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注意没有，群众对官员的认知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中。这种变化，好像外在表现并不突出，但是一对比，你就感觉差距之大。
这让我想起上世纪1957年的一件事。我们那个村子当时不算大，也就六七百口人，有一天，听说开封市里来了一位领导，也就是一个地级书记吧，到我们村子来蹲点。消息传开，一下子来了很多群众。很多年乡下没有来过这么大的干部了，大家都想见一见，一传十十传百，三里五村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那个老干部没有什么架子，跟大家非常和蔼地问这问那，像是一家人。这一聊才知道，这干部抗日时还曾经在我们这儿住过一些时日，这就更加亲切了，简直像是一家人。
那时候见到干部，就像群众说的，不管官级大小，在群众眼里，那就是共产党，那就是咱自己人，是咱老百姓的恩人，因此都想见一见。一些老人牵着他的手，说些当年打鬼子的事情。那个年代，群众对党的干部的印象，就像见到恩人和救星。也许那个时代刚刚从旧社会过来不久，人们对万恶的旧社会的苦日子还记忆犹深，因此对党的干部那种极其尊敬热爱的感情，是我们今天所无法理解的。那时候干部好，进了村里，睡土炕，吃派饭，辣椒就着窝窝头，老百姓吃啥他吃啥，并且照交粮票伙食费，老百姓也没觉得什么苦，因为上下都一样。老百姓看着干部就觉得亲。
但是，六七十年之后，今天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村子里来个干部，不论你官级大小高低，据老家人说，再也没有让老百姓奔跑着去见一见恩人那种热闹景象。相反，却常常被冷眼相看。大家不要误会，我丝毫没有制造“仇官”心理的意思，只说一种真实现象。百姓见了官，常常悄悄地在一边议论：这家伙官做这么大，不知道该私吞多少民脂民膏嘞！你看他那车，明晃晃的耀眼。你看他那皮鞋夹克衫，可都是名牌子嘞。至于电视里，百姓也经常见到那些省部级大官，因为电视里见得经常，也不觉得有过去那么亲了。百姓说，他昨天还在一本正经讲话，讲那些批判贪腐的话，没想今天一早，就被抓进去了。因此群众现在看干部，都是瞎议论一番，这人不知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么一弄，很多好的干部也被连累，到了下边很不受待见。因为群众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那种两面人，反正群众很难看到他们过去心目中的好干部。
有一个现象不知不觉也在变化中。过去一些企业家，总想在政府里找个靠山，认识个什么市长书记局长县长的，交个朋友，办事方便。今天这个现象忽然少得多了。按照企业家们的话，对待他们，要尽量躲得远点。老百姓在旧社会有句老话，叫“见官三分灾”，远远地躲着。这其实有两怕，一是作为企业家，怕又要被他有事没事宰一把，见官是亏本的事；二是今天他在台上，说不定明天就进去了，进去就把你请他喝酒送他礼物的事情抖搂出来，如此，还不如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于是，干部下来，也没有前些年老板见到干部的那种热乎景观了，这未必是坏事。
当然，也不能笼统地就说我们干部都是一团糟。如果那样，明天早上我这个稿子肯定发不出来。应该说我们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好人，只是到这个位置上，有些事情是环境使然。
干部中是有好官的。五六十年代，我们那个县就有张钦礼、焦裕禄那样的干部，不说人人都是，他们的作风基本都是那样，代表了那一代共产党干部的普遍作风。不过张钦礼、焦裕禄他们俩做得比较突出而已。
即使今天，在干部作风备受群众批评的当下，也有不少受到老百姓十分拥戴的好官，一些全国百姓都想抢都想要的廉官清官。
比如，那个在淄博被称为“青天书记”的真心为民的马晓磊，口碑之好，到了各省各地群众上折子要求马晓磊去他们那儿做官的地步。这样的事情，古今罕见，可见“好官”已经成了稀缺资源。人们都知道他靠烧烤名闻天下，其实他的宏才大德可不是烤几串喷香的羊肉串，而是在一片“躺平”的恶劣气候下，他硬是把一个因改革而兴的淄博，变成一个因创新而扬名天下的城市。这个被称为贴近民心治理城市的“有思想”的主官，让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喊出：保护好马晓磊书记就是保护好淄博老百姓的好日子。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的问题的。如果连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还谈什么改革？我们还谈什么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祖国。就这样一番话，可以让千万百姓为之落泪，因为这正是人民对共产党的期待。淄博的爆火不是偶然的，正是有了马晓磊这样的一些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在困难面前没有躺平。
