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反对孔宋金融寡头斗争的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生产关系和阶级分化格局出现了重大的新变化。我党以前强调团结95%的劳苦大众反对5%的剥削阶级。但是，孔宋金融寡头操控着财政金融命脉掠夺全社会财富，就形成了0.01%的金融寡头与99.9%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利益对立。这一点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0.01%金融寡头与99.9%的广大民众的尖锐矛盾非常相似。这说明党的宝贵历史斗争经验对于今天我们团结全球各国包括美国的广大民众，反对华尔街犹太金融寡头共同维护全世界人民利益极为重要。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形成规模空前的统一战线，就能抓住机遇争取斗争胜利并实现社会的重大进步，避免全球经济像昔日国民党经济、今日美国经济一样被金融寡头掏空，导致实体工商业出现非正常的急剧衰败，促使台湾的工商业、民众认清华尔街金融寡头的邪恶奸诈，早日回归祖国才能实现繁荣并避免被收割。
金融战争、币权争夺与周恩来的斗争经验
——兼论当前严峻挑战、美国封锁禁运危险与借鉴党的历史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经费曾高达财政预算的40%，超出了刚刚新中国初建的财税制度的征收能力。建国初期党中央领导的中财委利用货币发行弥补财政税收不足，确保了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充足资金需求，这说明货币发行可以提供大量资金用于重大战略任务。当前中国面临着美国怂恿赖清德搞“台独”、拱火台海战争并威胁用金融核弹对我全面封锁围堵的严峻挑战，借鉴党的历史经验，有利于通过党管币权提供更加充足的国防战争经费、经济建设经费、社会维稳经费，战胜美国威胁并为统一祖国做好多方面的充分准备，迅速扩大必要物资生产并防范美国金融战做空、封锁禁运、供应紧张、通货膨胀。
金融寡头历来视控制币权为头等大事
罗斯柴尔德早就说过，只要他控制了货币发行权，就不在乎谁控制政府和法律。意思是说控制货币发行权，对他这样的犹太金融寡头来说至关重要，其重要性对寡头利益来说乃是甚至超过控制政府和法律的关键秘诀法宝。因为货币发行对应着全社会共同创造的天量商品、服务所包含的巨大价值，金融寡头控制了这笔巨大财富就能够将其武器化并用来控制政府、法律甚至全世界。正是凭借着控制货币发行权攫取的巨大财富，少数犹太金融寡头竟然成功控制了庞大美国的权力，还企图依法炮制控制全世界的权力、货币甚至人口数量，其野心之大可见控制货币发行权带来财富之巨大。
货币价值是由全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共同支撑的，无成本纸币不同于消耗劳动采掘的金、银货币，理应归全社会共同所有、共同分享。美国建国先驱制定的宪法规定国会拥有铸币权。而美国金融寡头为篡夺理应全社会共有共享的货币发行红利，巧妙地发明了貌似是公共机构而实际上由私人寡头暗中控制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还打着防止通货膨胀的幌子鼓吹中央银行独立性，千方百计不让各国政府、议会等公共机构拥有货币发行权，为自己暗中收买各国中央银行的代理人创造条件，费尽心机攫取各国这样一笔巨大的天量财富。
近年来西方媒体曾披露过华尔街假借货币发行的独立性控制各国中央银行的名单，竟然包括了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左翼政府领导的国家。难怪这些国家像旧中国、魏玛德国一样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难怪德国一战时期马克兑美元仅仅贬值了50%，而一战后犹太金融寡头控制货币发行权之后，马克兑美元短期内竟然贬值了成千上万倍。这一灾难的社会恶果，后来导致了希特勒上台、二战爆发和六千多万人死亡。
值得指出，一旦必须集中统一发行纸币的权力被私人金融寡头控制，就会变成私人寡头有计划集中控制资源、分配财富的工具。私人金融寡头不愿意花费大力气利用货币发行扶植实体经济创造财富，更愿意投机取巧利用货币扶植各种金融投机泛滥成灾，然后利用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信贷的巨大杠杆，转变为无限的金融战争弹药、金融赌博筹码，暗中出老千操纵各种金融投机谋取超级暴利。一旦巨大投机泡沫破灭酿成巨大的金融危机，就趁机打着挽救金融危机的幌子直接印钱，以量化宽松名义送给所谓大到不能到的私人银行，这样就能让货币发行以更加直接、便捷的方式落入私人金融寡头的腰包。
抗日战争时期，华尔街犹太金融寡头给孔祥熙、宋子文传授了这一秘诀。当年孔宋寡头就是在华尔街寡头的授意下控制了旧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孔祥熙、宋子文都曾轮流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的要职，利用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操控货币发行，内外勾结大发国难财攫取暴利。由于孔宋寡头有华尔街寡头的暗中支持和包庇，美国政府明知孔宋寡头贪污了美国对华军援也无可奈何，罗斯福还被迫解职了主张军援八路军的史迪威将军。
抗战时期周恩来的斗争经验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南方局的地下党工作，他敏锐察觉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矛盾发生了重要新变化。当时中国虽然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开始演变出了类似于帝国主义阶段的金融垄断寡头，孔宋豪门家族控制了财政金融命脉后大肆滥发货币，疯狂扶植各种金融投机，借助巨大资金杠杆力量，操纵各种商品市场、金融市场、黄金外汇市场谋取投机暴利，发动了一场掠夺民族工商业和广大民众财富的残酷金融战争，并威胁到抗战大业。
周恩来意识到反对孔宋大寡头掠夺社会财富的金融战争，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论述的传统阶级斗争的范围，必须采取一种超越当年南方局传统组织部门构架的新斗争形式，于是创造出了专门应对新斗争需要的新矩阵组织构架。就像今天华为应对美国的非传统竞争挑战，不能依靠缺乏能力应对全新竞争的传统部门，而必须创造出专门应对非传统竞争的新矩阵组织，从一切传统部门中调动充足的资源、人才力量，重新组合成新矩阵组织专门应对全新的非传统竞争挑战。当年周恩来从南方局的传统青年运动、宣传、情报部门中，调动人事关系、干部力量，缔造出了一支由他亲自领导的新斗争队伍，专门开展舆论战，反对孔宋大寡头疯狂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当年我父亲杨培新有幸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这场党的历史性斗争。
1938年杨培新十六岁时在湖北武昌入党，先后从事过学生运动、抗战文艺宣传、新闻舆论等方面工作，一直都是由南方局有关方面的垂直部门领导。但是，当他被党组织调到重庆时，就开始接受了由周恩来亲自直接领导的新任务，由周恩来的助手鲁明同杨培新单线联系，打入了当年由军统、中统控制的重庆《商务日报》，开展舆论战，揭露、反对孔宋寡头掠夺社会财富的金融战争。当年斗争的复杂、曲折、惊险的程度，不亚于热门电视剧《潜伏》。杨培新被调到重庆时，才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以前没有从事过经济金融方面的工作。但通过勤奋学习，特别是周恩来具有高度战略智慧的指导，杨培新不久就成长为知名记者，并晋升为采访部主任，撰写出了一系列深刻剖析重大金融腐败弊案的轰动性文章，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并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统治。
杨培新曾经撰写过许多第一手资料回忆当年的斗争，如1990年代他撰写发表的《周恩来领导我们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斗争》一文，曾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周恩来助手鲁明当年是新华社驻重庆的首席记者，1992年他也撰写了回忆总结当年周恩来领导斗争经验的文章。他认为当年周恩来领导反对孔宋金融寡头的斗争，起到了加速瓦解国民党统治、团结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重大历史作用。但是，1990年代美国尚未广泛发动全球金融战争，人们难以意识到当年党的历史经验对今天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我以前写文章曾经有意识回避提及父亲杨培新，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不利于抵御美国的全球金融战争，不利于继承、发展党的宝贵历史斗争经验，因为当年周恩来领导的反对孔宋金融寡头的舆论战，属于鲜为人知的隐秘混合战争的特殊战线，回避提及杨培新就难以发掘、传承周恩来的宝贵斗争经验。
