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主体性和具体化的宪法限定
刘瑞复
最近，一个叫什么“×市场”的人发文，利用目前经济困难、美台猖獗之际，重弹市场啊、竞争啊西化老调，又拈来“高质量发展”词语点缀，鼓吹西化的“继续改革、继续开放”。有人诱导舆论，说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是“右转”的信号，“市场派”、“改革派”要重新登台。然而，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精通马列，崇尚法治，对西方那套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危害性了如指掌，因而西化主义的任何谋动都是不会如己所愿的。
我们说坚持改革开放，西化主义说继续“改革开放”。那么，怎么认识和识别两个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呢?
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饺子似乎成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象征。然而，任何饺子都不是无主的、抽象的。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饺子是什么人的?是什么馅的?就是说，这个饺子是富人的还是穷人的，是燕窝膏馅的还是白菜帮子馅的?回答这两个问题，只有还原名词术语的主体性和具体化才能做到。在马克思所揭示的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过程中，燕窝膏馅的饺子，是富人人格的物化，白菜帮子馅的饺子，是穷人人格的物化。同样地，富人是燕窝膏馅饺子的人格化，穷人是白菜帮子馅饺子的人格化。这就是人与物的双向对象化。
任何名词术语都是脱离了主体、具体而抽象出来的。我们在认识和使用名词术语的时候，一定要还原它的主体性和具体化。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说，谁看见过力?谁都没有看见过力，人们看到的是力的表现，人们是通过力的表现来认识力的。同理，谁看见过改革开放?谁都没有看见过改革开放，人们看到的是改革开放的表现。人们正是通过改革开放的表现来认识和识别改革开放的。
对照宪法的制约规定，看看宪法上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样的改革开放，某些人那里的“改革开放”又是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清除西化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是必要的。
一、宪法中“改革开放”词语提出的前提
现行宪法采用“改革开放”词语只有一处，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表明了改革开放的宪法位置。这里，“改革开放”不是单独提出的，没有置于首要地位，也没有对改革开放另外设置条款。而且，改革开放是受到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制约的，摆脱这种制约的改革开放，不是宪法上的改革开放。
这样的提法告诉我们：
第一，改革开放是“三个坚持”下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个坚持”的改革开放。抹杀或排斥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第二，改革开放的要义，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脱离或凌驾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之上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第三，改革开放的宗旨，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促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由此可见，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最高原则，不是同改革开放并列的。行文形式的并列，不等于实质上的并列。儿子和父亲并排走路，不能说父子是同一辈分的。
在新时代，我们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要不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回答是要。只是我们“坚持”的改革开放，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和“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的改革开放，要“进行到底”的这个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必须“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革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革西化主义改革开放的命，革西化“改革开放”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的命。
二、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决定改革开放基本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的提法。这种符合实际的、科学的分类方法，也适用于经济领域。我国的经济制度，也存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关于“根本制度”，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制度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为维护根本经济制度，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关于“基本制度”，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那么，根本经济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就是说，基本制度受制于根本制度的规定性。基本制度对于根本制度的优位关系、平行关系、制衡关系、反向关系，都是对根本制度的否定。否定了，就谈不上两者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了。
任何国家的宪法，都没有基本制度决定根本制度的事情。牛身上长出来的是牛毛，不是草。当年马克思讥讽那般愚蠢而狂妄的人，说他们是让牛身上长出草来。我们的西化主义者颠倒了基本制度同根本制度的关系，硬让牛身上长出草来，让基本制度统领根本制度。谁都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制度”，没有说过一句“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修宪时把“任何手段”删掉了)。他们整天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谁跟民营企业家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
在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关系上，起码应当明确三点：
一是所制定的“这一个”基本制度“是什么”;
二是“这一个” 基本制度与根本制度的适合性;
