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这对于理解剥削形式同样适用。土地所有者何以剥削？乃至封建剥削的问题，若在量规定上有澄明化的认识，必得依靠“t1+ t2”这个人体解剖学的历史公式。它虽然从算法主体的社会形态中得出，但作为观照一切剥削形式的“普照之光”。只有在“人体公式”这里，剥削才被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马克思归纳“价值剥削”的意义。
一切剥削者和剥削阶级都自觉地反对这个历史计量公式，本能地从阶级意识加以反对（这个阶级意识工具就是著名的GDP工作系统）。工资当然不是什么财产收入，而是对工人必要劳动的生活资料补偿。“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却也有认识上的返祖现象，所谓“根据广义价值论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可以对剥削重新加以定义。所谓剥削，就是在利用他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时所付的报酬低于其贡献，其实质是对他人要素贡献的无偿占有。”在理论上自觉主动地退回“猴体解剖”，自然是开历史倒车！
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按劳分配就是“人体解剖公式”，它说明：“实现‘共同富裕’在形式上看，是一个分配问题，而其实质，是一个生产领域的问题，核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屈炳祥）广义价值论的理论假说，鼓吹科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学说，在实质上，恰恰是背叛了价值工具，是价值分析的反叛者，意图在其理论上将价值作为主体的规定强行扭转为客体。作为新时代方法论的思考，走出猴体，走向人体，在中华身体学中寻求分配理论的“创新”“创造”，乃是理论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如何创造性地研究和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工具，首要在于破除16世纪以来的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而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这三个量是不可通约的。土地出产原材料，但这里并非没有资本和劳动资本以土地和劳动为前提，而劳动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数场合还以资本为前提。这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无法用任何第四种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因此，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将收入在这三种要素之间进行分配，那就没有它们固有的尺度，而只有由一个完全异己的、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恩格斯）价值剥削的认识论意义在于科学指明：算法主体决不是孤立的市民社会个人，试图离开生产劳动的社会关系，把资本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纠缠在产权要素的个体身上，不啻是一种“市民的异想天开”。
然则，价值剥削依旧是对两大剥削主体（宗法主体和算法主体）的机理性联系。为此阶级学的封建研究，是必须新时代坚持的学术探究原则。必须从历史文化源头上，树立无产阶级文化的话语自信和语言学的历史自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科学利用好“价值算法”这一工具的同时，必须在实体关系上克服“价值剥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更要警惕一些人通过在理论上否认“价值剥削”，却在实践中不遗余力地推广“价值剥削”的种种资本主义主流做法。总之，社会主义价值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问题，在历史本性上，其不应对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负责。
一、由商品两仪起“元”
理解《资本论》由“商品两仪”而始，并以此开启一门新学问：《资本论》学，这是为什么呢？在唯物史观和专业的经济范畴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这就是主体范畴。为此在规定性上，《资本论》不是由“商品”开始，系由“商品两仪”开始，确切的说，由对直接体现经济的社会形态主体矛盾的唯物史观范畴（主体范畴）的理论规定开始。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
人们没有认识到，主体范畴同时是“瓦解的逻辑”。“这种辩证法是不能再与黑格尔和好的。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瓦解认识主体首先直接面对概念的、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格式塔。”（阿多诺）
主体范畴乃唯物史观工作支架，经济的社会形态主体范畴是对其具象化。总看商品社会，由实体对象性察之，价值（形式）、剩余价值（形式）是幽灵知识，货币（形式）、资本（形式）是肉身知识，市场价值（形式）、生产价格（形式）属于物象知识，以上皆为生产方式“主体范畴之名”。与之对应，商品生产方式的范畴（既是主体又是实体、亦为主体与实体的统一）具有三种类型：（1）时间场（识别主体）——响应历史支架、引出直接生产关系，（2）实空间（承载实体）——支应认识支架、进行劳动过程规划，（3）虚空间（“资本之事”基础）——回应“再生产关系”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三者之中，尤其在认识支架上，最易被忽略的是价值幽灵知识。