当年杨培新曾撰文揭露孔宋寡头腐败舞弊的黄金案，引发社会各界轰动和国民党代理财政部长俞鸿钧的关注。他惊讶杨培新作为22岁小青年的经济剖析水平竟然超过了西方流行理论和众多留美精英，就邀请杨培新担任他在财政部的司局级业务秘书，这无疑是获悉国民党高层经济情报的良好机会。但周恩来认为舆论战的重要性超过了传统情报工作，指示杨培新婉言谢绝了俞鸿钧的邀请。俞鸿钧惊讶杨培新竟然拒绝了这样报酬优厚的职位邀请，他不知道杨培新背后隐藏着周恩来的战略智慧和高超指导。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曾回忆说，周恩来高度赞扬杨培新以笔代枪的舆论战工作，称赞杨培新一支笔的战斗力不亚于一个旅，授意南汉宸邀请杨培新参加创办新中国的金融事业。
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反对孔宋金融寡头斗争的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生产关系和阶级分化格局出现了重大的新变化。我党以前强调团结95%的劳苦大众反对5%的剥削阶级。但是，孔宋金融寡头操控着财政金融命脉掠夺全社会财富，就形成了0.01%的金融寡头与99.9%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利益对立。这一点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0.01%金融寡头与99.9%的广大民众的尖锐矛盾非常相似。这说明党的宝贵历史斗争经验对于今天我们团结全球各国包括美国的广大民众，反对华尔街犹太金融寡头共同维护全世界人民利益极为重要。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形成规模空前的全球统一战线，就能抓住机遇争取斗争胜利并实现社会的重大进步，避免全球经济像昔日国民党经济、今日美国经济经济一样被金融寡头掏空，导致实体工商业出现非正常的急剧衰败，促使台湾的工商业、民众认清华尔街金融寡头的邪恶奸诈，早日回归祖国才能实现繁荣并避免被收割。
周恩来指示杨培新积极开展舆论斗争揭露阶级矛盾新变化的格局，争取民族工商业企业家、国民党政学系人士和广大民众，形成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金融寡头的掠夺。当年李烛尘、古耕虞等许多著名工业企业家以前对我党存在畏惧心理，他们在孔宋寡头的掠夺压迫下岌岌可危、濒临破产。周恩来领导的斗争帮助他们觉醒并敢于反抗，促使他们转变为爱国企业家并参加了我党的统一战线。建国初期，这些爱国企业家主动留在大陆并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李烛尘担任了新中国的首任轻工业部长。今天美国宣扬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放松政府监管有利于企业繁荣，但实际上更加有利于金融寡头残酷地掠夺实体工商企业。次贷危机中，美国三大汽车企业陷入集体破产，明显不是来自汽车市场正常竞争而是华尔街集体围猎。美国波音公司沉迷于金融投机后，从空中霸主变成了空中悲剧。波音等美国制造业企业衰败的罪魁祸首是华尔街金融寡头，根本无法怪罪到中国的政府补贴、过剩产能等借口，必须像当年一样发动舆论战揭露金融寡头的嫁祸谎言。台积电、富士康等台湾工商企业对美国抱有幻想，投资美国后损失惨重，并发现实体经济如此生存艰难。
由于美国主流媒体和错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误导，以及西方故意挑拨我党与民营企业关系、中美关系的舆论战，中外广大企业家们尚未意识到经营困境的根源，尚未意识到金融寡头掠夺是实体工商企业生存的最大威胁。富士康等台湾企业转移到美国才发现落入了陷阱。华为等高度警惕美国误导和金融投机的企业经营良好。但缺乏警惕并沉迷于金融杠杆投机的许多企业如恒大、中植系则纷纷破产。中植系的几千亿坏债让数十万高净值民营企业家血本无归，由此牵连到了上千万的企业员工及家庭。恒大的两万五千亿坏债牵连的上下游相关企业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中国全球竞争力不断增强而民营企业经营艰难、民众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美国的欺骗性、误导性金融改革，才是全球各国民营企业家共同面临的最大威胁，就像抗战时期孔宋寡头掠夺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最大威胁一样。但是，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不反思美国欺骗误导，反而诋毁敢于揭露美国的学者。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党的宝贵历史斗争经验，像当年周恩来发动舆论战反对孔宋寡头争取民族工商业觉醒一样，也发动一场舆论战争取全球各国包括美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家觉醒，充分意识到华尔街寡头发动的金融战争对他们的生死存亡威胁，争取形成反对美国金融寡头斗争的广泛统一战线才能挽救全球经济。
新中国奇迹、人民金融与共享币权
杨培新在周恩来领导的斗争中认识到货币发行权的重要性，一旦私人金融寡头控制了货币发行权，货币就会变成私人金融寡头有计划集中掠夺社会资源、财富的手段，变成金融投机赌博的筹码和金融战争的利器，就会人为交替制造出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利用价格失真、市场失灵、泡沫膨胀和破灭来谋取暴利大发国难财。因此，杨培新主张依照列宁当年的设想将资本主义的货币银行机制，改造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分配资源、发展经济的手段，这样既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弊端，又能利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历史合理性，实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相互促进和良好结合；这样用全民共享币权取代寡头独享币权，用人民计划经济纠正市场失灵并更好发挥市场经济潜力，取代寡头计划经济加剧市场失灵并抑制市场经济潜力。
建国初期和改革初期的成功实践，证明利用货币银行机制作为社会主义计划手段的设想是切实可行的，成功调动紧缺资源支持了军工生产和抗美援朝战争，还调动分散资源促进农业、轻工业发展，成功遏制通货膨胀并保持了市场繁荣、社会稳定。改革初期杨培新提出的稳定物价、搞活货币建议，通过银行改革发放信贷促进了农业、轻工业繁荣，与美国推荐的放开物价、管紧货币建议截然相反，成功帮助中国避免了俄罗斯遵照美国建议导致的休克疗法灾难。
周恩来的宝贵斗争经验表明，反对金融寡头控制货币发行权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斗争关键。周恩来领导反对金融寡头的宝贵历史斗争经验，后来被成功应用到治理国民党遗留的最糟糕金融烂摊子，以及创建新中国的崭新人民金融体系之中。新中国创造出以人民银行、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金融体系，主旨就是人民共有、共享全社会共同创造物质财富支撑的货币发行红利，废除了孔宋寡头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有计划掠夺天量社会财富的旧金融体系，成功治理了国民党遗留的猖獗金融投机和恶性通货膨胀。
