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8月22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完整、准确理解它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对这些重要思想和论断，只有结合历史背景，注重整体把握、辩证把握，知其义又明其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正确用以指导实践。如果顾此失彼、畸轻畸重，就容易导致实践偏差，甚至犯原则性、方向性错误。历史上我们党有过这样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深刻汲取”。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上述内容是对新中国发展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科学总结，具有极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因为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出现了曲解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近年来，依然有一些学者，忽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国际环境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事实，片面引用几十年前的一些话语，刻舟求剑，胡编乱造逻辑关系，试图掩盖我国社会矛盾，打压马克思主义，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对此类现象，诸多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已经发表诸多文章进行学理性分析。然而，问题还未解决，各种歪理邪说依然此起彼伏，妄图让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一、所谓“社会主义没有搞得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至今为止，依然有人说“社会主义没有搞得很清楚”。
首先，搞得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怎样才算搞清楚？有些人，如梁漱溟，建国前搞了十年左右的“乡村建设”，自以为很懂中国农村农民。然而，1953年时，毛主席认为梁漱溟并不真正懂得中国农村农民，批判其“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乡村破坏和国家灭亡。梁漱溟在建国前长期连农村存在阶级斗争都否认，连辩证法都没懂，怎么可能真正懂得中国农村农民呢？梁漱溟1938年初跑到延安，和毛主席六次交谈，既没有说服毛主席，也没有被毛主席说服。1951年前后，梁漱溟承认，“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也就是说，他没想到的，毛主席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梁漱溟根本不承认阶级斗争，所以他就根本不懂得如何根本改善农民的利益，如何实质性地发展中国的农业。通过这个历史公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某些人那里搞不清楚的事情，在其他人那里却是门清的。你如果不学习，已经先入为主了，怎么可能搞得清楚呢？这样即使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随风飘荡，也只能是闭门造车、坐井观天了。中国随风飘荡的学者、干部不在少数。风向一变，这些人就变了。与之相比，“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不读书也可以做皇帝。刘邦虽然不读书，但是很辛苦，打下了天下还四处征战。项羽不读书，却没有做成皇帝。不读书，99.9%的概率就许多事情弄不明白。如果加上自以为是，就100%弄不明白了。毛主席能够做中共领袖，不仅是大浪淘沙换来的，而且是毛主席爱书如命换来的。所以，一个人没有把社会主义搞得很清楚，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不清楚，并不意味着别人不清楚。
其次，严格地来说，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对立面，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此，如果很清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了，就很清楚社会主义了。在相当程度上，搞社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定向爆破、反向施工。也就是说，在根本性的问题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搞什么，我们就不搞什么，反着搞就行了。不是有句话说，“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吗？这句话说得有些绝对，但是，如果把敌人所主张的反动的东西提炼出来加以反对，这大致不会有错。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运用这种对立统一来构建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资本主义搞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在大机器生产技术条件搞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离开这一条就不可能是什么社会主义了。搞不清楚这一条，就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了。当然仅仅有这一条还不行，还不够，公有制还可能流于表面。列宁说，只有既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术语的内涵，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搞社会主义是需要不断革命的，是需要有点彻底革命精神的。而这正是毛泽东主席一生的写照。如果不想花时间仔细辨别，采取实用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好的坏的一起拿到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只要GDP增加就行了，而且要为此寻找理论依据，那就只能用“搞不清社会主义是什么”来做理论铺垫了。——值得指出的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中国许多信息（包括基因信息、政治经济信息、军事信息等等），也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采取定向爆破的办法，必然希望中国搞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如支持中国一些人不把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三，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也不是随便变化的。在任何历史时刻，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而且必须联系当下的实际，包括中国的实际和国际的实际。毛主席本来设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要实现要实行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但在抗美援朝结束前后，毛主席就根据对李立三的报告等等因素的分析，决策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认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尽快实现发展。