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挑战及其应对
秦 芬
摘要：宣扬“去意识形态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和腐化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打着“去意识形态化”的幌子，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近年来，“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教育领域的影响日益显露，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带来了严峻考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教育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强调教育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根本途径。因此，必须坚决抵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教育事业的侵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注重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教育，同时加强对教育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保障。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作为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的重大意义。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警惕“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负面影响，深刻认识我国教育事业、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教育事业的引领作用。
一、“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成因、主张和实质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由来已久，最早泛起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和仇视，为遏制社会主义浪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从经济、政治、军事上打击社会主义国家，更无时无刻不试图从思想上渗透、腐蚀、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的。相较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意识形态渗透成本更低，更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往往能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因此，西方学者纷纷论证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打着“打倒意识形态”的旗号来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认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走向了死胡同，故而宣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3),到福山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认定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4),再到塞缪尔·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取代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5),直至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宣扬“普世价值说”和“价值中立说”等，“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和挑战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有力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垄断，在世界东方开辟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制度和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日趋激烈。由是，西方国家认识到通过简单粗暴的污蔑和歪曲已经不能彻底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故转而利用更具有迷惑性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来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攻击和毁谤，妄图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6)。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更新着话语表达方式，其核心主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主张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认为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意识形态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属于一种传统的革命话语模式，这一理论框架已经不适用于指导如今的社会发展，因此主张脱离政治、脱离意识形态来理解、看待、评价各类事件和问题。比如在文艺领域，主张文艺无国界，应远离意识形态，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教育领域，主张传授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所谓“纯粹的知识”,反对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新闻宣传领域，主张“言论自由，采编独立”,反对新闻审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等等。二是主张价值中立，将意识形态学术化。西方学者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无法轻易评价事物，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都只是不同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而已，学术界应该摆脱意识形态、阶级立场、价值取向来进行单纯的学术研究。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把不同的意识形态放在平等的地位供人选择、评价和批判，不赞成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在主导地位，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视为“思想独裁”,推崇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三是主张“普世价值”具有超意识形态性，将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来源于特定社会关系和历史状况的思想包装为超阶级的、普世性的共同价值追求，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理念，因而要求各个国家都要效仿西方的制度和模式。比如政治方面追求三权分立和宪政民主的制度设计，经济方面追求全面的私有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片面依赖市场调节的自由化倾向，社会方面忽视人的社会性、追求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等。
“去意识形态化”的实质并非真的要抛弃意识形态，而是去马克思主义、去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夸大为永恒的、普世的、终极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意识与存在、思想和现实之间关系的颠倒性和虚假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因此，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意识形态，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存在，“去意识形态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当今世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据话语主导权的情况下，“去意识形态化”的各种主张实质上是赋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8),通过强调西方价值观的不可超越性及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认知体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进而推翻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质言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长期存在的历史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具有现实性、客观性和不可调和性。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9)。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在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完全是狡诈阴险的欺骗，在不明事理的人那里则是镜花水月的空想。
二、“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挑战
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发展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碰撞成为常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式更为隐蔽、多样和复杂，以“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为幌子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手段层出不穷，教育“去意识形态化”便是表现之一。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0),任由“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教育领域泛滥，只会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第一，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教育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动摇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地位。教育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必然会受到一定时期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11)。所谓的教育和政治无关不过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群众的伪善说法，“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12),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3)。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育提高人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才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过了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加工，不仅有着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久远的渊源，而且有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相比的传播工具，一旦我们在教育领域放松警惕，任由“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侵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利用自己在大众传媒、公共话语、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大肆影响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塑造，千方百计地用他们的那一套思想观念解构和消解马克思主义。长此以往，有的人就会“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1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感召力、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就会遭到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就无法巩固和发扬，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作用就会被削弱。
第二，消解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自信，进而动摇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自信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成功。如果我们放任“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教育领域泛滥，我们的教材、图书、绘本等就可能出现歪曲历史事实、传播儿童色情、丑化中国、否定和排斥中国历史文化、抹黑民族英雄、简单灌输种族优劣思想、制造民族对立等内容，就可能出现美化侵略、美化西方国家、推崇资本主义制度、歌颂所谓“普世价值”等内容。在高校，“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渗透尤其严重，一些学科的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变成西方理论的翻版和再版，一些学者打着“学术交流”“学术争鸣”的幌子，大肆宣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倾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否定中国自己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制度建设等，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认知体系和信仰体系，而“长时期的学术渗透必然使中国青年、中国教育、中国社会认同‘美国标准’,偏离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15)。青少年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思想体系的影响，针对各类社会思潮缺少批判和鉴别能力，教育“去意识形态化”会导致青少年追求个人至上的利己主义而忽视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追求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而放弃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追求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而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西方蓄意的、体系化的“认知作战”中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
第三，搞乱我国教育事业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教育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根本方向，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6)。每一项科技的发明创新都离不开人才，每一个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都离不开教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想创造新的辉煌伟业，有效应对国内接踵而来的风险挑战和国外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健康平稳向前发展，推动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就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所宣扬的西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在互联网领域的主导权传播的娱乐文化、消遣文化、快餐文化等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青少年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自信。如果不能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他们进行引领和指引，正确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就难以确立，最终会导致我们培养的人才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缺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缺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服膺和跪拜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离开堪当时代重任的人才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会沦为空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三、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教育事业引领作用的实践路径
