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老师的时评大都篇幅不长，但语义深刻，余韵悠长，寥寥数语之后总以点睛之笔作结，令人回味，发人深省。这里，谈一点郭老师《帮郭大勇讨薪记》的读后感。
一
郭大勇是郭松民老师豫东老家的同族兄弟，“有不错的泥瓦工和木工手艺，于是就约了几个同样有手艺的小伙伴，组织一个小小的包工队，承包一些小工程”。大勇“干活是没问题的，吃苦也不怕，最怕的是干完活，却要不到工钱。”大勇无奈，于是找到了他 “人在北京，一段时间还经常在电视节目上露面”的松民大哥。虽然他松民大哥“从小和父母在城市生活，对豫东农村老家已经相当陌生”“对很多族兄、族弟，都叫不出名字来”，但大勇还是以为松民大哥“必有办法”。
松民大哥自然是古道热肠，尽管自己“也大为挠头，明明知道自己根本管不了”，“可也不能看着他们空着手回家，过不了年”，在硬着头皮找过自己的一位读研时的师兄、副厅级干部，还有一位在省高院工作的同学，他们都表示爱莫能助之后，动用了自己的舆论工具——微博。事情的进展竟然出奇的顺利，欠薪者把拖欠的工钱摆在大勇面前，只提了一个前提条件——删除微博。
当郭大勇又是因为讨薪，第二次找到郭老师的时候，郭老师又如法炮制，联系到自己在某省台负责“社会调查”栏目的朋友，恰好“年关将近，他们也很关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再次以惊人速度得到了解决。”
但是，事不过三。当郭大勇因为参加由中建六局承建的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城中心旧房改造安置房工程被欠薪，“中建六局方面管事的人，以相关资料被洪水冲走为借口，拒绝支付工程款”，尽管郭大勇“有详细的施工日记，但他们不认”，第三次找到郭老师的时候，郭老师没有办法了，不得不慨然一问：“球，又踢到我这里了，我该怎么办呢？”
二
惭愧得很。我虽然在读过郭老师的的文章后“于心有戚戚焉”，但并不能为郭老师献一良策，无法回答郭老师“球该怎么踢”，也无法告诉郭大勇“薪该怎么讨”，为大勇排忧解难，也只能谈点感想了。
感想之一：郭大勇在郭老师帮助下两次讨薪成功，都太过偶然了。两次偶然的成功，需要具备许多条件。一是要有一位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工作的热心“大哥”或者其他亲属；二是“大哥”或者其他亲属要有一个影响力比较广泛的舆论工具，比如微博；三是“大哥”或者其他亲属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要有一定的人脉关系，而且这个人脉关系还得愿意帮忙，而且能够帮得上忙，帮忙的时候还得正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火候”；四是欠薪单位还得顾忌自己的脸面，害怕被舆论媒体曝光。至少这几个条件都得缺一不可，讨薪才能成功。这不，郭老师第三次帮大勇讨薪的时候，欠薪者就摆出了“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说“相关资料被洪水冲走”，于是，这次讨薪行动就失败了。
感想二：“薪”，需要讨吗？干了活就得给工钱，这个道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天经地义的，其正当性都不需要法律作出规定。薪本来是不需要讨的，更是不必像郭大勇这样要等到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多个条件时才能讨回。本来不需要“讨”的劳动所得，为什么还要“讨”呢？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用人单位和它的老板们嗜钱如命、见利忘义，“血管里早已没有了道德的血液”，总想着扣一点、拖一拖，把工人扣得、拖得没有了脾气，他们就可以赚下一笔。在这些新资本家眼里，民工的汗水算什么！甚至他们的生命都值不了几个钱。我手上就有一起工伤赔偿案件，官司至今已经打了七年半之久，那位受伤农民工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
二是几乎每个建设工程项目从招投标开始，都经过了一层又一层的转包、分包，而每一次的转包、分包都有一批人坐收渔利、坐地分赃，等工程到了实际承担施工任务的“包工头”、“小老板”手里的时候，已经几乎山穷水尽、无利可图，他们即使想给工人发放工钱，都已经极为艰难。
三是许多工程项目的建设方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但是为了政绩、面子，为了套取银行贷款，他们不仅赊购建材，还让施工方垫资开工。工程竣工多年后建设资金都不能到位，甚至很多建设项目都成了烂尾工程，支付工程款、民工工资就更谈不上了。
干活给钱固然天经地义，但是遇到后两种情形，任何人都束手无策。
感想三：所有劳动者的薪都需要讨吗？当然不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里面的劳动者就没有欠薪之忧。欠薪、讨薪现象比较集中地发生在建设工程领域，又集中指向千千万万个像郭大勇、因讨薪被扭断脖颈的周秀云等人一样的农民工。这说明什么呢？第一，在工程建设其中包括曾经被称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开发领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盘剥。这种经济盘剥不仅严重地降低了工程质量，造成了大量的“豆腐渣”工程，而且也严重地损害着身处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第二，身处底层的农民工是被欺负的对象，他们既没有经济地位，也没有政治地位，仅仅是出卖体力的雇佣劳动者。如果一定要使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工程建设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剥削与压榨，体现得最为完备和残酷。“二十一世纪都过了四分之一了”，这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耻辱！
三
在几十年来的我国社会，“讨薪”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治理“欠薪”，成了党委政府、工会组织的一项日常工作。2003年10月，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视察重庆时，就亲自为一家农户讨过薪。总理亲自讨薪的力度当然比松民老师微博讨薪大得多；我国甚至把“恶意欠薪”作为一个罪名写入刑法，欠薪现象却仍然难以根治。
根治欠薪、讨薪的办法究竟有没有呢？如果认为欠薪是一种资本主义剥削，那么，搞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老板欠薪、民工讨薪的根本性举措。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当然不是陌生新鲜的东西，它至少包括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两项内容。它们可以结束工程建设乃至经济领域里的一切乱象，可以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只是这样的举措，无助于为千百万郭大勇解决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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