新中国没有照搬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保留了旧的生产关系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合理因素，充分发挥了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有计划调动、分配各种资源支援经济建设的作用。新中国没有像孔宋寡头一样利用货币发行攫取金融投机暴利，也没有像苏联一样建立庞大的行政计划部门，但巧妙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有计划调动各种资源，这样可以借助货币调节同时具有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属性，调动全国范围集中计划体制难以调动的极为分散的各种资源，实现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良好结合，这样不仅推动重工业高速发展有力支持了军工生产、抗美援朝战争，同时还广泛调动分散资源支持了农业、轻工业、手工业的高速发展，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也保持消费市场繁荣，并无须像一五计划期间那样凭票供应，明显优越于前苏联的行政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消费品严重短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打压德国、日本工业并企图将其变为农业国，导致二战后五年中日本、西德经济恢复缓慢，即使当时美国也面临着来自前苏联阵营的竞争压力。但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展现的巨大经济潜力，居然成功治理了美国顾问也束手无策的旧中国经济烂摊子，迫使美国在1953年朝鲜战争失败后放弃了许多遏制二战战败国的赔偿条款，转而大力扶植日本、西德经济以对抗来自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压力。二战后美国扶植盟友、西方社会改良与经济发展的成绩，同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抗美援朝胜利的压力有密切关系，其中有新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的独特金融体制的独特历史贡献。
新中国全民共有、共享货币发行红利的人民金融特色，还体现在利用货币发行红利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创造了根除祸害上千年的黄赌毒痼疾，提供资金帮助众多妓女改造、培训为自食其力的纺织工人，为800万国民党旧军政人员提供包下来的政策。建国初期税收制度刚刚建立尚不完善，抗美援朝战争经费高达财政收入40%，因此当年很难利用税收、国债作为社会维稳资金。新中国利用全社会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支撑的货币发行红利，用于根除黄赌毒、扶持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恰恰体现了全民共有、共享货币发行红利的人民金融特色。这说明建国初期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含着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需分配同时并存的多种分配方式，通过全民共享货币发行红利具备了相当大程度的按需分配共产主义成分，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并更好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了重要经验。新中国在极为困难条件下依靠共享货币发行红利创造出了经济奇迹，今天中国借鉴当年的宝贵经验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经济奇迹。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并面临严峻战争压力，弱势群体如黄赌毒人员、无业游民、妓女缺乏劳动能力，按需分配政策才能帮助他们生存下来、重获新生，就像昔日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依靠按需分配才能生存，今天现代社会面对社会动荡、经济金融危机、大规模失业、饥荒、疫情、战争等严峻挑战，扩大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成分有利于保障广大民众生存和社会稳定。中国革命时期共产主义思想才能激励奉献精神，如果单纯强调按劳分配谁还愿意无畏牺牲自己。机器人、人工智能日益普及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扩大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政策才能让广大民众享受物质充裕而且富有创造性的生活。
今天有些人一提到共产主义或共同富裕就说害怕极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误解了马克思的理论，误认为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必然没有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冒然推行这种不现实的政策可能付出惨重代价。其实，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无论对昔日革命还是今日建设始终都具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现实意义，能够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在各种艰难时期生存，能够迅速扩大市场需求缓解生产过剩和失业危机，而且还能够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调节、逐步平稳过渡。
新中国币权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曾说当旧的生产关系尚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时就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意味着应该保留旧的生产关系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如货币作为计划手段广泛调动分散资源的功能，货币有利于全民共有共享各种物质精神财富的功能等；同时应该毫不犹豫革除旧的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如金融寡头利用货币作为投机赌博筹码的功能，以及滥发货币扶植、操纵各种投机攫取暴利的功能等。新中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取得了同时超越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巨大成功，恰恰源于成功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无成本纸币是由全社会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支撑的，天然具有理应全民共有共享的共产主义特征，而且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对应着所有的物质精神财富，包括消费品、生产资料、技术发明专利等，探索以全民共享货币发行红利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有利于更加高效率分享、利用各种物质精神财富，比较全民共有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更加灵活多样、范围宽广，更加有利于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换言之，实现共产主义不意味着必须排斥商品、货币、市场，而且还意味着必须充分利用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功能，必须消除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功能。
马克思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商品、货币、阶级、政府等会趋于消亡，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将会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其实，马克思所说的政府消亡是指政府的阶级压迫功能消亡，而不是指政府作为计划经济发展的社会公共机构功能消亡，否则共产主义社会就无法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单纯从文字表面死板理解马克思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与此同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货币、市场趋于消亡，实际上也是指其具有的阶级压迫、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功能消亡，否则马克思不会说旧的生产关系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都曾经说过价值规律有调节生产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必须利用价值规律这个大学校，列宁还主张改造资本主义货币银行机制，作为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计划手段，这意味着商品、货币、市场、价值规律，非但不排斥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而且还是必须加以充分利用的不可或缺的有益手段，两者相互结合既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也有利于防止政府失灵，有利于大大缓解有计划发展的信息收集、精确性困难。
