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有制问题，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因为胡某或者几个经济领域的什么人的狂吠而有丝毫退却。
看待公有制问题，必须运用大历史观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公有制为主体”，是在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牺牲了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伟大成果，这绝对不允许极个别人说了算。首先你总得还清千百万人们投入的生命成本。为主为辅，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借助大历史的经验思考。
我们可以借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土地革命的经验。
回顾一下，前些年，一个观念猖獗一时，就是关于土地私有的叫喊，甚至有极个别的担负领导职位的干部，疯狂倡导要恢复1949年以前由乡绅治理国家的体制。于是受此影响，有人公开利用文艺作品为土豪劣绅翻案，公开诋毁1953年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为被镇压的地主和土豪劣绅鸣冤叫屈。
其实，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倒退。包括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公有制为主体”等重大理论概念展开的争论，都是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那些公开为土豪劣绅叫屈的公知汉奸，那些公开为私有化叫好的个别教授专家，其实都是在玩内外配合的一场大阴谋。那些把民营企业和私有制故意混为一谈，其实从大历史角度看，这是一场关乎共产党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斗争。
著名教授郭继承对此曾经做过专门研究，他说，毛主席曾经谈过周期律的问题，他同黄炎培说六十年是一个周期，能不能度过这样一个周期，是历史对一个政党的考验。其实从大历史看，不仅60年，大历史也有个周期问题。
郭教授说，从历史王朝更替看，大抵很难越过三百年。夸张一点，历史家们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极而言之。其实大抵都是三百年左右。这里边就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的探讨极有意义。从历史看，比如汉朝，刘邦做了皇帝，第一步把土地分给百姓，开始老百姓觉得公平，确实很高兴。但是仅仅三四十年以后，一种现象出现了，土地很自然地开始向少数人集中，一家20亩地可能会变成2000亩地，而另外一家20亩却可能变成5亩地，这就形成了土地兼并，马克思批评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于是掌握了巨额财产的大地主，便又开始了向政权渗透，它会问鼎政治，会在政治上寻找他的代理人。
于此，各级政府的官员也不再满足于拿薪水，他们便开始让权利变现，与实现兼并的打土豪勾结，政治权贵努力向豪强地主渗透，两者结合，一拍即合，形成强大的权贵阶层，一个权贵与豪强相互勾结的特权阶级便形成了。
这个历史现象，发展下去，人民不堪重负，于是一个王朝走向覆灭。新的王朝出现。这个历史的现象，就这样往返重复。当开国皇帝汉刘邦分完这个土地之后，老百姓无不叫好，为刘邦的土地政策欢呼，称他是改革先驱，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地主豪强批量涌现。汉武帝看威胁政权存在，便开始坚决抑制豪强地主，强令豪强地主离开他的庄园，迁到别的地方，剥夺削弱他们的权利。到了汉昭帝和汉宣帝，特别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连抑制豪强的能力也没有了。因为豪强地主已经做大，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开始私养武装，大量蓄养家丁，一个豪强地主养着几千人的武装，一个县令要处理豪强案犯，结果发现，县令能够动员的力量比之豪强要少多少倍。历史发展到了这个时候，高层权利已经无法抑制，于是只能眼睁睁的等着改朝换代。
后来王莽出现了。他想尝试着彻底救一次大汉朝，怎么彻底，那就是全部实行土地国有，他主政以后，一个重要手段叫土地收归国有。想的很实际，可惜回天乏力，因为政权与豪强地主的勾结已经无法推行任何一项改革，他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甚至有了自己的武装，最后王莽只能以悲惨下场结束。再后来刘秀借着绿林赤眉起义，再杀一批豪强地主，但也不过仅仅维持了100多年，大汉王朝走向覆灭。
再后来的历史，从三国到隋唐和元明清，几乎都是沿着大汉王朝这样一个基本规律，走过了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而王朝的覆灭，除了其它原因之外，土地问题几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
5000年的文明，只有到了毛泽东时代，到了新中国，中国出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出人物，终于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这个人物便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凭着“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起家革命，到建立新中国，终于制定了一套后绝前空的土地政策，这个政策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就土地来说，就是收归国有，在发展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民营企业为辅的基本方针。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从最初的公私合营，经过1953年到1956年的改造，终于制定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维持了75年，受到亿万人民的坚决拥护。