然探勘幽灵知识，必指涉背后的幽灵主体——这就是生产一般“商品两仪”。如上指出它的涵义：第一是完整统一的商品对象性——物质对象性和社会对象性，第二是商品生产方式两仪运动和构造的意义全体。一旦以“商品两仪”主导对《商品》（即《资本论》商品章）的意义阅读，那么，其研究内容无疑是特殊样态之“商品社会研究对象”规定性。
二、何谓商品两仪
其一，所谓“商品两因素”（第一节内容），指示着商品社会生产方式。以价值为例，“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纯粹的发展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因此，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历史的关系。”继而，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内，价值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在历史上则先有其他的制度形成尚不充分的价值发展的物质基础。因为在这里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之旁只起次要的作用，所以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土地所有权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7页）
其二，所谓由商品所体现的“劳动二重性”（第二节内容），实则直接指示商品生产关系。它的核心要义是区分劳动力和劳动，以之生成商品社会的主体矛盾规定。正是在这个地基上，以后引出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创造：一个是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另一个乃是主体危机理论。所谓“这种关系先前得以表现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生成这种关系的历史前提的那些条件，乍一看来表现出某种二重性：一方面是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在农奴制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只不过是活的工作机，因而它对别人来说具有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价值。对于自由工人来说，他的总体上的劳动能力本身表现为他的财产，表现为他的要素之一，他作为主体掌握着这个要素，通过让渡它而保存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三、何谓商品两仪（续I）
《商品》余下内容属于商品社会“市民交换关系”论述范围，分别从客观逻辑发展和主观逻辑发展的两个层面上对交换原理及其经济运动现象，做了详尽阐发与揭示。经济范畴只有隶属于主体范畴才有分析的意义。紧要之处在于，无论价值、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均应以事的范畴对待之。它们的意义表面上来自范畴，实则是认识面具罢了。
显然，马克思决非从概念出发，并不追求形式上的知识逻辑自洽。这就需要具象法。由于整体采用历史世界事的蕴涵式，《资本论》叙述即是双重的：抽象的研究对象知识表述和具体的实践事项实录。如使用价值，实际是工艺学、人类学之事，已超出物学知识范围；以“事之用”对其工作逻辑进行解析，所谓物质承担者，乃言生产空间本原是物质财富空间、物质产业活动。使用价值不仅是价值的物质肉身，作为物质和劳动的结合，亦是工艺学规律的“人类幽灵”。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角度，《资本论》的工业民族志详尽描绘了使用价值的二重标准：物质运动方向的工艺标准和异化劳动运动方向的价值标准。再如交换价值，既然本身不能区分主体范畴和经济范畴，既然进入研究对象考察范围的知识是主体逻辑的分析命题，那么就需要超出量的范围，以价值形式替代交换价值深化对生成价值的劳动性质和生产方式形态的研究，从逻辑上统一价值和价格。
可见，“马克思不仅用民族志材料呈现了一个19世纪的英国工业现实世界，而且为20世纪至今的工业民族志预备了一整套严谨的概念体系与论证方式。它的双重叙述法，不是将理论与现实、抽象与具象视作平行的两个独立对象，而是两重连贯同一的叙事对象。在第一章中，马克思设置的‘抽象劳动与具象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等二重概念体系，就潜含了必须用勾勒现实社会的民族志方式来完成叙事的任务。”【注：黄志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当代进路兼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工业民族志及其双重叙述》，《思想战线》2022年第4期】
四、何谓商品两仪（续II）
进一步，如果说马克思对《商品》的节、目安排以“商品两因素”（关于商品生产一般和生产过程知行合一的立论）为其总论，那么，余下内容则可看成是对商品对象性不同层级的出场方式的规定，以落实总观点。
第一层级的出场方式——商品的幽灵对象性出场，如上所论，是对价值的时间场进行总规定。这样安排的效果——幽灵对象性的内涵由第一节转至第二节，同时在于突出提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阶级根据的同一性。
第二层级的出场方式——价值形式的肉身对象出场（第三节），在于锁定价值形式为财产关系对象的抽象力意义的统一逻辑。（注：价值形式术语是马克思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工作产物。
