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为什么是国家要素论？国家循环系统唯物主义本位之谓也。其探究的对象不是“工艺学的要素类型（物质要素）”，亦非“社会学的要素类型（社会要素）”，而关切“生产条件的转化形式”，作为社会主义资本的有机体建筑材料和运行样态。拙文《国内学者的资本研究：流派、述评及理论演进》（2015）业已提出“生产条件——生产要素——资本”的分析性路线，指出“社会主义资本研究”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理化、社会主义理论化。昆仑岩老师（2022）在其文章《不要“变戏法”，资本的本质只能是社会属性》极为正确地指出：“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并非说资本就成了一般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生产力要素，而只能说资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运行中的特定价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要素。社会生产从来都是‘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统一体。作为‘生产要素’，资本绝非一般物的意义上的生产力要素，而只能是生产关系要素，即它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要素代表。”实际上，社会主义特殊性决不是资本范畴：同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并列的只能是资本形式，而非资本剥削的实体关系，后者必须受到制度的严格约束，前者则是社会主义的“普照之光”。资本一般，当然是对资本阶级性最为集中的表达，并非什么共性的认识问题。资本不是生产要素，并不排斥资本形式成为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的要素形式乃至生产方式的运行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利用的“资本形式”正是基于此种意义而论。讨论基础是《资本论》范畴学。一旦摒弃普世价值语言，则“革命的形式逻辑”将把“资本中性论”撕扯的粉碎！在建构路径中，“社会主义资本”其实是个伪命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作为瓦解逻辑的“社会主义资本形式命题”。显然，它的形态没有落在《资本论》当中，且不完全和《资本论》主题契合。尽管如此，《资本论》必然是解读资本“最权威”和“最好”读本。以此为指导，一个契合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一定能够摆脱历史唯心论的观念束缚，在“四个自信”和“两个结合”中成型并逐步得以完善。
——本文内容全部选自拙文：《现代化进程与国家要素论——兼议共同体存续和瓦解的两种不同道路类型》，载《改革与战略》2024年第3期。鸣谢王政武总编对文章选题给予的宝贵支持！尤为感谢《改革与战略》资深责编唐玉萍老师——对该文进行的悉心编校：以韦编三绝之精神，以坚决捍卫学术原则之态度对待文稿的反复推敲，不惮其烦，乐此苦差！对其辛勤劳动必须予以深度点赞。
——在分歧中“融合”，在融合中保存“分歧”，这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资本理论演进概莫能外！从中华主体论到社会主义国家要素论，从社会主义主体论到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殊途同归！中华资本形式和资本要素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遇并共生，形成资本运行和治理的“特殊性”。这样有了总书记的理论指示：“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在研究结论上，我们必须确认任何生产要素均是“阶级者的生产要素”。然则区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将有助于明确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道路类型特质，将清晰化社会系统的结构矛盾。
（一）
阶级者是以太。《资本论》从商品出发，正是从阶级者的规定——这个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以太”出发。可见，《资本论》起点规定不像通常说的那样是“逻辑学的商品”，并不是“使用价值+价值”的知识构造，而是生产力标准和生产关系标准的“彼此制约性”和“相互冲突性”。
阶级者并非别的规定，乃是对于马克思范畴学的方法论提炼，是唯物史观语境的衡量阶级社会发展与否的“唯一标准”。或者说，阶级者——生产当事人的主体名——作为唯物史观范畴，其涵义正是“生产力标准和生产关系标准的对立统一”。商品起点规定将这一范畴具象为两个经济学用语，又可以说是针对一般商品生产的两个标准：使用价值标准和价值标准；它们同样是对立统一的，支配着商品社会的两个矛盾者——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决定其行动特征和关系类型。在这种意义上，无论商品抑或资本都是为阶级者构图。
亦即，所谓商品两仪，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借由“商品两仪”（商品两因素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资本论》将商品成功打造为阶级者。换言之，马克思之所以坚持由商品到资本的研究范式，完全是在于：商品两仪和再生产的历史生产一般形式显然共有同一的主体矛盾道路类型，或者说，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本身作为由商品社会主体矛盾所孵化而来的生产方式矛盾或基本矛盾）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矛盾”。
总之，《资本论》是“论阶级者”的一部伟大历史书，对生产力的考察也不应脱离开这一视野。为此，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政治经济学范畴普遍带有阶级工作内涵，执行阶级者
范畴学的矛盾读法——核心规定是矛盾分析。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是最能体现发展客观性的主体范畴，是人类性化为生产性的一个主体过程。以此为基础，《资本论》对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的系统考察，同时，提供有关于现代化的发生史、成长史和结构裂变的机理说明。
