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近日，一部谍战剧《追风者》带火了江西这个革命圣地，也让年轻一代对红军的那段历史产生了兴趣，有网友表示“这一刻，历史课本上的知识被具象化了”。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食物君再次推送曹征路老师撰写的《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系列文章，带大家回顾长征前后的那段可能被歪曲、被遮蔽的历史。
曹征路(1949年9月30日-2021年12月28日)，一级作家。在新世纪的文坛上，曹征路老师是一个异类，当大多数作家还沉湎于关注自我的时候，他在关注时代碾压下的“底层“；当”底层文学“终于唤起社会的悲悯，他却已在思考工人阶级的抗争；《那儿》《霓虹》《问苍茫》组成了当代工人的三部曲，《问苍茫》更被誉为用文学的方式阐述《资本论》。
这一脚高一脚低的裤脚日后就成为红头军的特有军容，而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国”的口号也正式成为他们的行动纲领。
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也是这样认为的。
正是在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成长，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1927年恰恰是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无论是国民党内部还是共产党内部的争论，都和今日的左右之争颇为相似。
革命向哪里去？革命依靠谁？革命为了谁？现代性追问再次突显。
毛主席改变中国军队的现代性方案：三湾改编——重访革命史（五）
在宁冈砻市，毛泽东召开大会，公开了陈浩等人的叛变投敌罪行，部队群情激愤，当即就把这三个人枪决了。这也反过来证明，起义部队的绝大多数战士是拥护这次改编的。他们对国民革命的理解是从切身体会开始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员。任何权威都来自对人民的忠诚，没有人民的支持，共产党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依靠的力量究竟是谁，这始终是个问题。孙中山依靠军阀依靠会党失败了，提出联俄联共辅助工农，有点目光向下的意思。共产党建军初期遇到的也同样是这个问题，把工农当成被辅助者被启蒙者被解放者？还是把工农当做革命的主体？换句话说，是走精英路线？还是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显然选择了后者。
学习和总结，变成了井冈山斗争的第一要务。思想斗争需要学习，武装斗争也需要学习。三湾改编后，毛泽东依然是个书生，只不过是以党的前委书记身份在带领这支部队。他的非凡之处就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向书本学，向内行学，向失败和挫折学习。直到晚年他还在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党员的社会出身不是决定一切的，只有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纲领才能决定党的性质。
这是一群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建军的初期，在险恶的战争条件下，党对军队的领导究竟应该怎么做，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不足为怪。但他们都不是为私利，也不是为了当“家长”，更谈不上朱、毛已分成“两派”，因为流血牺牲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朱毛之争”在本质上是“立三路线”军队中的反映，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碰撞。
党对军队的领导仅仅有组织制度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全党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的高度自觉性，才能实现“红军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
中国革命不断地眼睛向下，身段放低，与传统的精英管理模式决裂，真心实意地从工农大众中吸取力量，提升底层群众的自愿自觉意识。
这个过程其实是人的觉醒，更是阶级的觉醒，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价值。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的思想。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就不能进一步巩固发展根据地。反过来没有土地革命，便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发展经济，也不能有效地支持武装斗争。
衡量一个政府和它的制度是否具有现代性，人民群众参与的自觉性主动性如何，制度的可依赖程度如何，是一个重要指标。人类自从走出树林组成社会以来几千年，只有少数几个历史瞬间，普通劳动者才能挺直腰透口气，真正有了尊严。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历史瞬间，大都发生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统治者的铁幕被掀开的那一角，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时。
他们为什么把井冈山艰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重访革命史（十四）
井冈山的经济斗争井冈山艰苦吗？确实艰苦。斗争残酷吗？很残酷。可他们为什么还能这样创意无限，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井冈山的财政和分配制度凭什么能凝聚人心——重访革命史（十五）
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散，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所以，民主和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体现在平等待人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的。说话管用，他才会去说。参加管理，他才会有当家作主的责任感。
当社会阶级矛盾没有激化时，革命是召唤不来的。革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方式，想当然说谁要革命就革命了，谁不想要革命就不会发生革命了。诅咒革命讨厌暴力革命，只能反映谈话者对革命的无知无奈，对旧时代的秋虫悲鸣而已。
当土地革命已经形成历史潮流，当历史潮流已经形成历史惯性时候，军事上一战一役一城一地的胜败得失并非那么紧要。最紧要的是扩大根据地，掌握根据地的实际领导权，这是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反思的成果。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土地革命是第一位重要的原则，只有土地平均分配了农民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苏维埃政权才能巩固，也才能支持工农武装割据。
李文林与毛泽东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而不能仅仅看成个人意识品质的争斗，或者仅仅看作“肃反扩大化错误”。这种思想路线的分歧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不仅国民党内存在，共产党内也同样存在。这就是当掌握了一定权力以后的公共性追问：为公还是为私？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对象是穷人还是富人？
三次反围剿虽胜，“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却处于下风时期——重访革命史（二十）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根基，建立与南京政权对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迫在眉睫。共产国际对于一再拖延非常不满，电报催促多次。远在上海的以博古为首的中央也讨论过多次，在哪里定都，谁出任主席等等。唯独对最该总结的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不够关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学风，更是一种世界观，即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革命确实需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有效地支持革命战争。然而革命的内在逻辑却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人民群众意识到革命就是为了自身的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他们才会积极主动的参与，这个革命对他们才有意义。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革命队伍不分裂始终是个大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遭受何种不公平指责，并不重要。
让手握权力的干部时时处处感到如芒在背，恰恰是民主制度设计的“初心”。干部不能小心谨慎，群众就会提心吊胆。
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方针是：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目标。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在“八七会议”以后，简单的复仇冒险思想在党内就很有市场，他们往往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振臂一呼就能得到社会响应，一再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是党内相当普遍存在的思想土壤。
