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文艺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亡国奴的身份,寻找和征服者的共同点,以此来建构对征服者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心安理得地做汉奸。”
作者|郭松民
编辑| 南 方
01
这几天,小说《杜鹃花落》引发的风波,令我想起了“汉奸文艺”这个话题。
鸦片战争以来,有100多年的时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又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沦陷的时间既长,投靠帝国主义的无耻文人就比较多,他们在附逆期间搞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属于汉奸文艺。
这些无耻文人中,名气比较大的有周作人、胡兰成、张资平、吴菊痴、王揖唐等。
王揖唐是前清进士,诗文修养不错。他当了汉奸后,曾去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叩谒日酋裕仁,归国后又恬不知耻地写诗:
“八纮一宇浴仁风,
旭日萦辉递藐躬。
春殿从容温语慰,
外臣感激此心同。”
这首诗,是百分之百的汉奸文艺。王揖唐写这样的诗,就把他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也使他的家族永远蒙羞。
有人问,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那些小说,算不算汉奸文艺呢?
孤立的来看,当然不算,因为她的小说,毕竟没有像王揖唐的诗文那样,直接替日本侵略者“颂圣”。
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什么年代啊?
那个时候,正是中华民族用血肉筑长城的年代。
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人民啼饥号寒,水深火热,抗日军民都在浴血奋战,死不旋踵,到处尸山血海,张爱玲对这一切全不关心,只顾自己吟风弄月,与胡兰成打情骂俏,争风吃醋,叫着“出名要趁早”,用自己奇瑰艳丽的文字,装点日军刺刀下的“新秩序”——
如果这都不算汉奸文艺,那说得过去吗?
02
汉奸文艺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亡国奴的身份,寻找和征服者的共同点,以此来建构对征服者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心安理得地做汉奸。
1945年3月5日下午,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外滩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为侵略者举行了一次演唱会。
今天被一些人奉为“歌仙”的音乐家陈歌辛,亲自指挥演唱了他为日本神风特攻队创作的“神鹫歌”。
歌词是这样的——
“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
百战百胜兮太平洋。
美虏束手兮战力强,
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
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
摧枯拉朽兮战血红。
协力同心兮海陆空,
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
这里,除了直接恭维为日本军国主义做炮灰的神风飞行员“个个英雄”外,“黄人之光”是一个关键词。
“黄人”,即“黄种人”。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欺骗占领区的中国、东南亚人民,把他们正在进行侵略战争,说成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
但事实是,日本虽然是黄种人国家,但其侵略、残害起中国来,一点都不比欧美的老牌帝国主义手软。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时间之长、为祸之重,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牺牲之惨烈,都远超“白种人”帝国主义。
但汉奸是不管这么多的,既然和日本一样都是“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当汉奸了。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网友会把《杜鹃花落》定性为十足的汉奸文艺。
因为和陈歌辛一样,作者李佳前找到了“人性”这个共同点——正如某前总编辑为之背书时所言“日军大佐心疼儿子,要为儿子报仇,人性挺正常的呀”——力图让我们相信,日寇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问题在于,在岗田大佐指挥日军疯狂“扫荡”八路军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
他们在南京搞大屠杀的时候,在解放区搞“烧光、杀光、抢光”的时候,在七三一部队拿中国人做活体实验的时候……他们拿中国人当人了吗?没有!
日寇不拿中国人当人,中国人却应该相信日寇也有人性,要与他们共情,认同他们——这是一切汉奸的基本逻辑,也是小说《杜鹃花落》的基本逻辑。
说起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这么长,出现个把汉奸并不奇怪,只要允许人民群众口诛笔伐就可以了,但汉奸又是校长又是书记,汉奸文艺进了教材,还有前总编为之站台,这就是问题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来临,不解决汉奸问题,迟早会出大麻烦,吃大亏!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