三是根本制度如何制约“这一个”基本制度。
解决了这一认识，就可以解决要“针对什么”制定基本制度和基本制度自身的“什么规定性”。基本制度背离或对抗根本制度，就不能称其为基本制度，它一定是别的什么制度了。
西化主义者的所谓理论、制度和实践，没有什么新花样，都是从西方搬运过来的。他们是西方“成套设备”的搬运工。大到证券、股市、房地产、拍卖、期货、公司化等，小到操作程序、从业人员的职务名头，乃至办公坐椅的摆设，全部照抄照搬。恐怕孔乙己说的“茴”字的几种写法，都要讨教外国人了。这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子吗?社会主义在哪里?中国特色在哪里?他们那里的基本制度，不是牛毛，是牛身上长出的“草”。
三、宪法上具体领域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具体化。其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基本制度和措施，都必须服从宪法。
我国的教育制度，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这是对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根本制约。改变、抛弃或凌驾于宪法规定之上的“改革开放”措施，则是根本违宪的。
长期以来，西化主义者们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教育是“党化教育”;要开辟“教育特区”;提出“党教分开，取消以党代教”;“取消各级各类学校的公共政治课”;“解构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特别强调“提倡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保障政府和学校的距离，实现‘大学自治’”;“去官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学术优先”。他们主张“学生组织实现真正的自治。共青团不能成为垄断性青年组织。学生会应该是真正的学生自治团体。”这就根本改变了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在《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中主张，“克服学校的机关化、官僚化，在高等学校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鼓励兼收并蓄、兼容并包”(见boxun.com 2005年5月5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朱××提出，“摆脱1958年所确定的“左”的教育方针”，“逐步实行党教分开，取消以党代教”，“可开辟“教育特区”，放手试验。再经十余年的努力改革，教育面貌定有改观，杰出人才也就应运而生了”(见《不妨开辟“教育特区”》，《北京日报》2 0 1 0年3月22日)。
《南方周末》载文称：刘××(××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大的蔡元培”、“永远的校长”)说，“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几乎是每一所精英大学的办学宗旨”，“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丛生，原因就是两根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大学，即意识形态上的过于紧张和计划经济思维。因此，这就成了检验大学的重要标准，否则就会被戴上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帽子。于是，象牙塔、天才、贵族精神、乌托邦、空想、纯理论、超越现实等，在中国都成了稀罕。必须看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正是左倾思想在制约着我们。不肃清左倾思想，国外再好的经验也无法借鉴”(见《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南方周末》2 0 1 0年4月2 8日)。
《文汇报》载文称：“为避免‘上头哪个领导说了什么大家就要附和、跟进’的现象发生，深圳市政府在×科大成立之初承诺，运用深圳特区地方立法权，制定《××科技大学管理条例》，明确界定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力界限，作为学校依法治校的法律保障。”(《×科大：志同道合者的办学“实验”》，《文汇报》2 0 1 0年1 2月3 1日)
《中国青年报》载文称：“ 2 0 0 9年教师节，这位6 3岁的老人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了聘书。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校长同时申明了自己的建校原则，其中包括‘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为了将行政力量的干预降到最小，他制订了一份《××科技大学条例》，其中，学校的最高决策需由理事会决定。他说，‘改革需要承担者，深圳精神就是敢闯，从今天起，我们要打破教育的铁饭碗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学校长，真好真好。”(见《朱×ד在×科大校长是配角教授是主角”》，《中国青年报》2 0 1 0年1 2月2 2日)
《人民政协报》载文称：“朱××，这位中国高等教育‘最激进’的改革者再次回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号称，这所新生的大学将和所有的中国大学不一样——公办大学，但是管理上‘去行政化’，行政级别在学校的管理体系中将被彻底废除一切为学术、为教授服务。‘依法治校’，建立××科技大学章程，交由深圳市人大审议，以特区立法形式将其合法化，保障政府和学校的距离，实现‘大学自治’”。(见《××科大：去行政化一切为学术、为教授服务》，《人民政协报》2 0 1 0年2月1 0日)
央视《新闻1+1》载文称：“×××评论员：虽然刚刚只有了一个校长，但是我们对像已经对未来的这所大学产生了巨大的期待，好像就是一张白纸就要作画了，我们希望这幅画上能够画出教授治校，画出学术自由，画出大学自治等等。我相信朱校长也非常清楚，一谈到高校的改革的时候，我们有三方面的期待。一个是更多的学术自由，一个是大学更自治，一个就是教授治校。可能种种因素，校长只谈了教授治校，但是我觉得透过他的思路里头，前两者恐怕也会有所突破。”(见《朱××谈高校去行政化：高校校长，官样?啥样?》，央视《新闻1+1》2 0 0 9年9月1 6日)
“教学自由”、“教育自治”、“教授治校”，给我国的教育事业造成了深重灾害。十八大以来，教育战线取得了显著成绩。稳定教学秩序、基础教育规范化、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改进思想政治课教学、整顿校外培训等，逐步得到落实。
目前难办的又不得不办的事情有两个：
一是西化世界观、人生观已经深入教师和学生的骨髓。学校可以这样变那样变，学校领导可以这样换那样换，但领导和师生的西化观很难改变。西化观培养出西化观的学生，西化观的学生当了老师，又培养出西化观的学生，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相袭成习。这样的西化观学生走向社会，从政、从经、从文、从工、从农等等，他们中一些人或许“政治正确”，但世界观、人生观不正确。不问世界观、人生观是不行的，是要出事的，是要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