建国初期在信息收集、计算的设备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利用货币发行作为有计划调动资源的手段，借助计划与市场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良好结合，依然实现了三年远远超越战前最高水平的高速经济发展，成功治理了国民党遗留的金融烂摊子和恶性通货膨胀，通过全民共享货币发行红利按需分配创造了根除黄赌毒等千年痼疾的奇迹，抗美援朝战胜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远远优越于不面临战争和美国的封锁禁运，但二战后五、六年仍然未超越战前最高水平的日本、西德。今天中国处于信息化、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时代，倘若我们继承、发扬建国初期创造奇迹的成功经验，无疑有利于更加自信地战胜美国霸权围堵，有利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有利于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如何评价新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模式问题值得重新反思。建国初期面对着必须迅速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发展生产力、战胜美国封锁禁运、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紧迫现实需要，当时我党不是照搬前苏联做法或从理论教条出发，而是根据周恩来、陈云领导白区、解放区经济金融斗争的实践经验，从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要求出发，实事求是摸索出来了一条崭新的生产关系变革道路，这种道路表面上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诠释和集中计划模式，实际上在全民共有共享货币发行红利等方面却接近更高级的广义共产主义，更加有利于广泛调动分散的市场资源发展农业、轻工业生产满足社会消费需求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功弥补了集中计划经济模式中消费品生产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严重缺陷和短板，更加有利于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并抵御美国颜色革命诱惑、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恰恰更加符合马克思关于旧的生产关系中仍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辩证法灵魂。
新中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产生于实事求是探索的革命斗争实践，源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成功结合，而不是照搬前苏联的集中计划模式和理论教条，实际上是一种更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并更加接近广义共产主义的更高级目标模式，更加符合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实践检验标准。
匈牙利经历社会主义市场改革时期广大民众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西欧国家，波兰没有搞市场改革导致消费水平落后于西欧国家，这是今天波兰亲美反俄，而匈牙利亲俄反美的重要原因。匈牙利的农业改革是集体合作社参加全球市场竞争，合作社有利于引入机械化生产和农业先进科技，结果匈牙利的合作社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大多数西欧国家，匈牙利的农产品人均消费水平也显著高于西欧国家，波兰的农业没有引入市场调节，结果猪肉短缺引发市场供应紧张和民众不满，美国利用加息导致波兰外债偿还危机，逼迫波兰推行放开价格、削减补贴改革，趁机煽动颜色革命和团结工会运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否保留货币、市场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叶利钦参观美国超级市场后受到刺激并决心搞资本主义，说明前苏联消费品生产落后于西方有利于美国攻心战颠覆，是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和国家安全的大事。
当前严峻挑战与防范美国金融战做空、封锁禁运、通货膨胀
当前中国面临着美国怂恿赖清德搞“台独”、拱火台海战争并威胁用金融核弹对我全面封锁围堵的严峻挑战，借鉴党的历史经验有利于通过党管币权提供更加充足的国防战争经费、经济建设经费、社会维稳经费，战胜美国威胁并为统一祖国做好多方面的充分准备，迅速扩大必要物资生产并防范封锁禁运、供应紧张、通货膨胀。抗美援朝战争经费曾高达财政预算的40%，超出了刚刚新中国初建的财税制度的征收能力。建国初期党中央领导的中财委利用货币发行弥补财政税收不足，确保了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充足资金需求，这说明货币发行可以提供大量资金用于重大战略任务。
倘若美国为转嫁特大金融危机铤而走险支持赖清德谋独，中国的国防战争经费必然猛增影响经济社会预算支出。著名学者余云辉曾撰文指出，1990年代美国曾怂恿国际货币基金误导中国金融改革，以防止通货膨胀为借口，禁止货币发行资金用于政府开支。这意味着政府扩大国防开支必须依靠增税、借债，增税必然加重企业负担影响并投资、研发、就业，长期借债过多甚至可能导致类似美国的国债危机。倘若当年新中国受到这样的误导就无法赢得抗美援朝胜利，也无法创造经济建设奇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并维护社会稳定。由此可见，当前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必须借鉴建国初期成功经验。
1、防范美国金融战做空威胁
当前每逢党代表大会、七一等重要节日，沪深股市都会出现做空炒作、暴跌，警示一旦台海局势升温为爆发战争紧迫危险，美国金融寡头肯定会发动金融战争攻势，利用金融自由化漏洞操纵各种市场投机，趁机做空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动摇人心。新中国也曾面临国民党遗留的猖獗金融投机，但通过彻底改变孔宋寡头操纵币权扶植金融投机旧弊，确保了充足货币发行资金流向经济建设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当前法规不允许政府、央行直接利用充足货币发行资金，抵御美联储无限制提供金融弹药发动的金融战攻势。但是，华尔街却能够勾结中国金融界的代理人，通过大量融资间接利用人民币发行资金，配合华尔街做空中国的金融攻势并谋取暴利。如2024年初，中信证券曾利用大量融资做空股市，其总经理为大和族人士，显示了可疑的境外深度金融渗透。金融高层人士披露，2015年大股灾前后期间，中国货币发行量超过了建国以来60多年总额的许多倍，大多数流向了与金融圈关系密切的各种市场投机领域。政府无法直接利用充足货币发行资金来维护金融稳定，境外势力却能通过代理人间接利用融资并做空中国。
美联储直接通过滥发美元的无限制量化宽松，为华尔街提供了无止境的金融弹药操纵全球金融市场，但却逼迫着各国中央银行不准干预金融市场，这样才能确保美国金融寡头成功操纵投机获取暴利。中国政府、央行无法利用充足的货币发行资金，抵御华尔街借助滥发美元发动的金融战攻势，当前为确保祖国统一战争胜利，必须扭转这种金融被动挨打的局面，防范美国利用台海危机、生物战争、金融战争等的联动共振效应，做空市场、谋取暴利、动摇人心，并诱发金融危机，破坏未来祖国统一战争。必须借鉴建国初期治理最糟糕金融烂摊子的成功经验，果断利用充足的货币发行资金打击各种操纵市场的行为，抵御美联储提供无限制弹药发动的金融战争攻势。但政府干预市场目的是为维护金融稳定而不是赢利，绝不能效仿美联储滥发美元人为刺激股市泡沫。