实践证明，毛主席的决策是历史性的，是伟大的。毛主席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中国留下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就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而是视为一个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了。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概念清晰的证明吗？难道中美关系缓和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就不清晰了吗？当然不是。我想，毛主席与蒋介石、美国人打交道多了，知道美国不可靠，知道美国只有在被逼的没有办法了才会讲道理。与其说跟着美国的都富了，不如说，跟着美国的都是富国，是富了之后没有办法才跟着美国。中国跟着美国是富不了的。富到一定程度，美国就会收拾中国的。毛主席还知道，美国人很会欺骗别人。多年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老实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诸多王朝也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主要就是不要为了点钱，就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让中国赚到大钱，实现真正的发展。中国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让人民富裕起来。
第四，我们看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干部，包括少数高级干部那里，确实存在对于社会主义不清晰的问题。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因为中国面临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技术转移的机遇。为了抓住这种机遇，就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搞点模糊性。从一些材料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都知道，抓住这种机遇只有一个窗口期。对这种窗口期机遇不能过高估计，因为美日欧根本不可能向中国大规模转移最新技术，而且就算中国能够通过市场换技术的办法得到一些技术，中国也有更优化的获得技术的方法。美国国务卿、前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蓬佩奥谈CIA如何训练特工时说，“我们撒谎、欺骗和偷盗”。中国难道不能从西方国家偷学一点技术吗？中国难道不能利用反向工程的办法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一些信息吗？中国难道不能派遣理工科留学生去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回国效力吗？为什么非要把招商引资提到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大的范围呢？有些人说，招商引资不光是解决技术问题，还解决中国外汇短缺问题。但毛主席时代中国不是同样面临技术短缺、外汇短缺吗？而且毛主席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技术短缺、外汇短缺更严重。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了。毛泽东主席设计了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不需要后人去重新建立了。只要照着走就行了，不需要把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发展模式换为一种片面依赖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中国没有大师。过度依赖招商引资，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大师呢？不依靠自主力量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技术难题、科学难题、资金难题、组织难题等等难题，怎么可能锻炼出自己的大师呢？中国本来已经有了很多大师。我们的许多元帅、大将至少都是军事领域的大师吧？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是科学领域的大师吧？为什么像这样的军事人才、科学家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出现，从而发出了大师之问呢？想明白了这些问题，就知道今天一些人还提“没有搞很清楚社会主义”是文不对题了。改革开放是否使我们丢掉了多少好东西呢？我们丢掉了太多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丢掉了鞍钢宪法，丢掉了人民公社，甚至丢掉了不少让人民说话的权利。中国听到的声音有太多是来自一些所谓经济学家了。如果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放在国外、放在少数“精英”身上，中国的决策者们又有多少战略智慧呢？不敢同敌人对抗，怎么可能锻炼出自己高超的智慧呢？要知道西方人是信奉丛林法则的。把西方的狼引进中国，中国能好吗？幸亏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独立自主的格局、敢打必胜的精神、战无不胜的能力，才可能让西方的狼引进中国之后变化一下，中国才实现了某种发展。但中国许多人不是把财产转移到海外吗？当然这些把财产转移到海外的人进入到西方丛林世界后命运如何，我的预测是比较悲观的。希望这些人还是能够自求多福吧。面对这些问题，如果今天有人说，他们依然“没有搞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那就不是头脑简单的问题了。毕竟，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他们依然提出“搞不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要中国的社会主义按照他们所设想的模式路线来设计、来进行了。问题是，这些人的智慧是否足以承担起这种历史的重任呢？他们无论拥有怎样的头衔，实际上却可能是等同于“不读书”呢！因为他们连上述的道理都不懂。
二、所谓“所有制歧视”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人在中央提出并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在中国所有制已经呈现“56789”格局之后，还大谈特谈“所有制歧视”。
首先，“所有制歧视”的概念不仅无法成立，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它连所有制的性质、功能、属性都没有搞清楚，就预判存在“所有制歧视”。这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手法。按照这种逻辑，任何人说公有制好就是对私有企业的“所有制歧视”了。那反过来，说非公企业的好话，是不是就是对公有制企业的“所有制歧视”呢？说“搞不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难道不就是把社会主义虚无了吗？这比“歧视”还糟糕！因为如果社会主义没有了，就不用歧视社会主义了；而社会主义没有了，也就不可能“歧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了。原来，他们炮制这个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吹和维护私有制，就是为了歧视公有制。