二是学校围绕金钱转，学界与资本界勾连、结盟。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中指出，“据报道，莫斯科‘百万富翁与学术界握手言欢’，即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亨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古容、沃尔斯基等人同立宪民主党的教授和著作家曼努伊洛夫、司徒卢威基泽韦捷尔之流举行秘密会议”。在中国，如果政治“精英”、学界“精英”、资本“精英”结成“铁三角”，那党和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我国的文学艺术制度，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制度。宪法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这是对文艺领域改革开放的根本制约。改变、抛弃或凌驾于宪法规定之上的“改革开放”措施，则是根本违宪的。
1 9 8 0年7月2 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尽管改变了原来“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但文艺界还是不买账，依然沉渣泛起，毒草丛生。
一时间，他们歪曲“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重写文学史”、“挑战红色经典”、“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悼词”，煽动“从马列毛教条和一党专政解放出来”。
文艺界的转向，似始于1 9 8 4年1 2月召开的“作协四大”。某人说，“党领导文艺也有半个世纪了，但有三个不够正常”。“对如何领导文艺不够正常”，“长期以来干涉太多，棍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党派到文艺界的干部与作家关系不正常”，“长期习惯于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什么党组、书记，不懂行”，“作家与作家、党员与党员、地区与地区关系不正常，敏感太多，伤感情太多”。说“文联、作协要选什么人根本不要去干预。即使未选好，他们作家自己负责，文联、作协的领导由作家们自己来选，这方面要根本改革，党干预它干什么?民主党派，统战部去干预干什么?作协要选多少副主席，不要干预”，“如果名单是党定的，撤掉”。
实行“文艺自治”，文艺界不仅不可能出精品、出人才，不可能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反而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宗派一个个竞相冒了出来，施展拳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是中央的指示，是必须落实，必须贯彻执行的。然而，座谈会开过后，一些人和单位置若罔闻，依然不收手，继续我行我素。一些污点“作家”不是躲在草颗里、红高粱地里眯起来，而是上蹿下跳，风光无限;一些单位有恃无恐，制造一出出“大海报”、“大奖”、“大名人”、“ 大作协副主席”的闹剧。
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也必须接受宪法的限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四、“改革开放”的本质规定性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宪法上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了正确认识这样的改革开放，应当提出改革开放的本质规定性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改革开放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采用用表现形式认识本质的方法，着力把握改革开放的实质性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各种收入及其源泉”时，针对庸俗经济学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研究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区分改革开放的表现形式和本质，从不同表现形式入手，寻找并揭示其本质，以研究实质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第一天起，便开启了改革进程。改变旧政权、旧法律、旧社会，需要时时改革，处处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
开放也是一样。建国伊始，我们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放(美西方实行封锁、禁运政策，暂无法向它们开放)。据载，20世纪60年代，从日本和西欧等10个国家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如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等。就是文革中，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1973年底，基本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开始发展对外贸易和合作关系。从1972年开始，我国大规模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引进大量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等。这些技术和设备，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投产的。
上述改革开放形式，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能够解决实质性问题。
第二个要求是，改革开放的内容规定性，决定了应当从改革开放的内容中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措施，从而明确措施同内容的相应性。
内容是构成对象的内在要素的总和，是对象存在的基础。对象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了改革开放特定的内容。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规定性，内容发生了变化，规定性亦随之发生变化。
一些人开动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地批判“闭关锁国”，原来是为了推销他们的所谓“开放”。这种“开放”的内容，是满足美西方意志和要求的“开放”内容：
一是出口廉价商品，进口高价产品。生产廉价商品的利润，大部分被外商侵夺。
二是资源无限制的出口，造成资源急剧减少或衰竭。
三是国内企业成为“代工”工厂，整个产业处于加工组装基地地位。
四是国内企业被美元绑架，成为美元资本的代理人。
五是外资企业享有各种优惠。税收优惠、用地优惠、人身保护优惠等。
六是市场开放。除一般行业外，还容许外资进入国计民生关键领域。
七是外汇储备不成其为财富，是美国印钞厂印制的“彩色纸片”(列宁语)。
八是环境破坏达到惊人程度。森林砍没了，草原的草根被羊啃光了(羊绒制品的羊绒是这种羊身上的)。
九是财政主权、金融主权等经济主权受到侵犯或丧失。
十是侵害国家主权，政治资源被瓦解，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加速。
以上十条内容，都是美西方国家针对战略目标国家——中国的。