更为关键的是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认清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是返古复辟到大萧条前夕的灾难性金融模式，各国应该团结起来要求恢复禁止金融投机加杠杆的罗斯福金融改革，也就是禁止投机家利用滥发美元和银行融资的巨大杠杆操纵市场，那才是挽救大萧条并保持半个多世纪金融稳定的美国真正成功经验。西方经济学无法为罗斯福的金融法规提供理论支持，我总结杨培新经济思想提出的新市场失灵理论，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证明了金融投机加杠杆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失控，这样股价、汇率、利率就变成了寡头借助巨大杠杆操纵的金融战信号弹。1999年美国废除罗斯福干预金融市场的法规后，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就变成了高度失灵的金融市场，导致美国经济像当年国民党时期经济一样出现急剧衰败。
各国不要再渴望美联储滥发的美元流入推高股市，应该认清滥发的美元其实是操纵市场的赌博筹码或金融战武器弹药，即使推高股市后也会裹挟投机暴利逃离，并留下崩盘衰败危机。2015年中国引入融资融券后大牛市变成了大股灾，2024年中国引入转融通再次协助了美资做空股市，日本、越南、印度股市高涨后，美资突然转向疯狂做空，都清楚表明不改革美国逼迫推行的国际金融秩序，各国广大民众、实体工商业、企业家必将反复遭遇残酷的财富洗劫。
美国还可能趁火打劫加大做空人民币的力度，通过操纵汇率、利率加剧中国的资金外逃、人民币贬值和输入型通货膨胀。正常市场汇率应该反映各国货币实际购买力平价，利率应该围绕着各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波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美国，正常汇率、利率应该反映中美经济大趋势，不能允许汇率、利率在人为操纵下违背大趋势，否则汇率、利率被人为严重扭曲必然导致市场失灵。美国拥有滥发美元支撑的无限制金融战争弹药，能够操纵汇率、利率变成发动金融战攻势的信号枪，驱使国际投机热钱逆大趋势而动做空、掏空中国，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贸易并掠夺各国民众财富。
中国利率应该围绕5%的经济增长率小幅度波动，这样能够鼓励民众储蓄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利率过多偏离5%就会刺激过度金融投机并妨碍经济增长，利率过低会导致储蓄流失、盲目投机泛滥，利率过高会逼迫企业铤而走险从事高风险投机，利率接近增长率才有利于筛除低效率项目并合理使用资金。新中国鼓励实体企业投资并不依靠降低利率，而是利用货币发行调动资源投入关键的紧缺市场领域，同时保持较高利率鼓励、吸纳民众储蓄并抑制通货膨胀。当前中国应该精准实行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对社会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领域实行优惠贴息政策，对涉及金融投机的领域实行限制性高利率政策。
西方实行低利率政策是为挽救濒临破灭的投机泡沫，可多年来实践证明并没有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反而却加剧了各种资产泡沫的膨胀和实体经济的萎缩。中国有些人主张不断降低利率，甚至效仿西方的负利率，这样必然加剧资本外逃并刺激低效率的金融投机泛滥，有配合美国的金融战做空中国股市、人民币的嫌疑。台海冲突特殊时期还有可能加剧输入型通货膨胀危险，配合美国可能实行封锁禁运并导致国际大宗商品涨价，为美国煽动颜色革命并搞政治颠覆制造可趁之机。
二战后全球实行关贸总协定的时期，实行罗斯福的金融投机零杠杆法规不允许国际热钱流动，索罗斯承认倘若当年他搞国际金融投机就会坐大牢。这样阻止了国际投机资本扰乱正常国际贸易，才有了二战后全球经济成功复兴和四小龙崛起。当前中国应该联合全球各国要求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恢复成功促进了二战后全球复兴的关贸总协定禁止国际热钱流动的法规，这样才能防止汇率、利率的过大波动影响正常国际贸易，避免各国民众财富反复遭到美国金融战争的洗劫。全球各国饱受美国操纵汇率、利率洗劫财富之苦，很可能会积极响应改革不合理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吁。
2、防范美国的金融核弹与封锁禁运威胁
新中国也曾因抗美援朝战争面临美国的封锁禁运，那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并更加依赖外国工业设备、原材料，美国实行贸易禁运并切断外汇来源造成了一定困难，破坏了市场供求关系、阻扰了经济恢复并加剧了通货膨胀。但是，新中国利用货币发行权作为有计划调动资源的手段，努力缩小遭遇美国封锁禁运而扩大的市场供求缺口，提供充足的资金迅速扩大紧缺工业产品的供应，还有充足的社会保障救助资金帮助弱势群体，扩大市场需求确保统购包销的各种产品销售出去，这样利用货币发行手段有计划纠正了各种市场失灵、失衡，实现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良好结合。
今天美国以支持俄乌战争为由威胁将中国银行踢出swift的美元结算体系，相当于利用金融核弹的手段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美国还威胁台海战争爆发之时美军将封锁马六甲海峡，以此切断中国进口能源、出口商品的重要贸易通道。美国封锁禁运后中国对美欧出口就会大幅度下降，导致机械、电子、消费品企业出现产能过剩、经营困难，特别是中国消费品产能相当于全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倍以上。中国应该借鉴建国初期战胜美国贸易禁运的经验，果断利用货币发行资金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救助水平，特别是有针对性帮助解决家庭养育孩子、扶养老人困难，这样即能迅速扩大市场需求，又能解决人口出生率下降危机。中国还应该启动专门利用过剩产能、失业人员的特殊新增货币发行项目，委托科研院所以及像华为、比亚迪这样善于创新的优秀企业，围绕紧迫老大难问题大幅度提高全社会科研创新力度，这样能够提供大量富有创造性的高质量就业机会，还能够充分消化闲置的机械、电子、消费品产能和失业人员，通过跨越式科技进步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争取以碾压性优势赢得统一祖国的全方位总体战和激烈的中美科技、军事博弈。
美国威胁在台海冲突之时实行对华封锁禁运，意味着进口能源、原材料以及工业产品的贸易通道受阻。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基础远远优越于建国初期，但仍然可能出现一定范围的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当前中国应该未雨绸缪抛售可能遭遇冻结的美元资产，大幅度增加关键性能源、原材料、工业设备的战略性储备，同时准备好对美国实施稀土等战略性资源、工业品反制裁措施预案。台海冲突爆发时，美国可能滥发美元抢购战略性资源、物资等，利用市场紧缺趁机大肆炒作以谋取投机暴利，加剧全球供应链的混乱、通货膨胀压力，并趁机制造社会动乱。中国应对这种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压力，必须借鉴建国初期、改革初期的历史成功经验，千万不能采用西方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抑制通胀做法，特别是美国货币主义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等政策，那样可能像俄罗斯受美国误导实行休克疗法一样，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危机，为美国进行颜色革命颠覆提供可趁之机。