其次，一些人抓住个别人提出的“退场论”不放，为什么那么怕“退场论”呢？如果“退场论”没有道理，又为什么那么怕呢？不考虑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就简单判定这种说法大逆不道，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做法吗？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吗？而且，就算这种说法在现阶段站不住，中国今天的老百姓绝大多数不是在民营企业里面就业吗？这种格局短期能够改变吗？那攻击这种说法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巩固这种既得利益格局吧！中国改革开放前不是公有制的汪洋大海吗？那种格局可以被颠覆，为什么现在的格局就不能被质疑呢？难道这种格局就毫无问题了吗？不是的。只承认现存合理性的观点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要有矛盾，就有问题。有问题，就应当允许有人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对真正指出我们的问题的人历来采取的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策的。——当然，这不是说，任由一些人胡说八道。
第三，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功劳吗？当然有功劳。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有功劳吗？当然有功劳。那么未来中国怎么选择呢？当然要看这两种企业组织形式制度形式中哪个更适合中国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国情，而不能仅仅看历史和现有格局。有人以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穷国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原来，我觉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应该也不算错。可是，我最近阅读一篇文章发现，有人早把“三个有利于”标准与所有制标准对立起来，简直就是用前者取代后者了，这就有点儿让我恍然大悟了。怪不得一些人那么高唱“三个有利于”，原来他们是把它作为取代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的东西了，也怪不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号下，“56789”的格局形成了。当然，我们承认，中国的私人企业与西方的私人资本有所不同，对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有重要贡献。但如果笼统地说私有制就是好，也是不对的。私有企业对我国生产力发展有功劳，但功劳就决定一切吗？当然不是。1949-1976年时期的中国公有制企业也有功劳，为什么许多被搞掉了呢？搞掉许多公有制企业，在客观上不就是成就了许多私人企业吗？不是客观上让少数人发财致富吗？难道国有企业能搞的业务偏不让搞，偏让给私人企业来搞，让广大的老百姓成为私营企业的雇佣工人，即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奴隶、工资奴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样子吗？
私营企业之所以有功劳，也是党的政策允许。没有党的政策允许，私营企业就发展不到近乎“56789”的程度。虽然在日本侵华这种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些民族企业家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但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主体责任者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所形成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等等。改革开放以后，有的私营企业也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是，也不可否认，也有一些私营企业成为与其他爱国企业对抗乃至同党同人民对抗的力量。有的靠剥削农民工赚钱，有的靠疫情赚钱，有的靠国企私有化赚钱，有的靠行贿赚钱，有的靠外国资本支持迅速做大赚钱，有的靠垄断赚钱，等等。而中国的诸多战略需求是由国有企业来满足的。如果不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就笼统地指责我们国内的正义力量对私营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是民主的态度吗？是学术的探讨吗？
第四，有人主张继续“不争论”，可是，既然中国有14亿人，就有14亿张嘴。既然中国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就必然有多数人后富起来，甚至富不起来，10亿多不富的人的嘴，你管得了吗？他们不会说话吗？他们的声音你能不倾听吗？就是在富人中，也有为穷人讲话的。就是从这个格局看，“不争论”可行吗？是穷人在主张不争论，还是为富不仁的富人在主张不争论呢？这样看来，当年“不争论”提出时，一定是有其特殊背景特殊适用范围的。说到“不争论”，其实最早的实践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发现军事指挥采取聚众议事的办法行不通。于是，成立了军事三人组。但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毛主席掌握了真理。而且，三人组的制度形成并没有阻碍争论，毛主席更没有把“不争论”作为一条原则提出来。即使表面上没有争论了，暗地里还是有矛盾。开会是干什么？开会就是要解决矛盾的。怎么今天还有人把“不争论”奉为瑰宝呢？那些主张“不争论”的人不是很多又下场争论了吗？他们不但争论，而且所用的论据完全错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他们说，只要综合国力强大了，就说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了。可是，他们没有说明什么叫综合国力？用马克思的框架来回答，综合国力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合力。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而且要求中国的上层建筑一边倒地支持私有制，只用生产力来说明一切，把实际上支持私有制的观点塞进党的文件乃至法律，能够不争论吗？当然要争论。因为他们没有代表真理。这样看来，“不争论”不是随便可说的。
第五，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哪个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最稳固？有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基础最稳固。在我看来，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公有制条件下，我们的经济基础最牢固。记得好像有文献说，毛主席在最后的日子里，曾交代后人，国际上没有什么大事，要注意国内。我想，无论这个说法有无，但我们整个国家在1976年时几乎是万众一心。那时连党的大批高级干部都不认为我们党和国家存在什么风险，因而产生了对毛主席晚年发动的一些运动的不理解。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稳固，正是由于在毛泽东带领下不断革命，不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四大考验”：“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都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其实，在这“四大考验”中，最核心的考验就是执政考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久，中国就面临来自国外的战争考验。毛主席坚决执行抗美援朝方针，既消除了外国环境考验，又通过了一次严重的执政考验。