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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孔子那套学说治国真的有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就不会那么频繁，也不可能发生那么多次农民起义，中共也用不着领导工农提着脑袋闹革命；如果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没有遭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人类也许就真的成为全宇宙最先进的物种和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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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左右之争和社资之分，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上层与下层，主流与边缘能够彼此对话，良性互动，各种诉求都可以顺畅传输并及时转换国家层面的决策依据，即使是极端立场和观点都能受到尊重和倾听，而不以任何理由进行威胁或打压。政治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和大多数人的禁区。否则，如同人患上脑血拴或败血症，周身的血管不再畅通，器官面临坏死，大脑因不能得到供氧随时可能衰竭那样，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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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会犯错误，一个党也会犯错误，走上邪路。作为党员，对犯错误的党，是坚持真理，牢记使命，与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还是屈从于纪律和规矩随波逐流，助纣为虐，不仅是对党性的考验，还考验到一个人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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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个政党，不能为了不犯“左”的错误，就几十年一根筋似地往右狂奔，翻了船也不回头。“左”的错误能断送党的事业，右的错误同样能，后者走到极端，就不仅是“扩大化”错误，而是背叛了，例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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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从改良到革命，迈出这一步很艰难，不能凭主观愿望，往往需要外力逼压，逼到走投无路的绝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逼上梁山。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如此，19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20世纪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如此。特朗曾显然称不上这样的革命者，充其量只是资本主义陷入困境后催生出的改良派。其所作所为，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无产阶级的处境，却是对那些背叛初心后一门心思充当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看门狗的贪婪暴虐伪善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记响亮耳光。对中国的受剥压者不是利空，而是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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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靠谣言蒙骗了几代青年，今天我们讲几句实话，他们却反咬我们说谎。趁我们这些人还在，要尽可能把真相告诉更多人，否则等我们都不在了，右派的谎言就变成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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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谣者眼里，实话也被当成谎言，正如狗以为人也吃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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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的人倒了，左边欢呼雀跃，左边的人倒了，右边欢呼雀跃，甚至落井下石，等左右两边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种声音。这样真的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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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在汉汉平原农村，记忆中六七十年代每家都要杀一头猪过年（俗称“杀年猪，养两头则卖一头给国家），吃到清明端午节。生产队年中还买几头猪杀了，让全队社员打牙祭，大的节日如中秋国庆节，每户人家还能领到肉票，以较低的价格在公社食品站买到猪肉。评论区对博主和照片中的夫妇冷嘲热讽，充斥着各种阴损刻毒的詈骂，有人造谣那时农民不仅吃不上肉，养了猪也不能自己杀了吃，必须卖给国家。在他们嘴里，前三十年简直比民国满清还不如。这种脑残愚蠢的认知在网上和现实中不少，都是主流右派及其伤痕文艺长期灌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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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新社会，新时期，新时代分别是对1949、1979、2012年后中国社会的指称，请简述其较之以前的时代“新”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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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司马南被禁言，右粉欢呼，左粉跳脚，舆论场上俨然发生了一场地震。我则丝毫不感到意外，包括孔庆东、郭松民，还有本人，甚至连被戏称为官方非正式发言人的老胡，哪一个沒享受过这种待遇呢？说句并非玩笑的话，在当下，如果一个人没被禁言过，都不好意思称大V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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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莫言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句题词遭到许多粉红乃至左派的痛批，但也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一场革命最终的结果只是改朝换代，统治者只是换了拨人，剥压者还在剥压，受剥压者还在受剥压，一切又回到了革命前，对受剥压阶级来说，这样的革命还具有过去那种不言自明的神圣性和进步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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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主流话语及大多数文艺作品不再称1946- 1949年的国内革命战争为“解放战争”，跟把“解放台湾”改为“两岸统一”是同一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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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伟才”们是出国避难，否则只能戴着“三种人”“余孽”的帽子抑郁终老。不去质疑个中缘由，却一味指责其迫于无奈的去国选择，既不道德，也不正派，只有无脑小粉红才干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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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无劳动能力者和失业者按月发钱——据说西资国家就是这样，不仅如此，婴儿奶粉钱都由政府承包。毛时代我国大体也这样，只不过没有失业这一说，因物质匿乏，也无奶粉可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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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黑暗中呆久了，会不会以为整个世界都是黑色的呢？
【文/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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