（二）
阶级者毋宁说就是总范畴。在这种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的对立的根据只能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是劳动过程依照“生产方式的阶级者规定”对自身构造的不同识别。在发生学机理上，从生产条件向生产要素谱系的过渡正是劳动过程转化为“所有制”的过程。
所谓生产要素，考察的是生产条件占有的状况或具体社会性状。换言之，生产要素不过是所有制的具体范畴或特定的所有制形式。也因此，生产要素从生产条件中分立出来——直至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类型，必然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一个历史内生结果。例如，所谓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统一，讲的就是个体占有制的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统一，相应是资本家占有制的劳动过程。这里，所谓的劳动一般（生产一般的思维形式），不过就是商品生产方式（从思考形式上看，生产方式核心内容是劳动过程与所有制统一）的一般构造形式。所以，马克思这样规划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资料。
核心点是区分劳动力和劳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引出“价值算法”向“资本算法”的历史转化。这与“封建宗法”向“专制国家”的转化完全不同：结果是迫使劳动者同自己的客观条件完全分离，使一般意义的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的劳动过程”。在宗法的小农体系中，由于不存在A和Pm的算法意义的区分：劳动过程的主体构成是“联合者”，与之对应的生产要素是“各种共同体要素形式”；如在中华系统，“土地”是劳动能力和劳动客观条件的一体化结合的总关系。可见，资本要素的成长起点正是市民个人（和家单位对峙的“市民单元”），是劳动力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生产条件类型的历史出现。所谓市民单元，即《资本论》所考察的作为出发点的商品规定（商品构成），作为市民关系的财产的对象化。这是共同体解体的产物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可以看成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算法形式。工资制度的成型正是资本要素（即“资本的生产要素”这一社会生产条件类型）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准。
（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以“资本身体学”即“幽灵—肉身构造——资本统领各种生产条件的要素系统”，成功克服生命有机体说的社会学缺陷，指明“身体整体坏死”乃为资本覆灭之道。由幽灵学发动对物象学的批判，使经济理论最终走出资产者的经济学常识，摆脱了“主客二元论”（生产条件主体—客体论、生产要素主观—客观论）。
于是说到底，国家要素、资本要素皆为结合者，而非普世者，所殊异的只是结合方式——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道路模式。改良主义难以成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生产条件乃至生产形式的社会变革正日益成为系统事项、道路事件——可谓革命因素涌动。应从中引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革命的理论规定性，用以解决社会主义生产问题。
生产力作为人类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劳动者与其生产条件的结合力，是作为结合力的实践能力。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力需要主体标准，而不仅仅是物质标准。换一视角看，物质生产力标准仅仅是资本的生产方式标准，劳动生产力标准是本原的人类生产方式的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力是个工作落脚点。如果说《资本论》客观叙述了“两种生产逻辑”，即作为劳动本体论的生产逻辑（主体逻辑） 和作为资本本体论的生产逻辑（资本逻辑） 的体系并存，那么，社会主义生产逻辑的任务是“亦破亦立”：在发展方式上，坚持破“资本的生产逻辑”，转而立“劳动的生产逻辑”。如果说资本要素在结合形式上仍然不能摆脱“普世要素”的物象学干扰，那么，国家要素必须以“彻底的结合要素形态”实现向劳动生产力标准回归。这样就有了中国特色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发展路线：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阶级者） → 人民主体（社会主义有机构成的主体论） → 新质生产力（国家生产条件） → 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要素论）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四）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两重改造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为“驾驭资本”而来（第一重改造）：它的民族工作内涵姓“中”，它的道路内涵姓“社”。国家资本主义是可以消灭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区别于资本主义，而不单单是生产关系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设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为此，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标准只能确认为“以劳动者为核心”的劳动生产力发展标准。