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根本之道就是毛主席深深懂得阶级斗争的道理。紧接着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让我们党不再面临资产阶级存在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市场经济考验。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市场经济考验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有机会再度形成，但由于毛主席坚定地反对“三自一包”而消弭于无形。二十大报告说，2012年的时候，“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为什么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呢？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引入。当市场经济引入了，钱就成为决定一切的中心问题了。只要有了钱，脸就可以不要了。而有钱和没钱的人之间的对立形成了，这种对立就是阶级对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我们党的执政基础能稳固吗？极少数有钱人希望党和国家向右转，大多数有钱人和大多数没钱人希望党和国家向左转。党和国家到底听谁的？很显然，极少数有钱人的话是不能听的，但他们掌握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能当断不断了。中国的一些舆论权在相当程度上被资本把控了，被外国资本影响了。据说，连原来的中央电视台都被美国资本侵入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哪种声音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一个需要辨别的事情了。
第六，所谓“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说法似是而非。真正的民营企业是国家代表人民进行经营的国有企业。而人们一般所谓的“民营”，是指少数几个人（如家族）或私人合伙、合资形成的企业。这里又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下被迫下海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企业或希望在经营企业中实现人生价值，但同时又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社会主义情怀的私人企业家；一种情况是唯利是图、见事不好扭头就跑的为富不正、为富不仁的企业家。所以，今天中国的“两个毫不动摇”也不是绝对的，应该毫不动摇支持的是前一种企业家，而不是后一种企业家。今天如果真去消灭后一种非公有制经济，不会根本性地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更不会造成党的事业难以弥补的重大挫折，反而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只不过，究竟谁是后一种企业家，也是不好辨别的。因为做成了后一种企业家，同样可能会如黑社会一样有保护伞。这样来看，多种所有制政策下有许多政策是需要亡羊补牢的。
第七，即使是上述第一种民营企业家，除了如华为、大疆、比亚迪等企业之外，大量的中小企业很难承担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却因承担着就业等社会责任、自负盈亏的主体责任而压力山大。实际上，他们其中一些人在过去几十年里摸爬滚打，获得了一些利益，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可能发现市场很难赚钱了。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资本必然从自由竞争走向集中、垄断，可以预期，中国未来许多生意是越来越难做的。一些企业家已经五六十岁了，却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在这种情况下，加入由央企和国企组织的产业链、供给链，或者由国资入股，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这样，既能保持自己创造的财富，又能解放自己。这种办法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办法。它不是“所有制歧视”，而是基于不同所有制的优劣势所做的理性选择。因为不同所有制优劣势不同，所以，根本没有“所有制中性”、“竞争中立”。至于后一种私营企业家，为富不正、为富不仁，见事不好、扭头就跑，就更没有“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立”了。
第八，有人说，少数幸运而又不乏自己奋发努力、家庭背景与普通人一样的成功人士，激励了千万人去创新创业，诱导了亿万资金流入了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洪流，从而做大了整个社会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这即使是事实，难道资本主义国家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少数人“奋发努力”发财致富过程中成为发达国家的。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少数人的奋发努力包括侵略、掠夺、剥削、压迫、屠杀其他国家人民。如果因为中国生产力发展了，就以为可以在理论上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正名了，马克思主义就可以被颠覆了。有的人不谈这种发展格局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大谈它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三个有利于”理解为允许中国引入资本主义乃至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仿佛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似的。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是典型的机械唯物论。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是已经被历史实践所证明的客观规律。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曾经导致在20世纪中叶之后的一二十年中，在已经得到了极大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强大的机械唯物主义意识存在。那时存在机械唯物主义是由于党的许多干部长期从事的是军事工作或军事相关工作，很少进行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缺乏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更缺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而这种意识在当下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那就过于荒谬了。因为它说明，4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没有教会他们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第九，要正确地认识群众运动。有人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他们说，群众运动会以普遍贫困而告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必然是以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历史的进步本身就是一场社会层级的运动。