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一本书《南渡北归》。网文说，这本书在读者中评价严重对立，有人说是好书，有人说没那么好，甚至说是一本坏书。还有人说，这本书被禁过多次。至于这个被禁是怎么一个被禁的方式，他们都没有明说，我也实在不太清楚。面对这本被两种极端评价的书，我以为还是要找来看一看的。在网上一查图书馆，还真有这本书。而且这本书不是只有一册，而是共有三卷，分别是南渡篇、北归篇，还有一卷离别篇。几卷书都很厚。我也实在读不过来，就选了最后一卷离别篇。至少在图书馆里，这本书没有被禁。
这一卷说的是在国共决战的最后关头，当年国内的那些知识分子，特别是非常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都面临着如何选择的问题。是随着国民党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当然，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结论，说那些跟着去台湾的都是留恋蒋介石统治的。这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
例如考古学家李济，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护送故宫国宝一路颠簸，把国宝安全地护送到了大后方。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参与护送国宝回到北京。后来因为平津战役正在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担心故宫这批国宝遭受战火的焚毁，所以他认为如果把它们送出北京，对国宝应该是安全的。在平津战役之后，接下是淮海战役的胜利，接下来又是渡江战役。这批国宝似乎一直没有安全的可以存放的地方。所以李济最终还是到了台湾。在这里，他的初衷是保护国宝。但是他并不知道，北平的和平解放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宝的安全问题。我们对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指责什么呢?说他政治立场有问题?这样的说法总让人感觉不太厚道。当然，在他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对共产党到底有着怎样的认识，我们不知道。即使不知道，也没有必要随意揣测。历史无法改写，更不能任意编造。
当时在国内一些知识分子中，对美国的崇拜，或者说带有一种盲目性的崇拜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对于那些知识分子到底是去是留，胡适对他们的解释是，苏俄有面包，而没有自由；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而中共那边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你们说，你们要做怎样的选择?胡适的这一番解释，已经包括了他的价值取向，当然是又有面包又有自由的地方是最好的。这肯定会让相当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还是离开大陆为好，即使去不了美国，到了台湾也总比留在大陆要好。
胡适的这一套说词比较典型地代表着他的一个劣根性。说中共那边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那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有所谓的自由吗?国民党反动派杀人如麻，搞法西斯独裁统治，老百姓会有真正的自由吗?胡适不敢提一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中国人民到底有没有自由，估计他也是心知肚明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又有几家是有面包的，即是有饭吃，或者能不挨饿的?胡适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胡适对自由的理解是美国式的。那些相信胡适说法的知识分子，估计也是很相信美国所谓自由这一套的。如果说那些去了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不爱国的，这恐怕有点偏激。但他们所谓的爱国之情与他们内心的政治选择总是让人感觉有点异样。或许在他们内心，国民党政府是正统的，不愿背离国民党政府就是他们心中所谓爱国的一种表现。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他们看不见吗?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的水深火热，他们看不见吗?如果说他们也有点爱国之心，那么这种爱国心也只能说是很抽象的。同时他们也可能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长年的抹黑宣传，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跟苏联的共产党政权都一样，让这些知识分子不寒而栗。他们更熟悉的是国民党那一套。虽然他们对美国未必有多熟悉，但既然国民党那一套跟美国很接近，所以他们也会认为美国那一套，他们是愿意接受的。更何况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所谓最强大同时也是最富有的国家。
我们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一些并不爱国的种群。他们总想做和外国人一样的高等华人，嘴上说着洋文，至少是中洋混杂的语言，如小说《围城》中，方鸿渐已故未婚妻的父亲那一类。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也是当年都跟着跑到台湾中的一员。说他们也爱国，不太符合实际。
书中提到了陈寅恪，那篇网文的评论说，陈寅恪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所以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不幸离世。其实在书中，陈是很想走的。他说，他身体不好，如果留下来，就吃不到美国的药，那他的病就无法控制。只是由于在平津战役期间。国民党的航空公司在北京南苑机场的起降都非常困难。结果胡适走成了，陈寅恪没有走成。从个人角度来说，他希望能让自己的身体有着保持正常维持的状态，这无可指责。胡适希望陈去台湾，认为他是一个有着较强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去了台湾，能给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带来一些正面的形象。大陆当然也希望陈寅恪留下来，这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于大陆的新政权也会有着正面形象的意义。毕竟共产党是要讲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人搞得越多越好。尽管陈寅恪后来表示他不打算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我们的党对他还是很宽容的。至于文革时的遭遇，那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其特殊性就是当时的高层领导，对于有些混乱无序的现象也实在无能为力。虽然发动那场运动的初衷并不是是希望天下大乱，但是群众运动一旦兴起，很多情况就确实难以掌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南渡北归》的离别篇讲的就是在中国新旧社会决战时期，在革命的年代里，总是要打破很多旧秩序的。而在打破旧秩序的同时，新的秩序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全面的建立健全起来。很多混乱的局面根本就难以避免。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革命的大潮中，任何单独的个体都不可能不被裹挟在这个巨浪翻滚的环境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也是这一类的情况。有些满腔热情从海外回到祖国、准备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先后也受到了这一类的冲击。其中有些人是完全无辜的，有些人，只是因为有些耿直的脾气，而不被本单位的领导所容，从而受到冲击。也有的人认为，我看到了问题，就要说出来。这是对国家负责。有时候，某些知识分子们非常直率，有一说一，有时可能不顾场合，有时可能言词不讲方式，有的领导就不太能够接受。加上有的领导自身水平也并不高，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掌握上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也就会让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当的冲击。当然，也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对新社会是有着刻骨仇恨的。这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当年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中，完全也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有点粗暴和生硬的做法。这些做法和态度都不能被当年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从而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产生抵触。不过，如果今天对这场运动进行评价的话，正面的肯定还是要多一些的。
这种新旧社会的更替，这种翻天覆地的变革，不可能不对每个人产生强度不同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新旧社会之间的更替，就是为了要解放中国的生产力。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就是要让从事生产劳动的最基层的劳动者激发更高的劳动热情和主动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革命的主流。
有主流，也会有支流，甚至也可能会有逆流。但支流和逆流都不能阻挡主流前进的方向。支流和逆流也都有可能对主流带来伤害，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主流最终都是能够战胜支流和逆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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