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同志如果在最后一个决战阶段，在南京总统府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
作者|郭松民
01
蒋介石有一个奇怪的偏好，特别希望部下为他战死，然后他就有机会抚柩大恸，做一番声情并茂的演讲。
每当这个时候，蒋介石就沉浸式地进入了一种角色，即古代的仁君、明主，如刘备之类。
这也是一种“刻奇”（Kitsch），即自媚和自欺，蒋被自己感动了，他完全入戏了……再也没有什么比忠臣之死更能够反证仁君明主的受人拥戴了。
同样有趣的是，蒋的嫡系将领对他这一偏好洞若观火，他们才不愿意用自己的尸体配合蒋介石演戏呢！所以，就是不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这就让蒋介石“戏精”能力无处释放，常常憋着一股无名火。
在黄埔系将领中，有三个人最受重用，即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并称“陈胡汤”。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时代，人们甚至认为他的接班人就会是“陈胡汤”中的一个。
解放战争时，陈诚在东北被我军打得大败，早早被蒋派到台湾避风头了，而胡宗南和汤恩伯就没这么好运。
1950年初，胡宗南在西昌被我军包围，蒋介石要他与西昌共存亡，显然是希望胡宗南就地“殉国”，只是当时蒋身边“副参谋总长”郭寄峤再三相劝，甚至说出了“毫无意义地送一员名将给共军，有违统帅指挥道德”这样的重话，蒋才派飞机把他接出来。
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汤恩伯奉命守上海，原本计划守半年，结果只守了16天。
汤恩伯逃到台湾后，就一直被蒋冷遇，1954年到日本做手术，死在手术台上。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死了，反应冷淡，只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班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的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两千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丧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
蒋介石这番话，说得不伦不类，极为冷血，无非是恨汤恩伯死得太晚。
对蒋介石的刻薄寡恩，台下的高级干部，谁人不知？所以散会之后，很快就传出反讽蒋介石的俏皮话，“蒋同志如果在最后一个决战阶段，在南京总统府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
02
蒋介石希望部下为他“殉国”，并且深怕他们忘了这一点，所以为每个黄埔系将领都配发了一柄短剑，上刻“不成功，便成仁”。
所谓“成仁”，就是自杀。
但黄埔系将领个个都冰雪聪明，绝不肯上当。不想死又要在“校长”面前过关，怎么办呢？
读他们的回忆录，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到了最后关头，个个都要经过一个“成仁”的程序，但共同的不幸在于，这个时候都找不到手枪了，或者虽然找到了手枪，里面却没有子弹，或者刚掏出手枪，就被副官夺走了……
比如，在衡阳保卫战后期，守将第10军军长方先觉，把几位师长找来商量投降事宜。
但是，一上来就谈投降，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必须要有前戏。
据当时在场的暂编54师师长饶少伟少将回忆，方军长哭着拉开了三个抽屉，找手枪，“我的手枪呢？”
抽屉里当然没有手枪。
看来，他是真想殉国，可是殉不了呀，没办法，只好哭哭啼啼，扭扭捏捏地向日军投降了，就像一个黄花大闺女，被人硬架上花轿，嫁给一个她根本不爱的屠夫那样。
别说，我还真有点同情他！
这出戏分量很重，亏他能拿得下。
如果他进入演艺界，那么民国时期的“电影皇帝”就不再是金焰，而是方先觉了。
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刘峙，在淮海战役后期，也演了一出“想成仁而不得”的活剧。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写道——
“……（在决心自杀后）在这时，我的三个旧部剿总办公室少将副主任麻安邦，上校附员戴以道，第二处上校科员周英，也暗中作了准备，到时与我同归于尽，不让庐陵自文天祥以后，五百年才出我这样的一个人物作俘虏。”
但刘峙的运气太糟了，虽然他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
他先是被蒋介石从徐州调到蚌埠，然后就在那里静候解放军冲过来给他创造“成仁”的合适氛围，但“我们等了很久，可是匪（刘峙对解放军的诬称）又不来；所以才留下这一条早已由光辉面趋于暗淡的生命，到今天来写这篇简略的回忆录，实在感慨万端！”
总而言之，他不能在在最后时刻“成仁”，全怪解放军。
03
蒋把自己想象成希腊悲剧的主角，但阴差阳错之间，却变成了果戈里式的讽刺喜剧主角。
蒋介石本人是戏精，他渴望部下为他“成仁”，孰料他的部下，尤其是黄埔系将领，也是戏精，他们演戏给他看，给舆论看，甚至还想演给历史看……
真的，没有什么比历史更精彩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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