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三篇文章,影响深远。一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谈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重点在经济;二是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谈怎样处理社会矛盾,重点在政治;三是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怎样吸取“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重点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如果把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文献作一个排列,这三篇肯定会排在前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文献都是在正式会议上口头讲出来的,事先没有稿子。让口头讲话成为经典文献,在毛泽东那里,是寻常事,也是他习惯和擅长的一种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诸如,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还有人们熟悉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莫不如此。这固然是因为他有这种本事,但细细体会,这中间却有大甘苦,更有大门道。
先说《论十大关系》
这篇讲话来自于“听”。所谓“听”,就是调研。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连续用40多天的时间听取34个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不断插话提问,间或发表些意见,作些评论。在最后几次听汇报时,逐步形成大致思路,对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归纳出沿海与内地、轻工业与重工业、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经济与国防、少数民族与汉族几组关系。有了这些积累,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十大关系”。可见,没有如此这般的“听”,便不可能有如此这般的“讲”。毛泽东后来也说:“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
听有听的门道,讲也有讲的门道。4月25日讲完“十大关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又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4月28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再次作了总结发言。5月3日,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记录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十大关系”作了详细传达。随后,各地纷纷要求印发周恩来的传达记录稿。5月28日,毛泽东在有11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讲了一遍“十大关系”。所谓最高国务会议,是由国家主席召集的商讨国家重大问题的会议,有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参加。讲完后,与会者纷纷发表了看法,这对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十大关系”的内容自然又有助益。《论十大关系》的正式文本,即由毛泽东4月25日和5月28日两次讲话记录综合整理而成,还参考了中央印发的周恩来的传达记录。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件开创性的大事。毛泽东1960年在《十年总结》一文中也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但是,这篇讲话在毛泽东生前却没有公开发表。这既和他后来的关注重点发生变化有关,也和他在整理过程中的慎思有关。1965年,刘少奇提出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表示同意,但要求在中央批语中加上这样的话:“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1975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对这个讲话又整理出一个新的稿子。直到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逝世后,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再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正处》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前只有简单的提纲,但其思路并非一蹴而就。此前,他一直在思考,新中国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怎样看待不断出现的社会复杂矛盾。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便谈到了一个月后《正处》所讲的“统筹兼顾”、“双百”方针、“农业问题”,并从辩证法的角度谈了怎样看矛盾的转化等内容。2月26日,他在只有37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下《正处》基本内容,算是通通气,看一下反映。第二天,他才在有180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表讲话,一共讲了12个问题。从下午3点讲到傍晚7点,大家听得兴味正浓就戛然而止了。在毛泽东看来,凡属特别重大的问题,不是发表一篇讲话,就能统一认识,让问题迎刃而解的。他在2月27日讲完《正处》后,1800多位与会者分组讨论了三个半天,3月1日下午又听取了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等16人的大会发言,随后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内容有的是对大家所提问题的答复,有的是对《正处》的补充和发挥。
毛泽东觉得,只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他的《正处》讲话还不够,还需要听取更多的人的意见。从3月6日到13日,中央又在北京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邀请了160多位党外知识分子参加。与会人员听了毛泽东《正处》讲话录音后,分组进行讨论。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院校、科学各界知识分子,分别举行了6次座谈会,听取意见,讨论对话。3月12日,他针对会议提出的问题再次发表大会讲话。翻译家傅雷听了毛泽东讲话后,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路南下,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召集党员干部会议,不断地宣传和阐述《正处》的内容和“双百”方针的主张。
讲完《正处》后开展的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印证、宣传、补充和深化《正处》内容的过程,为毛泽东后来整理修改这篇讲话,积累新的素材,启发新的思考。
1957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时,对方说:“主席的报告(指《正处》——引者注)十分重要。我们国内都等着看这个报告。”毛泽东说:“全文我正在修改。讲起来很容易,几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正处》是1957年6月19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的。在这之前,毛泽东经历了近4个月的脑思、口讲、耳听到手改的过程。毛泽东的修改,保存下来的有15份过程稿,如果加上讲话前拟的提纲,总共有16份文献材料。从第2稿(讲话记录稿为第1稿)到最后定稿,集中在5月7日到6月17日42天中完成。42天的时间,年已64岁的毛泽东,在处理政事之余,孜孜不倦地修改14遍,所持的审慎,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一篇口头讲话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文献,道理自明。