社会主义国家要素是社会生产条件类型I 和社会生产条件类型II的历史统一，突出二者系统的融合性：如宗法关系的主体标准和商品关系的使用价值标准（第二重改造）。这样，从国家生产条件完整的历史演历路径看，宗法式（国家要素的传统意义） → 算法式（国家要素或再生产设施的现代形式） → 国家式（社会主义国家要素）就是完整的运动链条。现代化问题应作为一种反映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历史延续性的文明进程来看待。资本要素对中国式现代性议题而言，毋宁说成是对共同体生产条件的“系统嵌入”。
由此可肯定，社会主义国家要素论的沉潜空间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生产一般，也就是国家生产与交往关系有机体的“社会主义结构化”。新质生产力必然是“两重改造路径”的道路产物，现代化原理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则是系统性认识的科学结果。在理论上，“经济人的要素论”需要进一步为“阶级者的要素论”所替代。具体落实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既坚持“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优先性”，也坚持“生产关系对交换关系的优先性”，这样有了对现代化原理科学内涵的准确把握。现代化原理绝非“西方式”“中国式”的模式并存或二律背反，而是“手段—目的”的矛盾体：以“资本现代化”（再生产的社会器官形成）为发展手段，以“主体现代化”（身份与财产处于自由结合状态的主体秩序形成）为发展目的。
（五）
“两重改造路径”突出了社会主义身份国家与社会主义财产国家的有机统一。必须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生产要素函数的实质是将财产本位还原为“物本位”，故此物成了财产形式的量的实现，这样处置的深层意图显然为了说明资本家的所得全部来自资本要素的物质形态的边际产出。
然而资本要素并非自成系统，生产要素也从来没有自身的理性目的和意志，资产阶级理论教科书通过“概念的狡诈”，通过“理性的自我设计”，将庸俗实用主义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身份国家的现代重建”的前提是第一重改造路径的基本完成，那么，社会主义财产国家的使命就是在此基础上全面瓦解“总资本的行动意志”，以接续的第二重改造路径创造性提出“共同体—国家”对“市民—资本”的能动实践关系。
须知，劳动本位历史复归的工作中介是“国家本位”，然则，社会主义文明规划之所以离不开物本位，在于它是“人”字诀的文明规划！此外，资本主义永远是“物”字诀的文明规划属性，必然由物而起、因物而灭。从而，必须将社会主义历史建设和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有机结合起来，相应将列宁—恩格斯道路、恩格斯—列宁道路的不同规定性予以统一。依据这一总原理，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古代进程不过是“国家有机构成领导土地有机构成”的一部生产—分配史，那么，它的现代进程基本可以看成由国家有机构成继续领导“土地有机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革命）以及“资本有机构成”（中国特色的民营经济构成）的一部曲折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折而进的生产—分配史。
（六）
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本质上不是物规定，而是社会历史生产的事逻辑。然则从小农要素系统到国家要素系统与从市民要素系统到资本要素系统，属于截然不同的文明规划的道路类型。依据唯物史观原理，“国家一般”与“资本一般”必须同样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主体予以看待：一者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身份本位的生产方式，一者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财产本位的生产方式，引出对于“共同体存续”和“共同体瓦解”两种不同道路类型的谱系学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两重改造路径是“内生的历史过程”：“小农宗法”转向“真正的共同体国家”和从“资本算法”转向“社会主义国家”，而呈现出上述“宗法式→算法式→国家式”社会生产条件的整体运动链条。社会主义有机构成从中锚定。国家要素论的实践涵义则在于表明：国家要素系统将比资本要素系统支持更高文明的生产力质态。其支持中国道路应借由资本形式经济条件的自我系统革命，创造出“走出阶级者的行动”之国家文明道路条件。
现代化进程以资本要素抑或国家要素为本位，是现代化道路“姓资姓社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按资分配的“资”和按劳分配的“劳”，指的就是资本要素系统和国家要素系统的对立性。二者的依据都是劳动价值论。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马克思形成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理论，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多种所有制的客观存在，使生产要素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理所当然地就会根据所有权，提出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这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而不是由于它们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这个道理甚至连主张效用价值论的萨伊等人心里也是明镜似的。
于是为了求解社会主义国家本位，必须通过资本要素与国家要素的历史一般理论的对比，从中找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理论演进的基本轨迹。如果不从生产方式的层面，不着眼于阶级本位的意义，对国家与资本所决定的主导的生产形式进行历史特性比较，从中找出国家生产一般的特殊历史规定性，那么，也就无法揭示生产条件一般的深层次意义。国家形式构造不能和国家机器构成相混淆。
（七）