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群众运动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最突出的形式就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是最激烈的群众运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可能有几千次，有观点说，仅仅是宋朝，农民起义就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所带来的朝代更替帮助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最伟大最持久的文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肉食者鄙。在每个封建社会的早期，封建的统治者们都极为重视民心。每个新王朝的建立者一般都非常了解民间疾苦，有的还直接出身贫农，因此，他们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以避免发生革命。然而，在一个王朝的中晚期，贵族们的肉食者鄙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只能让社会一天比一天恶化下去了，自身无法挽救这个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农民起义才能够较为根本地改变社会统治秩序。而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发生时，社会当然付出巨大代价，当然造成生产力的损害和共同贫穷。可是，这正是因为既有的王朝已经造成人民的普遍贫穷了。农民起义不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而是为未来一段时间新的财富更为公平、更为快速的创造出来创造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也从来没有告终。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是几乎把清朝的旗人精锐消耗殆尽，使得清政府不能不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为汉人再次获得政权创造了条件。害怕群众运动、打击群众运动，最后可能只能是在21世纪的中国激起革命，造成中国的内乱，让中国再次经历生产力的巨大滑坡。
第十，一般而言，支持私有制的人都持有与动物一样的世界观：人类社会如动物一样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这种人在21世纪的今天的中国，还在鼓吹物竞天择、竞争铁律、人类差异。而他们论证所依据的常常是假设所有人都一样的神学世界，进而反推出私有制的合理性。而实际情况是，他们觉得自己不是这个社会中的弱者，而是强者，是上等人，所以，要由他来安排竞争规则，而让那些竞争失败的人认赌服输。按照这种动物的世界观，中国社会中找不到工作的人要接受没有工作的现实，找到工作而没有好待遇的人要接受没有好待遇的现实，这种现实作为市场竞争所达到的结果，不可动摇。在人类历史上，过去没有，未来也不可能有所有人都会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样的结果，享有同等待遇，所以，问题根本不是激励和努力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和人类的未来中，也不可能出现没有人再努力这种情形。人类社会中的人际差异是多维的，有许多维度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也有许多人际差异是人为制造的，是由持有动物世界观的人所人为制造的，而这种人为差异是可以消除的。并且在消除了这些人为差异之后，人际差异依然大量存在。依然大量存在的人际差异依然会推动社会发展。比如说，中国企业在国内找不到发展机会了，就去国外找，中国企业在地球上找不到发展机会了，就到太空去找。人类进步的余地是无限的。怎么可能享受了大致相同的经济待遇之后，就没有人再努力了呢？当然不是。即使我们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了经济的尽可能大的平等，人类还有精神上的不平等、社会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跃迁、社会政治地位上的跃迁，人们不会努力吗？只要人类存在，努力就是消灭不了的。应该指出，如果说鼓励竞争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提出来，还有其时代的合理性，那么今天中国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竞争太少，也不是竞争规则公平与否，而是竞争太多、合作太少了。如果一个人的世界观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丛林社会，就是物竞天择，那么他只能把竞争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机制而排斥合作和共同富裕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一个14亿人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大规模人口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中，不强调公平和合作而只强调竞争的理论是致命的理论。
第十一，有人说，日本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日韩的贫富差距却比中国小，比中国更像社会主义，因而不能歧视私有制，不能认为私有制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可见说这话的人，自己也承认贫富差距小“更像社会主义”，只不过结论自相矛盾。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当然主要是由私有经济造成的。中国改革开放通过消灭大量的中小国有企业为私有企业创造了市场空间，直接恶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一些人也通过创办私人企业获得了巨额的私人收益更加恶化了中国收入分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获得私人收益都离不开政府。因此一些政府官员也就通过收受贿赂而获得财富了，中国的腐败就呈现普遍化趋势了，这就又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收入分配。腐败当然有问题，但我们想一想，政府官员拿着几千块钱、万把块钱的月工资，手上的批文给了哪个私人老板，哪个私人老板就赚钱了。私人老板赚很多钱，我们的那些政府官员能不眼红吗？“权力寻租”的产生是有经济基础的！当中国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路，又有多少人不想富呢？在国家法律还没有完善，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完善的情况下，必然就有人行贿，也就有人受贿了。可是人人都致富又怎么可能呢？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一公有制下贫富差距很小。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处于世界最大之列，不是在中国私有化大发展之后形成的吗？私有制发展了，有人拿到远远超过工资的私人利润了，就可以拿出部分利润来贿赂官员，这是导致中国出现腐败的一个基本机制。从这个历史过程看，解决中国过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的关键，不正是在于真正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推进公有制吗？
三、贫富分化的国家管理体制归因
