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三方”的问题
陈先义
随着“接轨论”的漫延，这几年有个词汇非常流行，叫做“第三方”。
现在还没有人能对“第三方”这个词汇做出准确的解读，反正是生活中的许许多多问题，现在都流行“第三方”来解决。与这个词汇并行不悖的，叫“花钱没服务”。这些新词汇到底怎么来的?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反正含含糊糊大家都听习惯了。但是一个共同的认知大家是明白的，大家都叫这是机关管理机制的一种“改革”。叫不叫改革，谁也说不清。因为一谈及改革，一般都讳莫如深。
因为但凡一提到改革，大家大多三箴其口，为什么?因为现在什么都可以议论，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可以对它老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但对“改革”这两字却是不可逾越的禁区和鸿沟，你如果敢斗胆议论批评几句，“反对改革”这个大帽子顷刻便压得让你喘不过气来。
这个“第三方”的问题真的叫做改革吗?真的无懈可击吗?我看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解读这个“第三方”的，还有另外一些词汇，那就是“商品化”“外包制”“花钱买服务”等等。离开机关已久，最近到机关看看，感觉现在机关工作已经远远不是当年那个味道了。现在一个现象在机关非常流行，那就是把工作交给“第三方”实行外包。换句话说，叫做“花钱买服务”。举个例子吧，过去机关人员必须要做的年度工作报告、新年度规划、领导的讲话稿、大项目的实施，等等，这些本来机关该干必须干的活，如今都开始流行外包了。一个外包，戴着模模糊糊、稀奇古怪的红帽子，成为一些人主要是领导干部的口头禅。
当年六七十年代，那时不是这样，这些工作大都是机关的参谋、干事、助理员、科员、科长的基本功。那时候，高层领导，连毛主席都提倡带头自己写文章、文件、讲话稿，直接用文章讲话来颁布指令，指导工作，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好作风。也是赢得人民尊敬的好传统。于是，能不能动手写文章，能不能即席讲话，成为衡量干部水平高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真没想到，现在这个传统习惯已经悄然改变了，或者说已经没有了，现在讲一切都要与西方接轨，按照西方模式，实行货币核算，由“第三方”外包。
既然由第三方外包，当然就不是白包，要讲货币交换的规矩，每一件外包工作就要用货币来衡量和交换。若用货币来交换，每一项工作就要作计划搞预算。比如，最近某部们一个部内工作计划，我有幸看到，结果发现在我们看来代表政府的一个像模像样的红头文件，在文尾的右下角不起眼处，居然用楷体字标识：“XX大学咨询有限公司特邀制作”。一看我就有些纳闷了，这么重要的机关文件，怎么由地方商业公司来制作呢?那岂不这些公司的职员都具有部委领导的水平了?
回答说，你这老同志不要见怪不怪，现在我们各项工作都搞预算，都是第三方承包，都要货币化，这叫改革你懂吗?诸如新年规划、机关报告、项目安排，等等一类动脑子动笔杆儿的活，都可以外包的，这叫改革，凡是要求“第三方”可以做的，尽管以货币化形式交给外包就是了。比如，列出十万、二十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交给某大学、某公司、研究所、某咨询公司，人家坐等的就是挣这样的钱呢!到时候一手钱一手货就是了。
我悄悄问，如果这样，那牵涉国家重要数据，比如涉密的，还有重大决策的公布时间，只需内部事先知道的事情，你这么一弄，国家便无密可保了嘛?回答说，你这老同志太传统，死心眼嘛!如今按照西方管理模式，机关大多不自己动手了，人家国外都是这样，提高效率你懂吗?你不能跟不上改革形势啊!老用保密之类的话语要求，什么事都得亲历亲为，结果啥事也干不了。
一个咨询公司老板在旁边悄悄告诉我，老兄你可不要再提这类问题了，我们不过跟着改革大好形势混口饭吃，再提这样意见我们公司就没事干了。他还告诉我说，我们三五个人，承包几个政府机关这类营生，替人家干个笔墨的事，俺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据其它人说，这样的第三方咨询公司，一年收入，比搞什么企业大公司强多了。既没风险，还可加强与官场联系，一举多得。他们说浙江有一个这样的公司，干得好，一年收益已经以数亿计算。有关部门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普及。
我听了满脑子迷糊，有些工程项目用这个办法，可能说得过去，因为专业性很强，需要相对懂专业的人员参与，这无可厚非，因为机关干部确实不懂。但是，有些连领导报告工作一类的工作，也花钱买服务，也就太不可思议了，关乎机关运行的大事都商品化了，这还叫什么机关。比如单位思想学习成果报告一类，你也要第三方做，这不是欺上瞒下吗?他连你单位人都不是，怎么知道你思想教育的情况呢?我就纳闷，这些本来机关该干的事情都包给“第三方”了，那么要机关干什么?“服务”都被货币买走了，机关不就整天没事干?细查才知道，有人给我这样解释：机关就是机关，机关不能整天忙乎具体杂务事，具体专业的事由懂专业的人来干，这叫各施其职。
这话猛一听还很新“潮”，其实也是经不住推敲的。各个部委其实都是各个专业的领帅机关，你本应该成为这个专业的领军人，国家组织部门才把你放在这样重要的部门，如果你在这样的部门，连文件也不会写，连报告也不会做，那要你在这样的专业部门干什么?
