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网民在网上发文，说对改革开放和六七十年代的不同态度确实是阶级矛盾的体现。大致看了一下这篇文字，感觉有些内容不仅是在混淆是听，而且还有挑拨离间之嫌。。
这篇文字说，“近段时间，写了几篇颂扬改革开放、质疑六七十年代的小文章，赢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共鸣，也被一部分人反对批驳，其中支持者以农民家庭出身为主，反对者以曾经的工人为主力军。
反对的意见，虽然有的态度恶劣、言辞激烈，但我内心总认为这是观念之争、认知之争。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富强国家、改善民生，大家都是受益者；赞美六七十年代的那些人，不过是眼界狭隘、思想僵化、内心固执。如果摆事实、讲道理，他们也会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
但今天看到的一些评论，才知道我错了。并非认知不同，借用他们的话语习惯来说，他们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怀念他们失去的天堂，念念不忘曾经高高在上的日子。工人和农民不同的态度，确实就是阶级立场的差异。”
对这样的文字，简单扣上用后四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帽子，未免太过简单化了。有些情况是需要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或许才能找到其中真实的情况和道理。
这位网民的观点，与五十年代梁漱溟的观点十分相似。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梁老先生看到城市中工人的生活水平与乡村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出现了较大的差距，也说过类似的话。或者梁老先生的话更为激烈。他说，工人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在九地之下。差距之大，之悬殊，在梁老先生那里，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梁老先生的感慨和愤怒，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往往并不是表面看的那个样子。这篇网文并没有给出为什么那个时候，工人与农民生活差距会有这么大。网文作者只是说，这是阶级立场不同，甚至说这是阶级矛盾所导致的不同立场和不同观点。这是非常阴险的挑拨离间。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过低，农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是太大。而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建设的工人们，由于工资稳定，收入相对农民较高，且国有企业福利很多，这才有着工人与农民生活差距问题的出现。
当年，梁漱溟对国家工业化进程，从而导致工农生活水平出现差异的现象，实际上提出了错误的批评。他认为，我们党领导的政府应该广施仁政。而他所说的“九天九地”的观点，他认为这是没有真正实施仁政的做法。毛主席对梁漱溟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梁漱溟更认为，抗美援朝不要再进行下去了。因为打仗需要很多的钱，当时，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比例是高了一点。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抗美援朝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打不了仗。如果不打这一仗，美国就会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毛主席批评梁漱溟说，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毛工席还说，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在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之后，中国主要就要发展工业化建设。中国是一穷二白，要发展工业化难度极大。在资金方面，中国没有资源可以出售，美国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遭受极大的困难。中国发展工业化的资金要从哪里来?靠苏联支援吗?苏联的支援是有限的，而且苏联的支援从来也不是无偿的。这笔债将来都是要还的。
网文作者拿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与农民的生活做对比。这其中还是有个问题。六十年代初，中国的工人农民都经历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在那个时候，不少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起正在经历困难时期的城市里的工人来说，相对还要略好一点。农村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某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提出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并要按照这样的高指标来征收农业税，导致有些地方的农村出现了挨饿的情况。但是还有些地方的农民没有交那么多的农业税，毛主席后来说，要感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这就是说，正是这些地方的农民瞒产私分，那些地方才没有出现更大的饥荒。由于国家遭遇到经济困难，当时有些已经进入工厂工作的工人，也被下放回到农村。这是为了解决由于经济困难，工业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疏解一些从农村招来的工人再度回到农村。同时他们回到农村之后，在吃饭问题上能解决得比在城市里要好一些。
还是那个问题，工人们收入虽然比较稳定，但在收入总量上并不高。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福利要好一些，很多福利没有进入到工人收入的那部分个人进账内，而是通过工人得到福利的享受而让工人得到了利益。农民就没有这样的福利。不过，那时在许多地方的农村，农民为了能让儿子结婚娶媳妇，都要在自家宅基地盖房。他们手里有一部分建房的资金，但一般都不太够，还要借贷。借来的钱，以后靠收入再偿还。而对于城市里的工人，则绝对没有盖房的能力。有些大型国有企业，还有一定实力帮助职工解决住房问题。而一些地方国营企业，还有一些街道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要说六七十年代，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城市中的工人，一家三代七八口人，或者十多口人都挤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那样的居住状态，比起大多数农村来，可是差了不少。
再有，今天有的老工人回忆六七十年代的生活，认为那时的生活要好，是和什么时候相比呢?他们所比较的当然不是他们那时比农民生活得要好，也不是认为今天的物质生活不如那个六七十年代。他们主要是回忆那个时代，是因为没有老板的欺压，没有企业领导的蛮横霸道，没有随便可以解雇工人。工人在企业中说话是有人听的，有的话说出来也是管点用的。人们在工作中、在劳动中是舒心的，是愉快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
农民认为今天的生活比那个时候要好。也是因为国家对农村和农民的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国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让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地增加。在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有了很多的自主权。农民的副业生产取消了过去的许多禁制，可以大幅度的放开了。农民也可以进城打工，得到更多的现金收入。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取消了农业税。有人说，这也是对当年农民所做出的巨大付出的一种补偿。
工人对六七十年代中的某些回忆中的美好，是相比于今天，某些资本势力在中国对工人的压榨而言。而农民则是因为国家总体实力提高，可以大大地减轻过去在农民身上较为沉重的负担。应该说，把工人对六七十年代的美好回忆，与农民对今天生活状态的满足，直接对立起来，是非常不妥的。
如果说起所谓阶级立场和阶级矛盾，这篇网文的作者更是不知所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与农民从来就没有对立的矛盾，更不存在所谓立场的对立。过去，在解释我们国旗上的五颗星时，说的就是，那颗大星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分别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同的阶级之间肯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但这样的利益诉求并不一定就是尖锐对立的，更不是相互冲突的。这篇网文的作用，既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阶级的概念，却在滥用这样的概念，完全是一种无知和误导。况且，这种所谓阶级立场和阶级矛盾的滥用，更是在在工人和农民之间进行一场无耻地挑拨离间。这种挑拨离间不过是反映出这篇网文作者的阴险、无知、恶毒和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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