他们在拒绝私有制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因之后，就需要另寻原因了。有人主张，中国用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大的原因是市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差几倍和城市农村的土地价值差异，并把市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差几倍归因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
首先，基尼系数并不一定是对贫富差距的有效衡量。一个更好的衡量是，中国资产、财富达到千亿级别、百亿级别、十亿级别的人到底有多少，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多大，这才是关键的衡量。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异有其不合理之处，但不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主因。因为只有通过巧取豪夺野蛮扩张的私人资本家，才会积累起千亿级别、百亿级别、十亿级别的财富。城市广大的工人即使收入比农民高，也非常有限。而且，工人收入高，能够为我国社会的稳定提供强大的阶级基础。当然，农民收入过低，则会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无论工人和农民，作为阶级，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然而，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富豪的阶层，并持续下去，这个国家的政权最终将会落到富豪阶层手中，工人、农民作为阶级一起遭殃。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有警惕“军工联合体”这种富豪阶层的觉悟，而中国一些人连这个觉悟层级都达不到。
其次，户籍制度不是市民与农民包括农民工的之间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也实行户籍制度，而且实行比改革开放后更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为什么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却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呢？如果户籍制度是造成市民与农民的之间收入差距的原因，那么，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松动，应该是减少这种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反而增大了呢？而且，在改革开放后较为松动的户籍制度之下，请问，农村内部有没有收入差距呢？城市内部有没有收入差距呢？这些收入差距能够用户籍制度来解释吗？中国的农村不是也有富豪吗？当然，城市的富豪更多。这些富豪的产生难道不是主要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共性因素吗？怎么将贫富分化问题的主因归于了户籍制度呢？
第三，城市农村的土地价值差别巨大也不是中国贫富分化的次要原因。北京市中心的一套豪宅或许价值几亿，而中国有钱农民在农村花费一两百万就可以建一个同等质量的别墅。二者的价值差距达到几亿。可是，中国一些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拿到的私人财富是几百亿。几百亿是几亿的100倍。请问，城市农村土地价值差别在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中究竟排位几何呢？而城市农村土地价值差别巨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土地的单一公有制吗？那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更是土地单一公有制，为什么城市农村土地都是0从而没有任何差别呢？城市农村土地价值差别巨大难道不是在市场化、私有化后出现的吗？又为什么把城市农村土地价值差别巨大归因于公有制，而不是归因于市场化、私有化呢？
第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有制都是国家管理体制。有人于是又把中国贫富分化的矛盾焦点归到这个体制上。他们主张，管理体制中必然有私心作祟，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诚然，私心与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但私心有很多种。究竟是哪种私心要对中国贫富分化负责呢？一个官员有点儿照顾自己子女上学的私心。如果仅有这种私心，对中国的贫富分化是不产生大的影响的。反而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来推进私有化、市场化的私心，才会导致整个中国普遍的贫富分化。中国发展私有企业的决策和实践中，有没有私心因素的存在？是不是一种有偏差的制度安排呢？私有企业的设立、运作乃至清盘中有没有私心的存在呢？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财产、公共事务中掌权的人，按照制度规定，只能拿工资，哪怕他们拿的工资比工人高得多（对此，中央已经采取降薪降工资的措施了），但还是要比那些巨富的人拿到的私人利润要少得多。政府掌权的人相比中国那些巨富的私人老板，究竟谁对中国贫富分化的“贡献”大呢？从报道出来的案例看，中国单个腐败官员的最大腐败规模也就是十几亿，他们相比中国那些巨富的私人老板，究竟谁对中国贫富分化的“贡献”大？——这里仅仅是就贫富分化的原因进行分析，而不是说腐败好，也不是为腐败做辩解。而且，这里的分析能够让我们分析中国的腐败形成的根本原因，从而对腐败釜底抽薪！
第五，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管理体制。如果将贫富分化归结为国家管理体制，就必然得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只能削弱国家管理体制的结论。这种结论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结论。而在实现无政府主义造成权力真空之后，兴起的必然是资本权力。那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颠覆了。
四、结 语
以上分析表明，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不少人存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维。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成是传统概念和本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不理解社会主义，或者揣着明白当糊涂，指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成天喊着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啊！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悲哀吧！怪不得有人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科出现了大退步呢！
愿中国未来多一些讲究逻辑的学者吧！愿中国未来让讲究逻辑的学者多发出一些声音吧！愿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人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吧！愿他们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结合历史背景，注重整体把握、辩证把握，知其义又明其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正确用以指导实践”而不是“顾此失彼、畸轻畸重”，“导致实践偏差，甚至犯原则性、方向性错误”吧！
（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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