改革开放的内容规定性，要求相关措施、办法在改革开放里“集合”时，必须使之具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的、功能和机理。这是说，在措施、办法“集合”的场合，镶嵌上述十条产生的措施、办法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内容规定性脱节，会形成“两层皮”。“集合”以社会主义为主线，措施、办法就同社会主义内容相适应了。
第三个要求是，改革开放的范畴规定性，决定了必须将范畴与语义学的“词语”、“话语”相区别，以解决使用或建立改革开放的范畴问题。
范畴是反映和概括对象的普遍本质的基本概念。对于建立庞大的改革开放系统，必须借助于范畴这种思维形式。
改革开放的名词术语，往往与语义学连在一起。语义学是研究语言符号及其所指对象之间关系的，是研究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的。改革开放的“词语”应当具有概念意义，在特定语言环境里揭示概念的定义，只能从范畴意义方面求得解释。譬如，“失业”是经济学范畴，也是法学范畴。“下岗”、“软失业”、“待业”、“缓就业”一类，是语义学上的词语，不具有范畴意义。妓女是农村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必然产物。妓女就是妓女，具有概念意义，“性工作者”、“失足妇女”等是语义学上的词语，“社会主义妓女”是生造词。
在语义学那里，还存在语义的原始含义转化为现实含义和派生出新含义的情况。如“猫”的俗语。把地方俗语转化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猫论”，其政治含义和经济含义必须做出范畴性解释。如所谓“语境”。语境是一定的词汇按照语法系统组成的表达一定意义的语句，实质上表达的是语言联系中与目的相关的各个语言因素之间的联系。语境( context)是在文本(text)中存在的概念。我国语言学界把“语境”译为文本的“上下文”的环境，是基于context由“与……在一起”的“con，表示本文的“text”构成的。“语境”为“文本”所决定，能够通过文本与“上下文”的必然联系，确定词语的含义。改革开放中的民间俗语、比喻、象征、形容、“什么…不是什么…”等“语境”，不应采用。“什么…不是什么…”违反下定义的规则，“不是什么”千千万万，不能穷尽，如成为口号或方针政策，就糟糕透了。应当明确，“语境”的语义学解释与范畴解释不可能相同，况且词语或话语在语义学上有多义解释，如直接引入改革开放，则改革开放就变成“模糊学”或“玄学”了。
第四个要求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规定性，决定了对于改进政策、措施所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改革开放应当适应时代要求、社会进步和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必然是对象发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为对象的内在原因和重要外部条件所规定。必然性贯穿于对象发展过程的始终，决定对象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在当代条件下，先前的改革开放理论和措施的局限性增大了。国家的新变化和新任务，以及科技、管理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必然反映在改革开放之中。这种越来越明显的新趋势，日益要求审时度势，吐故纳新。在新时代，产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措施是必然的。
五、走出西化主义“改革开放”王国的迷宫
第一个迷宫，“补课”行动。
补什么课?补资本主义课。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必须退回资本主义去，发展生产力，现在生产力太落后，搞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赵××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只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和准备条件。应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我以为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即使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可责难的”。他还说：“斯大林、毛泽东的大悲剧在于没有资本主义补课”，“补资本主义的课有利于实现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搞的，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我们也可以搞。所以，革命后，搞社会主义这一点错了。”在《赵××软禁中的谈话》、《改革历程》和《赵××还说过什么?》等书里，前总书记完整的表达了他的“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
一些人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说“资本主义使生产力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其实，原话是“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把“人口”更换成“生产力”，相袭成风。这套糟蹋马克思主义的把戏，整天在报纸杂志上上演。《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生产力绝不是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来的。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是“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冲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的所有制关系，而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是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冲破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是历史的大倒退，社会关系的大撕裂，生产力的大破坏。
截止1978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据载，工农业总产值， 1953—1978年平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2.7%。1953年和1978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动情况是：谷物由第3位上升为第2位，化学纤维由第26位上升为第7位，布匹由第3位上升为第1位，煤由第5位上升为第3位，原油由第23位上升为第8位，发电量由第13位上升为第7位，钢由第9位上升为第5位，水泥由第8位上升为第4位，硫酸由第14位上升为第3位，化肥由第33位上升为第3位。
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党的十九大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
新中国前30年基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事实，宪法的规定和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表述，都说明了中国根本不需要“补资本主义课”。我们倒要问一问那些“补课”论的提出者和践行几十年的追随者们，你们要不要补一补文化课?要不要补一补马克思主义课?要不要补一补“脑残”手术规程课?
