场危机，最终必将呼唤一个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全新世界，一个不再以剥削为基础，不再以无休止扩张为手段，而是真正为了满足全体人类需要而组织生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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