这些想法也不是没有根据，俄国革命成功就是榜样，以苏联为师是中共的普遍共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仅仅是个外因，真正的内因在中共内部。
毛泽东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一个重要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经过古田会议，两支部队的政治素质已完全不同。在一方面军，“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在四方面军，缺少这一课，部队农民习气明显。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已经退化成张献忠一类人物了。
要了解西路军，首先要了解四方面军的历史。这支由鄂豫皖根据地带出来的红军部队经过张国焘的改造，与一方面军的政治素质有着明显差异。
“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再次战胜了两党政治的现实考量，并成为双方互相让步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与蒋介石，谁站在时代前列不是一目了然吗——重访革命史（三十二）
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毛泽东指出王明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
毛泽东说的“自己的事”，就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的党不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思考抗日斗争大局，却去操心“国际”的事，在苏联重视自身利益的背景下，其结果必然是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走上右倾投降道路。
《论持久战》的写作高度为何无人能及？——重访革命史（三十四）
1938年春天，毛泽东为了在中共高层统一认识，完成了《论持久战》的写作。这本书回答了困扰着人们思想的种种最迫切的问题，不仅在国民党上层得到了积极响应，还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评价。从中外军事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论持久战》也提供了很多高屋建瓴的思想，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任何政党任何政府，在掌握公权力以后都必须面对人民群众，工作矛盾都不可避免，怎样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还是防范人民，甚至以人民为敌，是衡量真主义假主义的辨别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毛主席带头种菜，缺衣少粮的八路军如何自力更生？——重访革命史（三十六）
国民党的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困难，毛主席发出“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号召，提出一面备战，一面生产。共产党在延安城开办骡马店搞运输，发展合作社、举办展览会、开展生产竞赛，当时主要领导人都参与了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物资上的丰富。
大生产运动也改变了边区军民的精神面貌，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随着生产运动进入高潮，历经磨难的共产党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到了此时也获得了凤凰涅槃似的升华，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项英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长期担任中共的高层领导，对红军长征后坚持南方游击战争以及组建新四军做出过巨大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日益明显的反共，溶共，灭共意图，何以屡次与党中央对时局的判断相左，而逐渐走向毁灭的命运？
在本文，曹老师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史实材料，和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书面材料记录。通过对历史人物作为个体的行动描述，来重现皖南事变的历史细节，真相。解释项英的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
整风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反对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只是文字表达，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主张权利。
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向群众低头认错，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道歉，消解了挨整干部的情绪，也推动了甄别的进行。这就是延安整风的现代性，它标志着共产党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政党，不惧怕真理更不害怕真相。
在文艺界，围绕着延安整风运动的争议一直不断，本篇以丁玲、王实味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呈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一些基本事实。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文艺界整风展开的背景和目的，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丁玲与王实味并没有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产生矛盾，他们反而是那个时代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在当时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难，凝聚起力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第一位的。
共产国际的解散，对国共两党意味着什么——重访革命史（四十一）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天大的喜讯，但是它对中共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因为彼时的中共已经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在军事上和思想上，都成为了一个独立成熟的现代性大党。
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共产国际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有多大，它的结束对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有多大，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实现党内团结是迎接全国胜利的重要条件——重访革命史（四十二）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表明党已经明确地把生产力要素与现代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好坏联系起来，并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视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在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不了解这个国情，不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就不能顺利地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反之，谁的主张符合这个国情，谁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谁就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
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
毛泽东、蒋介石对《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态度——重访革命史（四十五）
《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一个规律，就是一旦胜利，领导层上下皆逐利、皆腐化。
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人民观念在他那里是这样自然而然，因为他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分子。
曹征路老师用一部《重访革命史》，用整体的、人民的、发展的眼光，做出了回应：所谓现代性绝非简单的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它始终是人民最质朴最前沿的历史要求，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把握了这一规律，从而获得了工农的拥护，将人民群众牢牢地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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