即设若财产关系以主体幽灵方式出场，则和价值形式照面的是商品价值实体，“价值实体—价值形式”构成对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统一的内在表达；反之，设若财产关系以市场物象方式出场，则和价值形式照面的就不是价值实体本身，而是商品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相应，与上述构造契合的“价值形式—市场交换价值”构成对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统一的外在表达。（注：《资本论》中，马克思总体上既倾向于等同使用“价值形式”“交换价值”两个术语，又将前者限制在“交换价值的发展”意义层面，前者是历史生产一般的工作组成，后者是市场一般（物象学）的工作组成。从而相较而言，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价值幽灵学的出场，一个是价值形式工具的出场，以及一个是幽灵的实体和肉身，一个是幽灵的面具。）
第三层级的出场方式——商品形式的物象出场（第四节），借由拜物教的讨论区隔商品世界的实空间和虚空间。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8-89页）
尽管如此，马克思没有清楚地交代：究竟是阶级肉身的价值形式，抑或经济肉身的价值形式作为商品拜物教的根源？以使用价值为作用中介和物质载体，价值形式和价值实体的对峙形成商品社会的阶级肉身，如资本雇佣劳动体制的c+v+m，其并非构成经济拜物教任何的来源。与之相反，同样以使用价值为作用中介和物质载体的价值形式和市场交换价值的对峙，由于直接是经济肉身（如资本交换价值构成式k+p），便成为经济拜物教的直接来源。
五、何谓商品两仪（续III）
商品拜物教源自交换价值的物形式——拜物教的理论生产和实践生产，似乎导致“两种生产方式”（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可以直接合而为一。这是就算法统治形态的形成而论的。
注：一言以蔽之，“买和卖才不仅支配了生产的剩余，而且支配了生产的实体本身”；“如果说一方面商品表现为资本形成的前提，那么另一方面，就商品是产品的一般元素形式而言，它在本质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和结果。”“这里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甚至连属于过去生产时期的经济范畴，也获得了特殊的历史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卢卡奇则用根据可计算性加以调节的劳动的合理化原则，来具体解释造成物化的原因。“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的关系的物化，具体地说来，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梁树发等：《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毋宁可说成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最外表的形态，前者是后者的物象出场。盖因一切经过流通的生产形式，在实质上即是“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所谓：“只有在劳动人口或者本身不再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或者本身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口不再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相反地出卖自己的劳动本身，或者更确切些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时候，生产才在其整个范围内，在其整个深度和广度内，变成商品生产，一切产品才转化为商品，每个个别生产部门的物的条件本身才作为商品进入该生产部门。”“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由于看不到“价值实体——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对象关系的整体性，致使人们产生错误认识：仅仅将经济论，而非既将主体论、也将经济论，作为理解商品世界的认识论武器，如仅把《商品》第三节视为关于价值形式知识结构的阐明，而不同时作为对价值形式发展“历史条目”的书写。
注：而实际上，《价值形式》完完全全是历史描述。作为“交换价值的发展”的历史逻辑：价值承担者的第一形式是统治的算法雏形，第二形式是个体统治的算法特征形式，第三形式是算法统治一般（社会化的个体统治），第四形式是货币的统治形态完成。说到底，就价值形式这一节内容而论，其必然同时是“商品两因素”“劳动二重性”“交换价值发展”“商品拜物教”四者统一的规定。
须知，“研究对象不是直接置身自身的规定，即自足认识。因为对象从生长运动方面将自身提拔为存在者，它同时是对存在者规定进行的研究和勘察活动。一言以蔽之，研究对象是对象的‘能动存在’和‘自我认识’。”（注：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总之，《商品》的独特叙事风格是“研究对象知识”，着力探究主体范畴（存在者）如何支配经济范畴（存在形式）。是以必须认识到，商品生产方式所反映的主体范畴是唯物史观的范畴。相较而言，经济范畴则属于知性专业范畴，其无力指事。在认识论上，主体范畴是行，经济范畴是知。商品对象性（财产关系）所具有的有机联系的商品历史世界的出场谱系，“整体反映着生产关系在构造上的不同的生长状态，它们共同形成了存在上的总体性（规定）”。（注：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六、何谓商品两仪（续IV）
