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很多事情，看起来都还处在未定之天。连女性形象美应该包括哪些要素，都有大把不同意见；到底是“肤白貌美气质佳”算美女，还是浓眉大眼的有力劳动者算美女？这个关键的审美问题上，似乎争论还不小。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有人表达了一下对于女性解放及其审美前途的期待。
上边这一页日历，体现了商人为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而刻意体现的“兼包并蓄”编辑方针，此种文化多元主义杂糅，让人生发出无限的感慨——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然后，就有人评论说：（这问题无法自动解决，需要有前提条件）得再出很多申纪兰才能撑住这些自由。另外也有人跟着评论说：得先干成自己行业的社会贤达，然后才能进入申纪兰有效渠道，还得他们都不忘初心的。
据老田看，后一个评论人对今天的社会很熟悉，许家印就是这么成为劳动模范的，然后就拥有极高的公众可见度和巨大的话语权；但是，这个想象力，对革命时代和毛时代的理解，就很隔膜，所以，在理解申纪兰个体及其可见度方面，就很不准确。很显然，国家的阶级本质变了，整个儿的发言权分配，谁的努力才算是成功和优先被看见，这些都是截然有别的。
申纪兰李顺达等人的努力，最初阶段其实也是很边缘的，还不说他们本身就住在穷山沟里；而且，即便是在土共内部，山沟里到底出不出得了马克思主义，也是有争论的；何况申纪兰他们自己还不会说话，他们所费力开展的事业，在规模上也微不足道，即便在当时，他们的努力方向还随时可能被负面力量所瓦解的。
但是，那时候的中国，毕竟是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后建设起来的新中国，关键是上头还有毛爷爷坐着，这就造成了很不同的可见度分配态势。
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总还是有些人，愿意跟群众呆在一起的——哪怕搞紧密结合群众的那种“图表现”；正是在这个延长线上，可以找到这样一些著名的名字：名作家赵树理去川底村呆了很长时间，还帮助郭玉恩的合作事业写了部小说《三里湾》（58年还改编成为电影《花好月圆》）；申纪兰那个村子离川底村只有几公里，也是有很多人跑去搞精神支持的；一个川底村的老会计告诉老田说：平顺县出的著名劳模多，关键靠县委书记李林“笔杆子硬”；彼时，新闻界江湖地位极高的范长江，还特意去川底村蹲点，还费心费力写了一个长篇的纪实报道。
经过李林的“硬杆子硬”加工过的材料，不止一篇被毛爷爷收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正式出版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被拿到七届六中全会上分发，每个代表人手一本；郭玉恩申纪兰们些微的努力，在最后成功之前，就已经得到了高度关注和道义支持，这当然是国家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了；人们在今天看到的许家印们的话语权上升渠道，那是另外一种国家及其阶级本质的体现，这个跟毛时代是截然不同的。
还是在山西，汾阳县的贾家庄，透过集体努力改造了盐碱滩地，成了模范；名作家马烽在那儿蹲了好几年，写了《三年早知道》；文革后有大名的名作家谌容，还去赶了一会场子，写了一部最后未能出版的小说《万年青》；这些努力，提高了申纪兰们的可见度，不管这些名作家是否出于真心喜欢，但是，在不同的朝代他们都会跟随国家的阶级本质行事，虽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愿意付出这样的努力。
正是得益于农民之外的群体，及其政治化的选择，才显著改变了人们及其努力的可见度状况。这中间所体现的国家及其阶级政治本质的变化幅度，还是很大的，显然，谁在社会公众那里，优先被看见，主要不是个体努力及其成绩决定的。
二〇二四年三月八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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