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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改开的“丰硕成果”，就是少数人暴富，世袭罔替，让越来越多的青年沦为买不起房、成不了家、生不起孩子的无产者甚至“负产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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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中国历史上，貌似都是底层爱国，精英卖国，只有毛时代是个例外。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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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颠倒，忠奸不分。背叛国父，忤逆初心。走上邪路，不死不归。百年老党，终成笑柄。对不起，我说的是果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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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候真弄不明白，说一个人爱国究竟是夸人还是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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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同一概念吗？后者是否代表一种不言自明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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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近期引发激烈争议的电影《援军明日到达》，都不只是“虚无历史”那么简单，深层原因与整个社会加速民国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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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当它跟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时，便能克服人性固有的自私与虚荣，战胜内心的软弱乃至对死亡的恐惧，变得无所畏惧，迸发出愿意为信仰奉献一切（包括生命）的崇高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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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曾经十分推崇这句诗以及诗中蕴含的炽烈的爱国情感，并且常常沉浸在一种屈原式的自我感动中。但自从某次决议公布后，我知道他们断不会“回头”，渐渐便对这句诗无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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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有一个左派不具备的优点，即对体制从来不抱幻想，他们信奉一句座右铭：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我有时候想，右派也许才是真正懂得毛主席愚公移山精髓的人，几十年来他们目标始终如一，心无旁骛，并且已经大见成效，只差临门一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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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家挂羊头卖狗肉的火锅店，我既不想进去消费一分钱，更不会跟着店家吆喝，欺骗不明真相的爱锅群众。 如果有人出于义愤或打劫把它砸了，我也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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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大部分岁月，我的情感和立场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包括上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中期所谓从先锋向底层转向的作品，也大都如此。只有在2018年之后，我才由一个小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转变为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写作的作家。《黑与白》，正是我向这个沦失的阶级献上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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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一切都在碎片化，人、思想、写作，貌似比史上任何时期都自由，充满活力，却又比任何时期都不自由，乏力，无法汇聚成一股改变的力量，就被各种海啸般的信息泡沫冲走了。包括微博在内的的自媒体写作也是如此，许多大V在权力和资本的宰制和助推下，圈粉无数，但缺少传统写作曾经有过的深度和力量（顺便说一句，传统写作早已死亡，既便存在，也已变成行尸走肉）。若要改变这种状况，亟待于一种新思想、新写作和新人的诞生，我称之为“新三反”：反资本、反权力，反精英，这将是信息爆炸时代唯一的革命性力量，昰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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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史有两大禁区，文革算一个，还有一个，恐怕很少有人，特别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能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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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也许犯过许多错误，但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是在55岁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同精英群体彻底决裂，并找回了丢失已久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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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还在上小学，见过生产队用联合收割机收割麦子，不过，那台收割机比这个大多了，尽管只有脱粒功能，而且只能固定在生产队禾场上，但已经很厉害了，队里的社员围着它，一天一夜的工夫就把全队社员需要几天才能干完的麦子脱粒归仓，让人体会到了机械化的威力。我在长篇小说《人境》中描写过这个场景。后来，我曾想过写一个短篇小说《公社第一台联合收割机》，但一直未能下笔。我想说的是，如果按照当时的发展模式和速度，中国也许早就在八九十年代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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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裁判何谓“左”的标准自然就掌握在右边那些人手里，正如前三十年裁判“右”的标准在左边人手里一样，是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易位后，阶级斗争在体制内的表现形式。四十多年来，被资产阶级统治的何止是学校，用右派自己的话说：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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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哪来的什么极左，只有极右。所谓“极左”，不过是一些希望回归宪法意义上的马列毛和社会主义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当这些人被视为“极左”，中国社会的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
【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来源：刘继明新浪微博，辑录整理：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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