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所谓“完善”，就意味着存在不完美之处，并且这种不完美既存在于公有制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于私有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目的，本应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既驾驭公有经济，也驾驭私有经济，使二者都为实现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因此，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应对照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进行自我批判，以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完善和提高。
但在目前的舆论场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只盯着对方的缺点，而选择性地忽视自身的缺点，然后把自身发展的诉求表达为削弱同样有缺点的对方，甚至要把有问题的对方给消灭了。这种倾向，尤其体现在民营经济的所谓支持者对公有制经济指责的逻辑上。他们把私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归咎于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公有经济的支持者也倾向于把当前经济中的分配不平等引致的内需不足问题片面归咎到私有经济的发展。据有关统计，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也相当严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发展公有制经济，不能玩概念”，要建设真的公有制经济。马政经学者何干强提出用公有经济吸纳就业比例来度量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王中保提出用按劳分配的实现程度来度量公有制经济的公有性。所有这些，这都是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按照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完善“第一个毫不动摇”的正确主张。
我们要用公有经济越来越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和人民群众期待的实际表现，来回应一些民营企业的所谓支持者对公有制经济的攻击，而不要给对方留下攻击的“缺口”。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就是这个道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走群众路线，真正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支持，而不能用类似私有企业的雇佣制度管理公有经济，更不能用更加落后的封建官僚作派来管理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不能把公有制企业的就业机会搞成准“世袭制”。否则的话，一些错误的右派言论即使在理论上是漏洞百出的，但是因为劳动群众和公有制经济的管理者在情感上的疏离，就容易受到误导派错误言论的误导，从而不去支持公有制经济。他们会觉得所谓左右之争，是资本新贵和官僚权贵之争，谁获胜了，自己都是被统治阶层。我们完善“第一个毫不动摇”，就要让公有制经济为更高比例的普通劳动者提供生活保障，让公有制经济比私有经济对普通劳动者更具有吸引力和吸纳力。公有制经济的运行应改革内部的管理考核标准，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普惠的前提下提升效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既要避免内卷，也要避免躺平。
在补齐了公有制经济运行中的缺口后，我们再来看右派言论中的一些错误逻辑，同时正视他们给公有制经济运行指出的问题。
W教授认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这显然是片面归因。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确实很严重，但这里面存在资本运行的内爆逻辑，不仅仅是行政权力或官本位导致的，整个经济世界的经济社会矛盾都很严重。
W教授还认为，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这又是错误归因。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地践行高公有性的公有制，只看到行政权力对民间经济的某些干扰，没看到大资本对民间经济更为严重的干扰。在压制民间正当经济活动方面，体制内的行政权力和大资本有时是可以勾结的。正如某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对儿子进行家教时所言(其子回忆父亲时对外陈述)：你的民营资本集团虽然运营得不错，但如果没有你体制内的师兄的“无私奉献”(打双引号的无私奉献)，你是难以成功的。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在歪曲的意义(官商勾结)上，达成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所谓“合作和谐”。在那种语义下，民营经济和官僚式公有经济都是既得利益集团操弄的马甲。
L教授认为，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不再区分国企民企，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
如果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价值逻辑的引领下，劳工的福利和管理权限普遍不低于公有经济，那倒是真可以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按真实的公有性划分企业，和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划分企业并不矛盾。所以L教授的这个陈述，中文逻辑不通。
C教授宣称，他领导的学术团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潜心研究30多年，创立了一个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同样参与价值创造。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讲了自然力在生产中的贡献，C教授完全没有理解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并不是大众日常语言中的“价值”。利用大众的认知习惯，在混淆概念中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任何理论说服力。这样的所谓新价值论，并无任何理论建树。讽刺的是，这样的所谓学术成果的资助资金却来自公有制经济。我们太需要完善“第一个毫不动摇”的方式了，巩固壮大公有制经济，不是为了资助更多这样的颠覆公有制的学术成果。这也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在体制内攻城掠地，占据阐述国有经济发展的话语权。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达成共识是必要的，但更关键的是要行动，要实践马克思主义，而非把马克思主义停留在观念上。我们需要真正地向李大钊同志学习，在不利的条件下，敢于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龟缩的马克思主义者、投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李大钊同志“铁肩担道义”之“铁肩”所在。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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