由战斗的唯物主义而革命的形式逻辑，这样，三种出场方式谋划了“存在之我（幽灵，肉身，物象）”。存在者（主体范畴和主体逻辑）始终领导着自己的存在形式，存在者读法决定存在读法。为了从道路转向系统，经济范畴同样具有三个类别：自我结构化的幽灵类、肉身类、物象类，以完成对商品和资本的社会结构书写。如价格范畴：价值形式乃“存在的幽灵之我”，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实现形式乃“存在的肉身之我”，交换价值形式或市场价格乃“存在的物象之我”。其归属事的方式是以经济形式列入对应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内容，以“阶级—经济同构”知识之读贯彻矛盾之读、主体之读。
注：这是相对价值主体而言的经济范畴。价值是幽灵、肉身、物象合一，价格同样如此。抽象劳动乃价值实体“幽灵之我”，使用价值和价值形式乃价值实体“肉身之我”（物质肉身和经济肉身）阶级肉身由其矛盾性规定化出，交换价值乃价值实体“物象之我”。经济范畴必然是对上述社会存在的如实反映，体现运动环节和结构细节上的推敲。
这是历史科学所普遍采取的对象思维学的认识蕴涵式。经济范畴构造形态和结构秩序与主体范畴严格对应，表里如一，整体受其制约。
注：就预付资本作为主体范畴的知识构造而论，“价值”（历史本质）是幽灵，c+v价值形式是肉身，资本要素形式则是运动物象。针对这一对象存在，所以作为具有完整系统内容的经济范畴的资本：以资本循环运动为结构幽灵，以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为结构肉身存在，以再生产的经济运动为结构物象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幽灵类经济范畴是由主体范畴的整体规定所化出。
在学理上，社会存在之读（社会存在范畴=社会客体知识）是对“价格之我”的回答：劳动二重性之价值建立“幽灵学之我”，生产关系之物质经济构造建立“肉身学之我”，交换关系场域之供求运动建立“物象学之我”。矛盾的主体读法（如生产方式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内容）支配着社会存在的主体读法和知识读法，使得“价值形式”作为财产关系的统一对象性，中介着主体范畴和经济范畴的彼此结合。以范畴为语言，由“我”来读矛盾，创造性诠释了研究对象“三个关键词”在运动和构造两个不同方面的意义——历史的时间感、历史的空间感内在联系以及彼此间质的差异。
以上显然是理解“唯物史观知识”的基础。马克思以此作为揭示资本“历史事态”的思维装置，在历史感中整体地、科学地把握资本的现代社会结构。
七、何谓商品两仪（续V）
然则，所谓资本主义，即指示：资本渗透到一切领域，并统治一切领域。它以商品两仪为起“元”规定，以此引出元亨利贞的易者运动。所谓：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注：《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8-179页）
在发展类型上，资本及其目的动机构成对共同体主体的历史否定，同时作为“商品两仪的生产主体”（商品社会生产一般）的体系捍卫者。为此，共同体对象和商品两仪对象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形态特征的生产时期，相较而言，只有“商品两仪”（以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分为背景条件的人的生产活动的二重性及其二重产物）才是资本历史对象性的直接继承者。商品两仪既是《商品》叙述活动的全体意义的指向，也是《资本论》全部研究活动的思想基础和意义支撑，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个人之间彼此结成的最基本关系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5页）
同时，“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从而它就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于是具有三点内容特征：“（1）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使商品成为一切产品的一般形式。（2）只有在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奴隶制，农奴制），或者说原始公社（印度）不再是基础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劳动力本身普遍地成为商品的时候，商品生产才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3）资本主义生产扬弃了商品生产的基础，扬弃了孤立的、独立的生产和商品所有者的交换或等价交换。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变成了形式上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因为在流通中，商品价值已经成为自我成长主体，“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从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注：《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9-181页）