杨培新在周恩来领导的反孔宋寡头斗争中，发现抗战时期供求缺口的过大会导致市场失灵。金融寡头善于利用货币发行扶植各种市场投机炒作，为谋取投机暴利，不但不会纠正，反而会故意撕裂扩大供求缺口。物资紧缺时放开价格会就立即导致物价飞涨，但管紧货币有滞后效应难以立刻抑制物价上涨，直到企业纷纷破产、大量失业导致了社会需求萎靡，通货膨胀就又会变成通货紧缩继续危害社会。这就是为何西方经济学治理通货膨胀的所谓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规范政策，实践中反复导致了物价飞涨、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美国货币权威弗里德曼称治理通货膨胀与失业不可兼得。为何杨培新主张截然相反的稳定物价、搞活货币政策，在建国初期、改革初期创造了兼治通货膨胀与严重失业的奇迹。连弗里德曼也称赞说，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奖。我总结归纳杨培新经济思想提出的新市场失灵理论，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证明了供求缺口过大会导致价值规律失去调节功能，还导致西方经济学的供求曲线发生严重扭曲变形，结果市场机制难以自发恢复供求均衡反而会趋向失衡、失控，货币供求缺口的过大会导致普遍性市场供求缺口扩大、市场调节机制失灵。当前值得高度重视新市场失灵理论，关系到今后能否继承、坚持党的历史经验，排除美国误导治理金融投机泛滥、市场失灵、通货膨胀与社会失业危机。
新中国面对国民党遗留的通货膨胀和美国封锁禁运，不是像孔宋寡头那样利用货币发行投机炒作谋取暴利，而是利用货币发行调集紧缺的物资打击投机炒作，确保粮食、布匹、煤炭等大宗商品的价格稳定，并不会引起涨价连锁反应，同时调动各种资源迅速扩大紧缺物资的生产，战胜了美国封锁禁运造成的物资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压力，缩小供求缺口修复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纠正了市场失灵。这样就利用货币手段同时具有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功能的优势，促进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良好结合。
3、防范美国加剧全球通货膨胀趁机搞颜色革命威胁
中国改革初期曾经继承、借鉴了建国初期的宝贵经验，成功克服了当时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并避免了俄罗斯市场转轨的惨痛代价，但也曾经因美国误导忽视价格改革风险，一度出现爆发颜色革命的危险。台海冲突特殊时期美国很可能借封锁禁运、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故技重施，值得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并做好多方面准备，防范类似危险再次发生。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着农产品、轻工消费品短缺，存在隐性通货膨胀和数千万知青返城就业难的压力。有些人认为通货膨胀压力下必须管紧货币，因为货币发行已超过了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1：8的传统经验比值。杨培新认为利用货币发行作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调动资源手段，可以缩小农业、轻工业供求缺口并抑制隐性通货膨胀，农民手头票子多刺激了农副产品增产积极性，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计划时期的1：8经验比值不适用。1978年7月杨培新提出了银行改革建议并被党中央采纳，实行了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的搞活货币政策，相当于搞活了调节各个行业市场供求的血脉，搞活轻工业迅速消除消费品供应紧缺并增加了数千万返城知青就业，搞活农村信贷迅速扩大粮食、农副产品生产并抑制了物价上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尚未提出市场改革和家庭承包制。1982年以后农村家庭承包制才逐步推开。但是，倘若按照1：8传统经验收紧了农副产品增产增收的货币信贷银根，粮食、农副产品增产和家庭承包制都可能胎死腹中。由此可见，实行银行改革和搞活货币的政策，是比较农村家庭承包制更为关键的市场改革源头。
杨培新主张与美国建议相反的“稳定物价、搞活货币”政策，中俄两国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两种主张有巨大效果差异，俄罗斯民众、企业面临着仓促放开价格导致的物价飞涨，同时还面临管紧货币带来的严重缺血、营养不良，最终因改革政策违反市场规律导致了人为严重休克；中国民众、企业却能够享受着物价稳定的环境，同时还由于银行改革搞活货币提供了充裕的贷款资金，促使紧缺消费品市场获得了充分营养疏通了血脉，促使中国平稳渡过了短缺经济转轨的危险期，迅速形成了商品供应玲琅满目、物价稳定的买方市场，没有像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付出了经济转轨的惨痛代价。
中国粮食需要较多依靠从国际市场进口，台海冲突爆发时美国封锁禁运重点针对战略性物资，粮食、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可能紧缺涨价，美国做空人民币也会加剧输入型通货膨胀。倘若中国不借鉴建国初期、改革初期的成功经验，而是依照西方经济学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所谓规范思路处理，这种风险应对不当就有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美国必然趁机煽动颜色革命进行政治颠覆。
改革初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反对计划经济就是反对社会主义，1982年他访问美国后又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主张遵照美国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方案进行规范改革。杨培新认为美国建议存在诱发社会不稳定危险，主张采取与美国的建议截然相反的稳定物价、搞活货币政策。西方媒体宣扬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曾创造了西德的战后经济奇迹，杨培新曾经专门访问过德国战后有重大贡献的经济七贤人，发现西德是战后经过十多年逐步放开价格，同时搞活货币发放了大量生产性信贷增产紧缺商品，促使钢铁、房屋等市场供求缺口接近平衡后才放开价格。1987年北戴河政治局会议决定搞价格改革闯关，杨培新写内参汇报了访德调研的情况并指出美国建议有风险，政治局回馈说考虑到杨培新意见暂缓价格改革闯关。
美国不愿善罢甘休，反复通过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亲美精英进行游说，还通过某些高干子弟游说进行价格改革闯关。结果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再次成为首要改革任务，涨价预期迅速导致了抢购风潮和社会不稳定。美国像误导波兰价格改革并趁机推动团结工会一样，趁机委派中情局颜色革命专家到香港，培训大学生利用社会不满情绪发动颜色革命。倘若当时美国得逞，中国改革就必然陷入大灾难，受到美国误导的某些高干子弟也会因“官倒爷”等罪名命悬一线。
倘若美国在台海冲突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就很可能借助粮食、能源紧缺造成的物价上涨压力，指使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代理人误导中国经济政策，再次利用社会的不满情绪煽动颜色革命颠覆。中国那时能否继承、坚持建国初期、改革初期的成功经验，正确应对通货膨胀压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大业。
4、如何防止增发货币带来通货膨胀
新中国面临着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抗美援朝爆发意味着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新中国创造了战争时期并没有实行战时配给制的奇迹，也没有像一五计划时期那样出现消费品供应紧张和凭票供应，非但没有加剧反而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充分调动了全社会的各种闲置资源，流入紧缺的关键领域迅速扩大生产，形成了“扩大生产潜力本位”支撑的货币发行机制，进一步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曾创造的“物资本位”支撑的货币发行机制。