此时，我们还想到，执着于改建与修复文物、优化传统文化环境的耿彦波当年调任太原市长，离开大同时老百姓跪拜挽留的那些感人场面。那场景，让全国多少不认识他的百姓对着荧屏热泪盈眶。这个被社会文化界奉为“懂文化灵魂的人”，更懂得是当今中国百姓的人心。老百姓说，耿彦波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共产党，他像当年的老八路。
还有那个大学教授郑强，几乎拼尽全力向这个暗流涌动的社会，向种种以专家教授名义发出的奇谈怪论，发出了愤怒的呐喊，以惊醒沉迷欲望中的中国，快快醒来。试问今日官员，在同样场合敢这样说话者还有几人，以至于广大人民推荐他去在更高位置上主管教育工作。
再看西安古城，那个操作东北口音经常让学生们热血沸腾斗志高昂的退休老校长王树国。他一次次苦口婆心对学生们的励志读书发奋学习立志报国的劝说，何止感动了交通大学？他那些代表中国教育良心未曾泯灭的言辞，代表的是中国教育应该有的主流声音。我们的大学难道还不该有更多的这样有责任感的校长吗？还不该有更多的这样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吗？
我们这个社会，并非只有那些公知们的叫嚣，还有无数清醒者敲响的警示钟声！他们都该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撑起共和国大厦的脊梁。这样的脊梁人物，成为人民相信的社会主流，不管有些人怎么诋毁，因为人民已经给他们树立了高高的丰碑。有这些人在，中国人就不会糊里糊涂地去把敌人当作朋友，美国及西方对我们的任何图谋都将最终化为泡影。未来战胜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最终要靠他们带领人民去战斗。
有人也许会说，尽管你举了不少例子，这样的好干部毕竟还是太少了。是啊，正是因为太少，我们才有必要宣扬。只要这些精神之火不灭，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希望，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歪风邪气一定会受到遏制。我们希望“当一个好官”的干部，一定会呈几何级数上涨。
其实，当一个好官并不难，那就是好好向前辈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端正对人民的态度。正是深秋季节，我有幸来到太行山里走访。老乡们亲口给我讲述很多关于干群关系的往日故事，说当年八路军在这儿打仗时，有大批奶娘的故事。当时很多八路的干部，到了婚配年龄，可是结婚以后，生了孩子不好办，所以不管认识不认识的，该打仗行军转移时，把孩子往老乡家里一送，便上了战场。这就是那时的干部与群众关系。山西左权县有个叫赵引弟的奶娘就是这样，她当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依然还是收留了一个。大扫荡时，八路军总部卫生处的黄俊处长要去前线，就把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儿子黄理华又送给了她。这样连自己三个孩子一共五个。
鬼子进村时，她带上自己女儿，一左一右又抱上两个八路的孩子，就上山转移了。两个幼小的儿子留在了家里。可当鬼子走后，她回到家里时，屋里却躺了两个孩子的尸体。两个孩子都被鬼子害了！为了救八路孩子，她硬是舍弃了自己的孩子。1944年，黄俊夫人秦静珍在部队听说赵引弟病了，跑了很远的山路来到左权给她送药。进了村子里，看到有人家正在出殡，一问知道正是她要看的奶娘。秦静珍扶棺大哭，没想到自己的大恩人思儿心切，积郁成疾，不幸辞世。她知道，赵引弟年仅三十九岁呀！悲痛的她，行乡间大孝之礼，披麻戴孝送棺入坟，来表达对恩人的怀念。
再后来，我把寻访到的这段故事写成文章。没想到赵奶奶的孙女董天祥还在，并且电话联系上了我。她说，奶奶去世后，留下一个女儿八岁就因病去世了。现在家里就剩下她和她的父亲董玉定，父亲已经89岁。因为1962年修水库受伤成了终生残疾。她还有个大伯参加二野部队，在解放我的家乡兰考时，不幸在攻打火车站战斗中英勇牺牲。因为烈士墓几经迁移，她几次去寻找，居然连大伯的墓都已经找不到了。她说，那时的干部、八路和老百姓何曾分过你我，可都是一家人啊！
回顾这样的故事，我忽然想到，再有战争，群众与我们干部、与我们共产党的关系，还能不能像当年一样，亲得像一家人一样？能不能尽可能少一些像今天官民之间的那种疏远呢？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关键是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要树立一种信念，为人民当一个好官，一个让人民满意的公仆。不是没有榜样，前边说的那几位，都是我们所有共产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参照和镜子。干部同志们，努力吧！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红色文化网，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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