在我国前30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面前，“生产力落后”论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补课论”的真实思想和行动，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扶持和培养资产阶级和它们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重新回到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这是政治。他们一定要颠倒历史，把社会主义颠倒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体系，他们是一定让这个体系形成并完善起来的。
第二个迷宫，批“穷过渡”。
“穷过渡”是一个捏造的词语。我们党从来没有“穷过渡”的思想和决定。
据一党内理论家文章所引史料记载：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中说，“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搞成全民所有制。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说到这里，彭真插话说：“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说：“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毛泽东明确表示：“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办了。”彭真说：“搞慢了不利。”毛泽东不赞成：“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
1959年3月，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问题的批注》里指出：“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
由此可见，新中国不存在“穷过渡”，“穷过渡”的帽子也扣不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头上。有人明明知道这些情况，却无中生有，利用历史档案不能适时公开进行政治投机，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曾几何时，报纸杂志大批特批“穷过渡”，大造舆论，全力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开路。然而，历史事实铁证如山。让更多的历史档案里的“铁器”出土，某些野心家、阴谋家的两面人面孔就暴露无疑了。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铁器”是证明千古胜负的利器。
第三个迷宫，批“自然经济” 、“产品经济”。
他们火力全开，批判“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把我国已经具有现代化工业基础、现代化农业基础和现代化商品流通基础的国民经济，硬说成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加以铺天盖地的批判。
“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经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生产和消费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所谓“产品经济”，就是产品不直接转化为商品，其流转不通过商品交换进行。建国30多年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根本不是这样的经济，妇孺皆知。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从1952年到1978年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英、法、意均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两倍多，远高于西方美、英、法、意多国。这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无法做到的。
我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绝不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早在1958年，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指出：“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向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
第四个迷宫，“自由放任市场经济”。
走了三个迷宫之后，人们被带进了“市场经济”迷宫。这些炒作者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但知道通过“市场经济”一定能打败社会主义。于是，他们把“市场经济”吹得天花乱坠，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非搞“市场经济”不可。
我在《市场经济，只是社会经济的一种经济形式》里，指出过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交换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市场就是交换。“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可称为“交易经济”。在社会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交换属于商品的买卖。所谓“交换”，不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只有具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链条整体的经济，才属于“社会经济”。交换环节具有相对独立性，尽管同其他环节是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是总范畴，交换经济或曰市场经济是种属范畴。因之，不可以用“市场经济”替代“社会经济”术语。
本文考察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物物交换和币物交换的四种形式后指出，商品交换需要有交易的场所，市场便产生了。神农氏(炎帝)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这里，“交易”的是“天下之货”。这样的交易，显然超越了地域和交易品种的局限。神农氏(炎帝)时便有如此规模的市场经济，而欧洲和美国当时还是一片荒原。
美西方自称的“市场经济”，不是指市场交易经济，而是专指资本主义经济。对此，西方国家的工具书和著述如《日本经济事典》里都有明确的说明。我国西化主义者们张口闭口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只是把“资本主义”四个字隐藏起来。
1988年，美国《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提出判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六条标准：(1)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可兑换程度;(2)企业与劳工通过自由谈判确定工资率的程度;(3)容许外国公司在国内举办合营企业或进行其他投资的程度;(4)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5)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企业价格、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6)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在这六条里，没有交换，没有交换场所，有的是资本主义经济。
这六条标准，实际上是判断是否属于市场经济的标准。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西方告诉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告诉了“标准”，也通过在美国给络绎不绝的中国官员大办“学习班”、“辅导班”和知识界大规模“学术交流”，演示了实践。剩下的，就是照抄照搬了。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发展中的经济，是需要不断完善的。问题在于，西化主义者心存异志，借口屋子里有几只老鼠，就放火把房子烧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一些人居心叵测，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明说，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不明说，却用 “补课”、“穷过渡”、“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这些模棱两可的可随意解释的词语绕来绕去。“弯弯绕”、“盖盖儿摇”(算卦先生把签子放在竹筒里，盖上盖子摇晃。你不知道他选中的签子是什么)，是他们做人和作文的显著特色。这些“特色人”什么时候不再“弯弯绕”、“盖盖儿摇”了，社会主义便连影子都没有了。
现行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对改革开放主体的限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改革和开放的具体措施，皆以社会主义(只有这四个字的社会主义)为准绳。这是对改革开放具体化的限定。通过宪法准确而全面的限定，我们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核心和实质的结论。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的新型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理念、制度、机制、规律和道路，同美西方现代化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在自身发展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体系和实践范式，能够同西化主义“改革开放”划清界限，并坚决的无条件的与之切割。我们要轻装前进，不要背西化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包袱，这个包袱太重，背不动。
让我们坚定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吧。饺子会有的。这饺子是人民大众的香喷喷的三鲜馅饺子。
2024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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