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7),这不仅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而且也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在教育领域立场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明确思想引领、汇聚强大力量、凝聚广泛共识。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18)马克思主义作为能够指导发展、引领方向的科学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一如既往地不断坚持和强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根本保障。一方面，要着力加快推进制度化建设。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成果，不仅要建立健全研究、阐释、宣传等方面的制度机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创新，还要建立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思想理论学习制度和育人制度，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建立因人而异的教育体系，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有充分认识，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能深入理解，从而自觉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通过完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考核机制和追究问责机制守好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田”,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要严格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各级领导要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起责任。各级各类学校要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将意识形态工作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制定和完善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制度规范，通过明确的责任清单来落实主体责任，每学期要定期开展调研摸排、集中研判、报告考察等，确保学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健全、权责清晰、工作细致、考核规范。
第二，必须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注重对错误思潮的批判。
“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19)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就会去占领，因此，守好宣传思想阵地，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教育事业引领作用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引导新闻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社科理论界、科技教育界等意识形态阵地与党同心同德，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各自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多生动活泼、鼓舞人心、健康向上的作品。此外，还要充分发挥融媒体“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的传播优势，将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媒介进行整合利用、互通有无，实现宣传教育内容和方式的与时俱进，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和课堂。另一方面，要对各领域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攻击马克思主义、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思想和言论进行严肃处理，坚决封堵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渗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就是在同各种思想的斗争中不断确立起来的，因此，面对如今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去意识形态化、网络民粹主义等种种错误、腐朽、落后思潮，要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批驳和应对的能力，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及时有效地亮明态度，理直气壮地加以批判，坚决揭露其真实面目，深刻剖析其产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思想体系的本质内核，通过不断建构科学的意识形态来挤压错误思潮的生存空间，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廓清思想迷雾、澄清模糊认识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
第三，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
“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可不是一个象牙之塔，也不是一个桃花源。”(20)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学校教育作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承担着立德树人的关键使命任务。具体而言，在教育内容上，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基础，以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重点，构建具有原创性和主体性的话语体系和教学体系。教材必须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同时要加强对教材内容的政治把关，对于“政治上把握不对、不到位的教材，要一票否决”(21)。在教育对象上，既要注重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又不能忽视对中小学生的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是西方敌对势力主要的思想渗透对象，青少年时期又是意识形态塑造和建构的关键时期，因此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思想动态，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教育环境，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作用，通过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来加强协同合作和资源整合，切实增强不同阶段的育人效果，引导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必须不断提高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管理，提升教师的知识素养和教育能力，为业务水平突出的教师提供更加充分有力的支持，建设一支奋发有为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同时，也要强化师风师德建设，完善考核监督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于刻意以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诱导学生的教师要严肃处理，真正实现“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22)。在教育方式上，要改革和创新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和渠道，既要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多采取案例式、启发式、互动式教学，也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现实参与中加深理论认识。当然，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的形式来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用微视频、微阅读、微电影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不断强化理论认同。在监督管理上，要加强对学校意识形态阵地的治理，教育系统要对相关内容进行全面有效地监督，对师资、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纪律甚至语言体系都要谨慎监管。学校要定期排查整改，严格把关每个环节，构建意识形态工作“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建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统筹管理和检查问责，确保敌对势力的思想腐蚀远离我们的校园和学生。总而言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好课堂教学育人主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学生成长成才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第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2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发展和积淀，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和魂，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会传承一部分文化基因。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更有利于唤起青少年的文化主体意识，进而提升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程度。当今世界，美国意识形态霸权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美国文化的输出，利用各种文化产品的“软包装”来掩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硬内核”,例如迪士尼、NBA、麦当劳、漫威宇宙等都是被美国精心打造的文化符号，旨在潜移默化地传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达到认可和共识。为了突破西方的“围追堵截”,我们一方面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充分挖掘其中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元素，如“民惟邦本”“厚德载物”“舍利取义”“天下为公”“天人合一”“革故鼎新”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天然契合的思想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增添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还要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强大文化资源支撑，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底气所在，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确立奠定最深厚的根基。另一方面也要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的形式，学校可以结合本地历史和传统设计校本课程，同时利用班会、升旗仪式、活动课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传统文化活动，让学生在互动、体验和参与中加深对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知。此外，还可以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教育载体和手段，充分利用客户端、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支持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和“大V”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等庆典上可以设计能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活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赋予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五，必须加强对教育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保障。
法律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可以起到硬性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24)为了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挑战，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数十部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法规，涉及国家安全、网络等领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起到了一定的规制作用。但是，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深刻复杂，有必要填补意识形态安全法治体系中的立法空白，加快法治化进程，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一方面，要根据现实需要制定并完善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爱国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法律，通过法律来确定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底线和边界，明确学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任务、组织保障、责任机制、处罚措施等，从而有效遏制危害意识形态安全的言论和行为，保护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倡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要坚决维护现行意识形态安全法治体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处罚各种损害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学校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法制教育，通过相关的法律课程，切实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对在教育领域内出现的各种思想渗透、政治攻击、煽动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给予快速有效的处置和应对，充分发挥法律的警醒和震慑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尤其要严厉打击各种利用网络煽动舆论、散播谣言、诱导舆情走向、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等行为，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攻坚战，让互联网不再成为法外之地。
总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需要加快推动教育现代化，培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业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因此教育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必须坚持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教育的引领作用，坚决抵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牢牢筑起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坚强堡垒，确保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变色、不变质，使青年一代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理想信念坚定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25)。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
(3)[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4)[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5)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1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3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13)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85~186页。
(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72页。
(15)刘建华:《当前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及其应对》,《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8~329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20)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
(2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2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0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2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1页。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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