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章和讲话，太长，动辄上万甚至几万字，着实让人读不下去。这样写文章和讲话，你让老百姓怎么去关心你要表达什么?
说到这路，我想起了一件事，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他抄录的一则寓言，原文如下：
“为什么你的歌这样短?”有一次有人问一只鸟儿，“难道你的气儿不足吗?”
“我有很多的歌，”鸟儿回答说，“我要把它们全部告诉世界。”
寓言短得仅仅50个字，但这却是契诃夫毕生从事文艺创作的座右铭。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契诃夫是一只爱唱短歌的鸟。他的作品《小公务员的死》和《变色龙》，前者仅有1596个字，后者也不过2053个字，然而，这却是世界文苑里的两朵奇葩。写短文，求简洁，是契诃夫执著的艺术追求。在提倡写短文方面，与契诃夫齐名的，还有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马克·吐温有一则流传很广的轶闻。有一次，有人向马克·吐温讨教说：“讲演词是长篇大论好呢，还是短小精悍好?”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个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五分钟后，我马上决定捐助50元。当他接着讲了十分钟，我就决定把捐助的数目减到25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讲了半小时后，我在心里减至5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哀求捐助，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反而从钵子里偷走了两块钱。”
故事的真假我想不必去细作考证，马克·吐温偷两块钱的行为也无须去作褒贬评价，重要的是，这则故事辛辣地嘲讽了那些拖沓冗长的文风，表现了人们共同的审美心理。生活中，简洁、朴实是一种美，所以，会唱短歌的“鸟”常招人喜爱;而像传教士那样的自我卖弄的行为，却常常惹人讨厌。如果说在契诃夫生活的时代，短而精的作品就已经为人们共同喜爱的话，那么，在时间日趋宝贵、人们生活的节奏日趋加快的今天，对这样的作品的偏爱，则反映了人们更为普遍的鉴赏需求。
社会对短而精的文艺作品的呼唤，近年来其声浪一阵高似一阵。诸如小报告文学、小小说、小戏等征文活动，此起彼伏，目的都是一个：煞长风、唤短章。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你千呼万唤，文坛上唱短歌的“鸟”却仍如凤毛麟角。那些长而空的平庸之作却时有所见。明明是一两千字的短篇题材，却生拉硬拽，非要拽出一个中长篇来;明明是一幕戏的情节，却节外生枝，硬是拉扯成上中下集，甚至十幕八幕的来。小说长、散文长、电影长、电视剧长，甚至连以短见长的新闻作品，也越写越长。长，成了一种文人追逐攀比的时尚。然而，对长而空的作品，读者和观众大抵是不买账的，如马克·吐温一样，想从传教士的钵子里偷去两块钱的人，怕是不在少数。
文艺作品的长风何以禁不止，煞不住?有人说，惟有长，才能显示水平，才能为人注目，才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几位当编辑的朋友碰在一起，谈起个中苦衷来，没想到话题竟是那样一致，大家都曾有过为把文章压短而与作者讨价还价的烦恼。其实，文艺作品的价值，决不是以作品的长与短来决定的，关键在题材本身，当长则长，当短则短。鲁迅先生的杂文，千字文者居多，但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被称为艺术的精品。何以如此?关键在于作品本身的质量。他有一句为文的名言，叫做“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三点，应该视作为文的通则。
这个道理，能著书撰文的人，怕是未必不明白，可做起文章来，却自觉不自觉的常常有犯“忌”的事。细作考究，除了短文难做之外，据说更大的原因，则是“孔方兄”在从中作怪。时下的稿费是按字数计算的，文章长了，自然讨得便宜，短了，吃亏则不言而喻。此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为文者，衣食住行、拉家带口，完全摆脱“孔方兄”的诱惑，只能被视作一种不尽合理的苛求。然而，为文总该要讲点文德，为了钱，把文章像拉橡皮筋一样拉得长而又长，为此不惜用空话、废话来敷衍读者，那岂不是一种以文行骗的伎俩?当然，为鼓励大家写短文，对稿费的某些规定作些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对那些思想性强、艺术质量堪称上乘的短篇精品，打破惯例，以高额报酬加以鼓励;或者设像“茅盾文学奖”那样的国家大奖加以彰扬，重赏之下，何愁没有勇夫?
我这样说，并非一概排斥长篇巨制，那些具有史诗意义的宏篇巨著，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时代所必须的。重要的是看质量。不过，就目前的文坛来说，我们匮乏的是有影响的短篇佳作，时代在呼唤爱唱短歌的“鸟”。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红色文化网，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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