最后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讨论主题渐次变化,最后才集中到分析和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始,毛泽东主要是听取会议讨论情况,看材料,引导会议进程。直到近20天后的1月30日,才发表大会讲话,讲了6个问题,突出强调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以及怎样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讲话的酝酿思考过程,和上两篇讲话大同小异,这里只说说他讲完话后是怎样修改的。这次修改特点是:毛泽东本人、“秀才”班子和其他政治家“三管齐下”。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去了外地。离京前他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的这个讲话。2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杭州。毛泽东看后不太满意,让人把原始讲话的录音记录从北京送来,他花了一天工夫改出一稿,请田家英“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从这时起到3月20日,毛泽东先后改了7遍。但他仍然不放心,又把改稿分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等人,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陈伯达收到稿子后,专门约请胡绳、吴冷西、邓力群等几位“秀才”读改一遍。毛泽东看后认为“修改得好”,又送请刘少奇和邓小平看过后,于4月10日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地。
以上修改只是暂告一段落。4年后的1966年2月初,毛泽东在武汉又把这篇讲话稿找出来,请王任重修改。王任重改后送给毛泽东时,提议扩大范围再次印发。毛泽东看后觉得“修改是好的”,但仍然不放心,又请彭真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会同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等人“修改一遍”。毛泽东还说:“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2月9日,毛泽东在武汉对康生、田家英等人说:修改了多次,请大家在此再读一遍,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然后发给党内讨论之后,再公开发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在武汉同康生、陆定一、王任重、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许立群等,一起读改。彭真建议加上“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这样一句,并说“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2月12日,毛泽东看了彭真主持改的稿子,批示印发县团级以上干部。
一篇讲话,事隔四年,两番集中修改,两次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实属罕见。第二次印发后,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公开发表,毛泽东没有同意,理由是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这体现出毛泽东根据实践发展来修改文稿的审慎态度,也表明他的思路兴奋点已发生变化。因此,这篇讲话直到1978年7月1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从三篇口头讲话转化为经典文献的过程,不难看出一些重要门道。
第一,讲话都酝酿于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论十大关系》出现在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之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中共八大必须回答中国在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路子应该怎样走。刘少奇当时正在主持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听了“十大关系”的讲话后,高兴地对起草组的人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发表《正处》讲话的背景是,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个别地方出现了罢工罢课现象,文化艺术领域因贯彻“双百”方针,出现了不少争论,怎样看待这些社会矛盾,必须回答。按斯大林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人民内部矛盾的,只有敌对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要因循此说?《正处》作了鲜明的理论回答。《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出现在人们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时,围绕与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中央需要表明态度。可见,三篇讲话,都是形势“逼”的,实践要求的,人们希望有“说法”的。都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毛泽东以他的政治敏锐性及时地发现并紧紧抓住突出而重大的问题,作分析,提判断,拿方针,“做文章”。于是,三篇讲话一出,人们会觉得很及时、很需要、很解渴、很重要。
第二,先“听”后讲,观点出自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不是在屋子里想出来的,也不是只看材料琢磨出来的。为了讲得有把握,讲得切中需要,讲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他事前总是在不同范围听取意见,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抓住问题的根本,明确讲话的针对性,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断。
第三,反复征求意见,补充和完善讲话的观点。既是口头讲话,就不能要求一开口就讲得那样精确无误,那样缜密周到,那样天衣无缝。特别是新的理论观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就讲周全的。毛泽东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曾以自己为例说:“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讲出来的经典文献,常常有多种“文本”。例如,讲话提纲,口头讲话的原始记录,报道讲话的新闻稿,作者自己的改稿等等。口头讲话不过是诸多“过程稿”之一,不能要求一步到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正处》,经历了不同场合多次讲,反复听取各方面的讨论,自己又予以回答总结的过程,这事实上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和大家讨论的过程,是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
第四,书面修改是确立和表达观点最重要的环节。动手修改讲话稿,是确立和表达观点的最后环节,也最需要下苦功。毛泽东的书面修改,不只润色文字,同时还包括弥补口头讲话不周全、不准确、不充分、不精练的地方。有时还要根据讲话后出现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强调一些内容。他不光自己动手反复修改,还请别人诸如“秀才”或其他领导人帮助修改。1963年11月,毛泽东曾同外宾谈到:“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于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正是这“想一想”的书面修改,把口头讲话锤炼成为了经典文献。
修改讲话稿的目的是为了更正确地指导实践。上述毛泽东三篇讲话的基本精神,当时作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在实践中起到了相应的政策效果。但其中两篇随着毛泽东关注思路的变化,只作为文件印发,生前没有同意公开发表。公开发表的《正处》,加进了后来形势变化后作出的一些新的判断,虽属必然,但其中个别观点不一定符合实际。看来,好思路好观点提出不易,坚持和落实也不易。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路观点,既然符合实际,又受到欢迎,就不宜轻易搁置,应让它在实践中持续结出果实来。这是谈三篇经典文献形成过程需要补充说明的。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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