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观察者网重磅推出新栏目“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在季度经济数据出炉之际，邀请知名经济学家深度“解码”。
4月18日，2024年第一季度“圆桌纵横谈”在上海举行，观察者网特邀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与会，解读中国经济数据，回应当下公众最为关注的经济和政策话题。
迟福林院长表示，服务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或者说带动整个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突出亮点。未来几年，服务消费将是各方关注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另外，要特别重视服务业就业对于就业结构和国民收入的改变。而稳就业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是稳企业，尤其是稳民营企业；二是稳就业的核心在于稳中小企业。
以下为迟福林院长在主旨发言阶段的讲话，观察者网整理发布全文，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迟福林：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观察者网的中国经济季度观察活动，我做了40多年的改革研究，这项工作要求把短期问题和中长趋势相结合来寻找答案。今天我想就“结构性改革释放消费升级潜力”的主题做一点讨论。
为什么要做这个讨论呢？因为现在正在筹划下一步推进改革的重大举措。制造业转型和消费结构转型，正是我们下一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大任务。我想就这个主题简单说几个观点。
首先讲三点判断，第一个就是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尽管一季度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只有73.7%，同去年全年82.5%的数据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前者依然是很高的，证明消费成为拉动增长的第一动力。
第二个判断是，服务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或者说带动整个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突出亮点。
尽管今年上半年有些数字看起来不太令人满意，比如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而去年同期是5%以上。但有几个数字还比较好。比如一季度全国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增长是去年同期的一倍多，达12.7%，而去年同期只有6.2%。此外，全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去年同期是41.7%，今年第一季度是43.3%，也有所上涨，结合这两个数据去观察，服务性消费正在或已经开始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亮点。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18号刚结束，本月14号我们在海口联合召开了2024中国消费发展论坛，大家对这点都还蛮认可的。
第三个判断是，服务消费成为主导性消费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尽管现在的消费预期不好，投资有所下滑，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54.25%下降到今年的51.58%，同比下降了三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但是各方估计，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服务性消费占比将超过一般商品性消费，将达到51%、52%，甚至有的预测还更高一点。我估计超过50%的概率会比较大。
从现在的数字观察趋势，未来几年，中国的服务消费将是各方关注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到2030年，14亿人口的服务消费占比能达到50%以上，那就证明这部分成为占主导性地位的消费。这意味着服务消费本身能够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下，我们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较多，如何以结构性改革来破解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对此我简单讲四个观点。
第一，新发展阶段需要改变对消费与投资关系的传统认识。12年前我就在总理座谈会上做报告时提出，投资是关键，消费是基础。我想这句话原则上没错，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着不同内涵，有时候消费反而可能成为关键。我后来曾建议修改这句话，但是它已经成为十几年来政府在宏观经济中分析投资-消费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是一个转型大国，政府对于拉动GDP增长的意愿相当强烈，而通过投资拉动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消费拉动增长来得慢。
我们经济学界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消费能拉动经济增长，非洲不是早就富起来了吗？我认为，可能需要重新讨论、商议的问题是，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服务消费成倍上涨的背景下，能否通过消费结构转型，令后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亮点，成为主导性消费？
目前，我国消费结构领域的突出矛盾体现在哪里？我认为是服务性消费需求上涨与相关领域投资结构滞后之间的矛盾。
从整个今年一季度的指标来看，我们在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下降到0.8%，比去年（3.6%）明显下降。这就引出我的第二个小观点：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来调整我们的投资结构。比如，要改变“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这个方面谈起来太大了。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我们到一些展销馆看一看，多少是我们自己供给的？社会主要矛盾变了，人的需求变了，但是在医疗、教育、文化信息领域，包括旅游设施，有多少改变呢？它们怎么能够同老百姓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相适应呢？
2024年一季度全国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增速图 图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还要通过消费升级创造新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制造业的智能化、服务化发展特点相当突出。这来源于两条：一是科技革命，二是大众的消费需求。所以我笼统地提出来三条：首先，对不利于结构转型、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某些政策予以调整，以减少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某些干扰。其次，全面清理现有不利于消费释放，尤其是服务性消费释放的各类限购、限贷、限价等相关政策。最后，整合支持消费的相关举措，着力解决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供需错位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需要供给侧改革，更需要需求侧改革，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重大的事情。
第二个建议就是以结构性改革来破解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主持人给了我一份单子，是谈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劳动占比，这是个大问题，我想谈具体一点。
比如就业问题，我认为稳就业是稳收入的基础，稳就业是稳收入的当务之急。就业问题不能小视，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相当突出，不仅是某个年龄段群体的问题，而是个结构性问题。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个数据是一季度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6.8%。是不是因为失业问题减少带来的改善，还是有别的原因，社会上对此有很多议论。
说到稳就业，现在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是稳企业，尤其是稳民营企业。我昨天也观察了一下，目前已关门的企业，尤其是服务型企业，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也不是一家两家。二是稳就业的核心在于稳中小企业。疫情三年来，中小企业面临很多难关，比如物业费交不起的问题，在这方面的政策应该说力度不够，所以产生了后面就业领域的一系列矛盾问题。
这就需要调整扩大就业的相关政策，有几点很重要。一是服务业占就业比重的问题，要出台扶持与服务业就业相关的政策。我们看到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后，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大幅下降，尤其是随着未来机器人的发展等，但服务业是大幅上升。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升也同时提高了服务价格。
比如我在香港请客吃饭，点了两瓶葡萄酒，在星级酒店的开瓶费就是每瓶500港币，也就是服务就业拉动了服务价格的上涨，同时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水平。既然中国的整个经济结构在调整，我们要特别重视服务业就业对于就业结构和国民收入的改变。
二是一定要重视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主体地位。
三是加大公共消费占比。公共消费既是居民安全消费的重要保障，也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根本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的公共消费占比还不到40%。尤其是我接触到的一些农村贫困家庭，对于现在医疗保险缴费涨到每人每年380元有意见，许多家庭是一家五六口人，都反映很困难。这是个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
第三个建议简单来说，就是以结构性改革来破解城市和农村的结构性矛盾。我在2008年提出来，要让“农民工”这个身份成为历史，到现在也没实现。大家算一下，如果让3亿农民工真正享受市民的待遇，释放他们的消费潜力，那么至少会带来12万亿人民币的消费总量。
10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希望这次二十大三中全会能不能提出这方面的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全面支持实行居住证制度，真正改变我国社会的二元户籍制度。最后是要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第四个建议，最后讲一讲加快结构性改革、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进程。我想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同制造业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加快服务业开放以后，这些年总体的进展比较快，但是总体来说距离实现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首先，目前市场开放的空间相当大。其次，服务业市场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制度性开放提出要求，为什么要搞制度性开放？搞标准规则管理，这些都是服务贸易的规则要求，都是老百姓服务性消费的需求，也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需求。
最后，我们要以制度性开放推动制度性变革，这件事情也特别重要。今年是中国消费大发展的一年。着眼于未来10年，我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乐观，我们的消费结构改革本身能拉动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如果搞得好，将会推动制造业的变革，推动整个经济大结构的变革。所以，以结构性改革来释放消费结构潜力，我认为应该成为接下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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