干什么?有位在机关搞卫生服务的勤杂工回答我：喝茶、看报、闲聊、扯闲篇。
当第三方成为一种生意和谋财手段时，机关干部便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当官做老爷”，当这种情况成为普遍现象时，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和政府机构为人民服务的性质都值得怀疑了，我们便处于危险之中。别的不说，拿我们军队的重要部门说，哪怕你再需要“第三方”，也需极其慎重，要慎之又慎，因为军机大事，事关国家安危，稍有不慎，便危害国家安全，事关重要的军事项目，不要说什么狗屁“第三方”，就是政治上稍有疑点的人，也绝不允许他涉入。一旦将我们的机密大事泄露给了敌人，那将极大危害国家安全，或许不战自败。最近，军队个别高层干部产生的重大泄密事件，就是极其深刻的教训。这一点，恐怕谁都明白的。同样，国家机关是国家各项工作的领帅机构，内部掌握的很多问题都属于非常严格的国家机密，都关乎国家安危，甚至牵连国家命运，如果机关干部为了图省事，把很多机密大事都“第三方”化了，文件还未曾发布，社会上已经人所皆知了。数字还没有公布，海内外都已经全部了解了，那国家的各项工作还不乱了套。这个教训已经不少。这其中，有没有西方势力为了瓦解我们，故意向我们推介这个所谓的“第三方”，我看就非常值得警惕，至少值得怀疑。
这个第三方，造成的最大恶果不仅如此，它在机关如果任其流行下去，必然培养大批机关懒汉，因为机关不必要再为文字工作动手犯愁了，也不必要再为什么专业素质问题忧虑了，也不要再搞什么素质提高了，更不必提锻炼提高了，因为这些重要的事情都由这个“第三方”花钱解决问题了。这其中，特别公检法的一些重要案件，打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名义，由第三方介入，表面上很民主，实际上弄不好就是这个第三方和某些公务人员合谋敛财的一种手段。很多经济案件的受害人，一提这个“第三方”简直咬牙切齿。这个问题已经不少。这个“第三方”，最后培养了大批懒汉，滋长了干部慵懒无能，弄得机关素质快速下降，毒化了机关空气，败坏了党的传统作风，表面上看机关工作格式化、规范化了，实际上，这是不知不觉中，按照西方模式，已经上了人家的圈套，已经拒绝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好作风的传承，我们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西方那些腐朽的坏东西，自然也就非常有利于西方对我们实施颜色革命了，离改变颜色也就不远了。
“第三方”问题，到底叫不叫改革，该不该改?如果说它在哪些方面还有点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底哪些地方哪几项工作需要使用“第三方”手段，这问题很大，是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非常值得研究。谁来研究?当然是我们党和政府自己，这个完全采取拿来主义滥用和普及是不行的。这是个天大的问题，这其中有没有教训总结，就非常值得特别重视。
这几年在接轨论的错误思想占主导的背景下，我们盲目的从西方引进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有的已经大大危害了我们的工作，还被当作西方圣经一样在传播，它危害了我们的事业。但是它因为戴着一顶改革的红帽子，说不得碰不得，人们对此噤若寒蝉，那这个就是太大的问题了。
为了国家安全，我们是应该总结一下了。特别是有的鼓吹和极力引进这些类似西方模式的人，最后证明它本身是因为贪污受贿被逮捕的大老虎，并且因为犯罪已经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该考虑他们当初在位时出的这些馊主意了。也有的虽然在位上，可正在受到人民和舆论的集中质疑，对待他们居于高位时留下的这些西方意识形态遗产，我们该不该认真清理清理啊?
为了保持我们江山永固，为了不至于让我们的人民重新回到旧中国任西方蹂躏的黑暗年代，再遭受还乡团的蹂躏，我看应该对一些社会实践证明已经是重大问题的问题，特别已经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有必要从国家安危角度，做一个深入思考和调研，进行理论上的争辩。
国家兴亡，皮夫有责。有些被抓起来被逮捕的重要案犯，本来这些年它就在制定国家重大政策的岗位上，参与了甚至主导了重大决策，这些世界观本来站在西方一边，屁股坐在了我们的敌人一面，甚至早就成为西方间谍的人，我们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不是都出自他们这样一些人的主意和阴谋，我们太值得做一番认真的调研和思考了。比如那个长时间主管银行工作并参与制定银行政策的不久前被逮捕的人，以及类似的一些要犯，我们到底有多少问题是这些恶人的主意起的作用，就非常值得警惕，不能查完他们贪腐数字一公布就认为万事大吉。要清算他们的罪恶，不能满足于贪腐数字清理。这个问题需要全民警惕，需要实行全民参与监督。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红色文化网，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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