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世界银行给中国画出了供给侧改革的“路线图”，还差4个月就要卸任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到中国，要求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
佐利克的所谓新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其实就四件事：第一，必须开放，交出财政金融主权；第二，必须消灭国企，对全世界不公平；第三，必须去工业化，消灭产能；第四，打开走资通道，让资本自由流动。
佐利克担任过高盛集团主管国际事务的副董事长，而高盛是犹太金融资本控制的全世界顶级投行。而这个“路线图”的内容，实际上是“天降组”80年代初在日本《广场协议》前做的事情。而选择在2012年，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国的换届之年，美国人要事先在中国布局。
于是，2012年11月，中国出现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张维迎先生提出了“冰棍理论”，要把国企卖掉。到2017年，滕泰先生写了“什么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回顾这些有关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观点，现在看来都不是偶然的，是配合世行路线的舆论动员，是新殖民主义理论下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对公众的误导，并且在舆论上的管控和压制。现在的互联网媒体生态，很多自媒体大号，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却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推波助澜。
我们选择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保持了政策上的独立自主，保持了相当的客观和冷静，当然不是“天降组”想要的供给侧改革。“天降组”们认为我们走偏了，他们认为，党和政府都不能管市场，必须让市场配置资源。由于没有按照美国人的路线走，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打贸易战。
其实，自2012年世行给出路线图之后，大量美元资本就开始涌入中国，进入房地产和互联网。这是两个收租的领域：地租和数据租。为什么进入这两个领域？因为，资产的泡沫只能是在这两个领域生成。中国的资本存量是有限的，当资本存量大规模涌入地租和数据租的时候，中国的资本分配结构就出现问题。金融资本利得远远大于产业资本利得，导致资本从实体经济脱离，资本正态分布脱实向虚，开始去工业化，形成了大量资产泡沫。
在这期间，我们并没有阻止资本外流的制度政策，丢失了大量税收，资本大量流向境外，于是我们的资本积累率出现问题，经济发展失去了动能。这时，“天降组”又炮制出许多谬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快了，要放掉低端，以“四新”换“四旧”，就是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替换旧技术旧产业旧业态旧模式。炮制这些理论的机构首席、社科专家，用的都是世行路线图的话，是“天降组”的理论外延。
好在，我们比较早地发现了问题并进行纠正。但是清理泡沫毕竟要付出代价，而资本外流仍然有巨大的惯性，并且到现在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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