有两种新增货币发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一种是以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商品、服务为支撑的一般货币发行；一种是以启动闲置人力物力资源为支撑的特殊货币发行。建国初期充分利用货币发行资金恢复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通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广泛启动各种闲置资源，包括分散的农业、轻工业、手工业资源，帮助大量失业人员、无业游民、妓女经过培训重新就业，既解决了旧中国高达30%的严重失业危机，又通过发展生产增加市场供给成功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创造了西方经济学认为不可能的兼治通货膨胀与大量失业的经济奇迹。
有人担心利用货币发行红利扩大建设投资和改善社会保障，可能像美国疫情期间印钞发救济一样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建国初期不仅利用货币发行红利救济困难民众，而且还利用货币发行红利为妓女等被救济对象提供改造培训，还创办纺织国企为她们提供工作和获得新生的机遇、环境，这样做远远超过了美国仅仅发行货币提供一些生存救济，为何建国初期非但没有带来通货膨胀，却反而战胜了恶性通货膨胀呢？建国初期利用货币发行不仅救济、改造培训妓女，还花费了更多资金投资创办纺织工业国企帮助她们就业，恰恰是帮助她们变成了生产工人并创造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帮助她们生存、改造培训的消耗。因此，新中国这样利用货币发行调动了闲置的人力资源推进工业化，虽然花费资金更多，但不是放水，而是帮助国民经济形成造血机制。不像美国那样吝啬地救济民众活着不死、不闹事就不管了，却滥发多出亿万倍美元挽救美国华尔街的股市、金融衍生品坏账，怂恿华尔街趁机炒作紧缺物资如奶粉、石油推高物价、谋取暴利。
旧中国也有像美国一样的孔宋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银行，也有四大家族通过操纵少数金融专家控制的货币委员会，官僚买办也有滥发货币、操纵投机、谋取暴利的无节制贪欲，也像美国一样无节制滥发货币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规模。这些事实才是美国和旧中国滥发货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新中国创造了人民金融、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彻底杜绝了货币发行流向无节制、不创造财富、谋取暴利的各种金融投机，解决人民生活、工作困难的花费再多也是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不像以前货币发行流向无节制的金融投机那样远远超过国民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调动闲置人力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是放水而是造血，这就是新中国利用货币发行非但没有加剧反而战胜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当前中国金融改革不能继续效仿美国的灾难金融模式，必须纠正像前几年那样货币发行数量远远超过了建国60年以来的总和，绝大部分都流向了金融关系圈偏好的股市、期货、房地产等市场投机；必须借鉴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治理金融烂摊子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解决美欧经济滞胀、金融动荡强烈冲击造成的失业困难，增强造血机制，并防止美国、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灾难重演。
5、增发货币如何精准启动闲置资源投入战略性领域
中国应该借鉴新中国恢复时期的成功经验，恢复卓有成效的中财委模式统一领导财经工作，有计划利用货币发行补充传统财税来源的不足，像应对当年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封锁禁运一样，来应对当前美国霸权围堵、金融核弹制裁威胁并拱火台海、南海战争危险，抵御美欧滞胀、亚洲货币动荡冲击造成的出口下降、失业风险和经济失衡。如一旦美欧滞胀、亚洲货币动荡恶化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消费需求不足，中国出口萎缩可能形成庞大的消费品、工业品过剩。倘若不纠正这些失衡大量闲置资源就会被浪费，不良债务扩散会导致银行危机和资金紧缺；倘若利用货币发行红利扩大经济建设和社会就业规模，就能纠正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失衡，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并加速实现共同富裕。
美欧不断爆发金融动荡逼迫各国反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结果各国国债、地方债、企业债务长期积累变成沉重包袱，致使面对新全球金融动荡各国普遍缺乏宏观调控弹药、难以为继。必须利用危机时期各种闲置资源支撑的特殊新增货币发行，这样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宏观调控弹药，准确启动各种闲置资源应对不断爆发的新全球金融动荡，即能解决产能过剩、失业危机，又能避免通货膨胀、债务积累。
利用特殊新增货币发行精准启动各种闲置人力、物力资源的特殊共享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行业，通过全社会充分广泛共享现有的、闲置的各种智力资源，大幅度提高研发创新力度赢得中美激烈科技竞争博弈，还有发展全方位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并抵御美国全方位混合战争的新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行业，是有利于当前中国应对各种紧迫的严峻战略性挑战，实现绿色环保、共同富裕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有利于解决当前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年轻人失业率过高等突出矛盾，有利于缓解美欧不断爆发金融动荡后反复刺激经济导致的各种债务积累负担，有利于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启动闲置资源应对反复爆发的美欧泡沫破灭危机，有利于赢得碾压式优势赢得中美博弈并促进祖国早日统一。
专门启动闲置人力物力资源的特殊新增货币发行，应该积极试点、推广数字货币应用和区块链技术，这具有大幅度提高启动闲置资源精准性和社会公益性的战略意义。因为利用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能够对无法篡改的相关交易记录进行迅速及时的统计汇总，实时分析相关交易究竟启动了哪些闲置资源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经济效益，如何影响企业效益、社会效益、过剩产能、闲置设备、失业状况、物价波动、环境保护、共同富裕等，是否有利于矫正各种过大供求缺口修复市场失灵、自我调节机制，是否有利于抵御美国的制裁打压、封锁禁运、脱钩断链，是否有利于改善民生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否有利于反击台独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这样才能精准找到关键穴位疏通国民经济血脉淤堵，才能为国家、人民排忧解难并根治社会的老大难问题。
特殊增发货币项目启动的闲置人力物力资源越多，环境保护、共同富裕等社会效益的统计数据越好，就意味着产生社会效益有可能远远超过投入资金。无成本特殊增发货币带来了通过启动闲置、浪费的资源，无本万利般创造出了巨大的实实在在物质财富和民众福祉，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充裕资金应对各种自然、人为灾难造成的经济困难，包括美欧反复爆发的金融动荡、自然灾害、疫情、战争等，不会导致刺激经济弹药匮乏、通货膨胀和中央、地方债务积累。各地通过增发特殊货币精准启动闲置资源的战略性试点，找到能够带来显著社会经济效益并引发广泛良性循环的精准穴位后，就应该及时大力鼓励相关项目并加大投入扶植力度，直到闲置人力物力资源全部得到充分利用，青年人高达20%以上的高失业率问题完全解决，大多数企业的开工率充足、过剩产能消失，人民群众从抱怨种种困难变成心情舒畅。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通过生产关系创新充分释放出生产力发展潜力，才能体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种种顽固弊端的优越性。例如，深圳市智策科技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造具有促进共同富裕特征的新型商业网络平台，就值得加大试点扶植的力度。