从而，“表面看，‘历史无主体’使人淹没在结构之中，人的主体能动性荡然无存，但事实上，结构没有人就无法运动，结构需要人。阿尔都塞正是在结构与人的张力下来解读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并且仍然致力于给予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以恰当的地位”。（注：黎庶乐：《论阿尔都塞的“历史无主体”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八、何谓商品两仪（续VI）
说到底，商品两仪终究不是别的什么规定，乃是关于历史商品生产的全过程运动规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前提之商品”与“资本主义生产产物之商品”统一。马克思晚年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2页）
综上所述，商品起点规定恰恰在于承担使“主体”（商品两仪）转化为“结构”（商品两因素）的理论功能，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一个起点，而毋宁说是一种装置。以商品生产的历史时期为考察起点和对象，突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最鲜明的特征形式。从而，也就有了共同体与商品两仪在主体范畴的支架上相互区隔对方的界线结点，乃至有了算法形态的唯物史观主体理论——劳动价值论。
在这种意义项下，商品的幽灵出场是“价值实体=人类抽象劳动”（幽灵的价值对象性），肉身出场是“同一的商品主客体”（物质承担者—价值承担者）；物象的总出场是拜物教（交换价值—价格拜物教），所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9-90页）
资本有机构成以后将三种出场方式重新结合一体，产生和研究对象契合的社会客体知识工具，其统一资本再生产的时间场（t1+t2）、实空间（使用资料构造：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和社会价值形式构造c+v+m）以及虚空间（工资率+利润率）。幽灵、肉身、物象于是最终稳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的三个基本类型。
九、原文思想提要和发表情况
《资本论》是科学的阶级学，第一卷以主体原理决定经济的社会形态历史发生学的基本理论。在阶级学语境中，主体的第一重意义是唯物史观主体——历史主体和对象主体，第二重意义是对象思维学的生产主体（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在历史世界层面即生产一般，第三重意义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范畴——各种生产一般。《商品》由此形成对研究对象工作逻辑的总勾勒。在艺术特色上，第一卷是将“大写的实践”书写为历史科学的革命理论。庸俗学者极力诋毁这一点，哲学家给予解释学的逻辑粉饰。然则“主体即阶级角色”，所适用者矛盾读法，而非知识读法。所谓生产过程的历史主体论：在于以主体落成实体、以结构酝酿事项；一方面是“主体/实体”、一方面是“结构/事”，沿着历史发生的逻辑脉络，我们惊奇地看到了具象化的列队前进的唯物史观术语群落。这些术语与历史须臾不离，由阶级者所理论统一，促成“以概念为语言”向“以范畴为语言”的内在转化。
——这是拙文“《资本论》第一卷唯物史观原理解析——马克思逝世140周年之际历史发生学基本理论探究”第二部分（原题名为《何谓商品两仪》）经适当修订后发表的内容，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109-134页。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旧作新文，别开生面，与君疑义共欣赏！
【作者跋】
《资本论》学为什么由“商品两仪”开始？分享思想的逻各斯是孤独的。“思想只传递到思想着的人，是‘个人’的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个人，这导致思想的困境：分享的逻各斯却无处不是孤独的……当‘西方’正成为世界主流时，‘思想’正离开它另寻家园居所，所以才有西方思想家们的自我放逐，从西方漂流到了东方。”（汪丁丁）在新时代，《资本论》是一门新学问：传递思想、贯通古今的一门新学问。“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读者可以找到‘儿童读物’一词，它指的就是庸俗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彻底成为了神学，而且还不仅仅是市场神学，应当称为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余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这个时代不仅需要“否定的辩证法”，同样需要“革命建构之辩证法”。“任何规定性都是同一化……为了乌托邦的缘故，正如语言是在逻辑之外使用‘同一化’这个词一样，同一化反映的不是关于一个客体的同一，而是关于和人们以及事物的同一。只有辩证法可以平息古希腊的争执：是同类识同类，还是同类被非同类所识。如果那种认为只有同类具有这种能力的命题使我们意识到一切认识和一切人类实践中都有抹不去的模仿因素的话，那么当这种亲和性——是抹不去的，但同时又是走得无限远的——本身被设定为肯定的时候，这种意识便成了虚假的，在认识上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虚假的结论：客体是主体。传统哲学相信，当它使非同类类似自身时它就认识了非同类。但这样一来，传统哲学又只是真正认识自身，一种改变了的哲学的观念将靠把同类规定为它的非同类来理解同类。”（阿多诺）
2024年3月3日修订
相关阅读链接：
许光伟丨《资本论》：从“革命幽灵”到“革命幽灵学”——新时代方法论
许光伟| 阶级者与唯物史观主体：《资本论》第一卷唯物史观原理解析
【文/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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