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种对象，既要斗争又要联合，或者反过来说，既要联合又要斗争，那么怎么来把握这样一种平衡呢？
①有人头脑过分简单，或看不到事情的复杂；
②有人心思过分弯弯绕儿，或看不到敌人的险恶；
③有人图省事儿，只图天马行空一般嘴上痛快一时，并非着力于解决问题；
④有人希望自己万事不操心，依赖性人格凸显，缺乏历史主动性；
⑤有人类似大A妖股，有极大的政治摇摆性，一条长长的板凳，他能够一偏腿，瞬间从最左摇到最右，又一偏腿从最右摇到最左，要么急急如律口出豪言，我把你民航飞机打下来，要么乖猫一样腻人，干脆宣称敖买糕你不是我的敌人阿门， 敖买糕你不是我的敌人阿门……
总之，要么只斗争不联合；要么只联合不斗争。
切莫以为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下才会出现意识形态领域当中如此纷乱的局面，类似的情况在党的历史上并不鲜见。
1941年4月19日，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跋中指出：现在党的政策，既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
一一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
一一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
一一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
一一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
以上就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指出，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这篇跋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党的策略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生涯当中，向来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与一些不乏激情，不乏冲动，甚至同样不怕牺牲的同时代的若干革命家比起来，与那些滔滔不绝诵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句子，甚至背诵整篇文章的教条主义者比起来，毛泽东同志从不夸夸其谈，他的著作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顺应时代潮流、满足人民意愿、掌握历史主动、肩负历史使命的产物，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对党和人民伟大奋斗所作的经验总结、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所获得的思想结晶。
毛泽东同志新鲜的，丰富的，无穷无尽的辩证法思想，为夺取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引，这一点，尽管在革命实践当中已经一再得到证明，但在遵义会议之前，很多人是不屑的不服气的。即使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之后，一些俄文讲得好，嘴里会打嘟噜，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一些人，也仍旧是不服气的。
好在战争年代，谁的办法更高明，几仗下来便见分晓，敌人过分的强大，我党我军力量过分弱小，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有饭吃，有发展，有前途，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反之亦然，甚至搞到丧失根据地输掉整片苏区，被迫北上转移。
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撰写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他从我们党已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新的历史条件和形势出发，抓住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并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这一主要矛盾，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集中阐明，这三大法宝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民主革命时期的形势与今天的形势终究是有差别的，今天毕竟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乃为百年之大党，世界第一大党，但辩证法思想当中的那些核心的内容，并不会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里边有深刻的规律，依然在起着作用。
诸位不难发现，今天，有那么一些人，他们集中地攻击毛泽东同志，明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建党建军建国的伟大的领导者，但在他们的眼里，好像毛泽东同志错误最大、最多、最不可以原谅，没啥好继承的，每逢毛主席的大日子，他们都要跳出来数落一通，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人对毛泽东同志的怨恨和不满，不仅无损于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反而证明了那些人的短视、浅薄、阴险、没良心。
2024年的4月19日，重读毛泽东同志为《农村调查》一书所写的跋，痛感毛泽东同志辩证法思想之丰富，道理阐述之透彻，拂去迷雾之神异，于今或仍有重大指导意义，故而写下这些文字，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被我批评的朋友们，你们完全可以反批评，最好用事实而不是用口水，来证明你们比毛泽东同志更有政治智慧，要高明很多。
（2024年4月19日睡前，写于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8号）
【文/司马南，独立学者，知名社会评论家，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昆仑策网，授权红歌会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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