区块链技术对经济组织机制、生产要素和分配方式都具有革命性影响。区块链作为分布式账本技术，具有不可篡改、安全可靠、隐私保护、公开透明等优点，将孕育出全新的分布式自治型数字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机制可以构建契约互联网，使社会协作更高效；构建价值互联网，使信息交换升级为价值交换；基于用户投入的生产要素贡献，用区块链协议进行财富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深圳市智策科技公司历时六年，打造了一款国际领先的区块链即服务（BaaS）平台——开元通链。开元通链不仅突破了区块链性能瓶颈，还大幅降低了企业利用区块链技术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门槛，能够批量式推动企业从“线上经营”升级为“链上经营”。开元通链可以解决传统互联网带来的平台巨头攫取垄断利润和贫富分化等痛点，创造一个兼顾高效与公平的全新互联网，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协助党和国家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中央、地方都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展专门启动闲置资源的特殊新增数字货币发行项目。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生产、消费专项数字财政补贴券项目试点，相关交易显示的社会经济效益越好，中央银行就应该通过给予更大比例的数字货币兑现进行奖励；反之，发现社会经济效益差或存在腐败、挪用从事投机则少兑现、不兑现甚至给予处罚。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必然伴随着美国加大战略性腐败的渗透，有必要考虑尽快将货币发行的增量、存量都转化为可以及时全程监督的数字货币。相关试点和推广，应该成立专门部门作为涉及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混合战争紧迫任务雷厉风行推动，借鉴华为成立全新专门部门成功应对美国非传统竞争生死威胁的宝贵经验，这样才能挫败美国通过战略性腐败渗透配合全方位混合战争，才能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才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创新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6、发挥共享币权制度优势反击寡头独享币权劣势
全民共享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无成本货币发行红利，是低成本、高效率利用各种闲置资源的牛鼻子。特别是美欧滞胀、亚洲货币动荡冲击加剧的时期，无论是新质生产力行业、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还是共享各种闲置生产科研设施、过剩人力物力资源、旅游民宿等新兴共享经济领域，都可能因市场疲软、收入萎缩、需求下降面临经营困境，利用特殊新增货币发行精准启动大量的闲置人力物力资源，有利于让新质生产力行业、传统制造业、新兴共享经济领域焕发出勃勃生机。
发展以全面共享货币发行红利为主的全方位共享经济，有利于充分启动各种闲置人力物力资源，通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方式极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早日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极大丰富的历史阶段，有利于扩大按需分配范围并纠正过大的贫富差距弊端，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并发展精神文明、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当前越来越流行的共享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广义共产主义，正在从马克思设想的以全民共享产权为主的“共产主义”，扩大到更多领域全民共享各种资源的“共产主义”，包括全民共享闲置的单车、汽车、房屋、民宿等消费物品，共享精密仪器、试验设备、机器厂房、办公室等生产资料，共享技术资料、专利发明、智力智慧、爱心孝心等精神财富，等等。全面发展共享经济不仅能够全民共享具有各种使用价值的有形无形财富，还能够全民共享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发行红利，通过全民共享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发行红利，更加轻松方便地全民共享作为货币发行物质支撑的各种具体使用价值。这意味着大力推动全民共享货币发行红利的举措，很可能成为全面发展各个领域共享经济的牛鼻子。由此可见，鼓励积极推动全民共享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并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作为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利用货币发行既作为计划调节手段又作为市场调节手段，实现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列宁关于利用西方的货币银行机制作为社会主义大生产计划手段的理论设想，这样既保留了马克思所说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又通过利用货币发行作为计划调节和按需分配手段，引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素改造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如贫富两极分化、生产过剩、周期性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等；同时远远优越于西方市场经济和前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创造出了即能继承旧制度的全部合理性，又能不断扬弃其各种弊端的崭新社会主义混合市场经济制度。其中不仅包含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因素，还包含许多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探索出了在继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部合理性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现实可行的成功经验。
美国金融寡头操纵美联储高度集中计划控制货币发行，刺激资产泡沫谋取投机暴利并掠夺全球财富，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并严重阻碍了全球生产力发展，这种制度劣势缺陷正导致美国陷入经济滞胀和爆发特大金融危机边缘。今天中国应借鉴建国初期创造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充分挖掘出超越美国金融寡头控制货币发行的巨大制度优势，完全有可能更好挖掘市场经济潜力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奇迹，借助这种制度优势抵御美欧滞胀和亚洲货币动荡风险，彻底战胜美国的霸权围堵、金融核弹封锁威胁和拱火台海、南海战争威胁，早日实现统一祖国大业和共同富裕的宏伟战略目标。
【作者简介】杨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智库专家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国家经济安全课题首席专家，长期撰写大量内参并曾获十多项中国社科院对策信息类优秀科研成果奖。主要著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为全球首部论述美国全方位隐蔽战争的著作，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金融软战争》提出了新市场失灵理论、特大经济金融危机理论，传承杨培新经济思想的学术渊源关系，经济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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