在这样一个主张公平的制度下，即使再富的权贵想兼并土地、想化国有资产为私有，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最为重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土地革命。古代的任何帝王，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因为毛主席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从此，新中国以来我们世代都吃着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正是因为有了伟大的土地革命，我们今天可以动员国家资源，修世界第一的高铁，建设全世界无与伦比的的高速公路和各类基础设施。而美国这样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从芝加哥到华盛顿这样对我们来说不费力便可以建成的高铁，他们至今连一公里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土地私有，建成这段铁路，要跟数十个土地主签订合同，据说有三十万个资本家等着和你谈判，你说一亩地三十万美金，另一个四十万美金，还有一个一百万，最后只能一公里也不修不了。我们不是，一个红头文件下去，立即付诸实践。因为我们土地归集体，极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说，土地问题是毛泽东主席对整个中华民族最为伟大的贡献。当然今天在市场多元的状态下，豪强向权利的渗透，权利向豪强资本的寻租，每时每刻也都在发生，并且时时都在挑战着我们公有制的底线。正是有人打着改革和市场化的旗号，巨量侵吞国有资产，攫取国家几亿几十亿甚至数百亿的资产，建设远比封建王朝还要阔卓豪华的私人大宅。贫富开始出现悬殊。体制内有些人总是假以改革的旗号，为私有化摇旗呐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好，“与西方接轨”也罢，都是为了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公有制为主的社会根基。那些摇头晃脑长得像外星人一样的资本大亨，那些自封为泰山长老的豪强，那些靠开妓院出卖糖衣炮弹打垮共产党各级干部的资本大佬，不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向政治和权利渗透吗?他们办泰山会、开湖畔大学，结党营私，抱伙成团，干什么?就是要捍卫他们窃取的巨额利益。可以说，一部分权贵已经和资本大佬完成勾结，正在威胁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推翻公有制为主体，彻底推翻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所有制政策，摧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今想来非常后怕，如果不是十八大我们党进行脱胎换骨的反腐败运动，我们今天将会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结局。
毛主席在世时，他最担心的也是有人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做文章，如何保持永不变色，是他老人家考虑的最为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公有制的基础绝不能改变。变了这个，国家就完了。
早在1965秋天，毛主席担心我们党内有人会拿土地问题做文章，他苦口婆心的告诫党内高级干部：“我们绝不能搞三自一包，绝不能走回头路，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把人民公社改了，可能近期收入会高一点，不出十年就会出现小官大贪，大官巨贪，甚至是无官不贪，到时候治理贪官腐败就无能为力，只能象征性的惩治腐败，腐败势力就会阳奉阴违，各自为政，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与老百姓离心离德，会失去凝聚力，国外势力就会乘机侵入。到那时候我们千千万万的烈士鲜血就白流了，老百姓会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如今留在《毛泽东年谱》中的这些话语，读起来依然如警世之钟。毛主席讲这个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以为主席夸大其词，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顾主席的话就会觉得老人家极具超前意识。看看现实，不断在印证着毛主席的警世恒言。也印证着毛主席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看如今，权利拥有者向经济领域和豪强的渗透，豪强们不顾一切地向政治领域的渗透，已经到了我们无法想像的恶劣程度。资本豪强们为了摧垮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使用了最为卑劣最为下流的手段，而我们的有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为了给权利寻租，已经放弃了人格尊严和礼仪廉耻，甚至连流氓的事情也可以不顾一切地干出来。
可以说，在毛主席去世48年之后，毛主席最为担心的问题正在威胁着我们国家安全和执政党的地位。历史的周期律又一次对我们提出了考验。最近关于资本下乡、关于某些人对农村土地兼并的狂热鼓吹，都在极大的考验着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和决断能力。最近几天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在亿万人民群众中掀起的轩然大波，它所引发的亿万人民对我们制度的担忧，像胡某某极少数人为私有制狂妄的呐喊助威，他们表现的极其嚣张和疯狂，是新中国76年历史上所没有的。更加让人民群众极其担心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省部级干部，也遥相呼应，在大会高喊“公有制私有制没有为主”的问题，这种公开挑战宪法、党章的极端行为，是九千九百万共产党员绝对不能允许的。是十四亿人民不能答应的。党的20届三中全会，已经为我们的未来规划了很好的蓝图，许多重大政策已经明晰，向着下一个百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已经铺就，但是就是有那么极少数人，唯恐天下不乱。说穿了，就是像过去的地主豪强一样，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已经不可忍耐了，公开地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我们的党的重大政策和决定挑战了，对此，我们有必要团结亿万人民，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个基本国策，粉碎敌人的阴谋。特别是那些号称“上边有人撑腰”的以此迷惑大众的谎言，即使他上边有人，我们也要为真理斗争，绝不能允许他们毁掉我们用千百万先烈的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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