只有主体论，才能在研究上统一人类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以“矛盾读法”而非“知识读法”正确对待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各种因素，将之作为劳动者诸种生产条件的“系统工程学”，即结合力。应寻求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而非“物理主义”理解。其目的是解除“西方普世要素观”，拒绝现象学的理论解释，清理物象学的认识迷雾。既然“国家”这一马克思主义主体规定成为了社会主义生产条件集中的表达，国家要素就是全部生产要素的工作在场规定。在学理上，资本要素与“价值形式统治场”的构造有关，国家要素则与“走出价值形式统治场”的构造有关。
国家要素系统深微曲折，总体上为社会主义有机构成所规定和照应。依据两重改造路径，社会生产条件完整的历史成长路径可刻画为：（1）共同体存续与自我扬弃的路径——社会生产条件I，即宗法有机构成→土地有机构成→劳动有机构成（社会主义身份国家）；（2）共同体瓦解与历史重建的路径——社会生产条件II，即市民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公共有机构成（社会主义财产国家）。既是“道路”，又是“系统”，然则因应“主体—国家—主体”构造，社会主义有机构成的完整链条（发生学工作机理）须做这样的描绘：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国家有机构成）→国家系统的社会主义技术构成（各种具体态的国家技术构成）→国家系统的社会主义价值构成（各种具体态的国家价值构成）。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资本形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社会主义资本形式”的范畴和理论是基于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对“资本关系”的一种理智清晰的让步，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机构成之探究需要借鉴《资本论》成果，从中汲取通史方法论，与之一道推进劳动二重性的道路机理研究。国家生产以国家循环系统的产生、形成及其发展流变为对象，从而生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有机构成”：这是不同于资本逻辑、市场逻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有机构成”。
这是一次认识结晶。应当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深入探求“国家技术构成→国家价值构成”的运动路径，探求国家技术构成对资本技术构成的实践消解以及与之相适合的国家价值构成对资本价值构成的财产关系扬弃（行动）。社会主义有机构成的当代范畴锁定于“国家要素论”，旨在突破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相互区隔的经济规定性限制，打破资本空间生产所制造的无数隐匿的资本要素的“市场虚假欲望”，以实践之构图达成生产一般和国家一般的现实统一。
（八）
归根结底，生产要素总是有机构成的意义项，属于非同一的东西。既然生产要素是生产当事人对于生产工具不同性状的占有、支配和使用，那么任何特殊规定的生产要素均具有幽灵、肉身、物象三方面的结构意义。以资本主义管理为例，即资本要素（主体幽灵） ——管理劳动（结构肉身） ——人力资本（经济物象）。
从学理上看，《资本论》所规定的资本有机构成乃是历史身体学的生产条件和经济身体学的生产要素的统一。第一卷说明“主体逻辑”，从而资本要素——资本规定亦即资本的各种历史生产条件，具有历史结构元素的谱系发生学。它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考察坐标安置于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阶级结构成长与阶级关系覆灭的道路行程，而仅限于考察“阶级的价值形式”。生产条件的质与量是同一的，作为“阶级关系的实现”（质的对立和量的对立同一关系的实现）。此为有机构成的第一方面内容——主体问题。接续第一卷的再生产运动，亦即第二卷，考察有机构成的结构问题——或者称为第二方面内容的“系统有机构成”。
由矛盾主体转入资本结构系统形成机理的考察：这是所谓《资本论》的“本质论”。其设定第一卷历史主体和第二卷循环主体在规定上的统一性。生产要素本身作为“生产条件的量”——量的对立独立化，反过来系统调节着社会生产条件质的对立。其作为“结构的价值形式”循环机理之演进则表明：和其契合的再生产主体乃是执行“系统关系实现”之阶级者规定。
（九）
以主体为道，以范畴为名，这才是唯物史观的主体学。唯心史观鼓吹者转而支持进化论路线的分配史观，以要素的理性配置把握主体规定。其竭力淡化抹杀阶级属性，主张取消生产力的阶级者内涵，令广大劳动者在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好处的同时，更多遭受生产力进步产生的社会劳动压榨。须知，庸俗学派对生产力范畴进行庸俗的术语工具就是生产要素——把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熔于一炉而后再重新意义编码的“要素炼金术”。这是“万能的庸俗者”，说到底是利用了天生带有现象学神秘性规定的生产要素（如劳务、技术、商业知识、数据要素） 所本能具有的排斥历史的物象化功能，以之阻隔人类劳动（在其创造性上）与生产力本质的合而为一。
这是改变世界的“批判的武器”，而连接着各个层级的生产条件规定，实现“道”“名”的认识论层次的统一。在规定性上，劳动不是生产要素，资本和国家形式亦不是生产要素，与此同时，生产要素（影响和决定物质生产力的各种经济因素） 与物质实体、物质肉身（物质要素） 亦无涉。作为建构工具和社会过程规定的东西只能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国家有机构成是社会主义生产要素的结构名：劳权要素促使生产条件（主体条件和客体条件） ——在权属和职能上——掌握在劳动者自己手中，产权要素则有可能使各种生产条件为非劳动者直接掌握。为此必须坚持生产力革命的主体识别功能，坚持以生产条件的主体性质识别生产要素的经济性质；在这种语境下可认定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是更高文明的生产力质态，具有阶级工作内涵：强调社会主义各阶级统一的物质基础是“新质生产力”，是在这个基础上促进社会主义劳动者、各所有者利益的系统整合，激发要素创造力，产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实践及其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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