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电影《我本是高山》的批评中，某些反批评的人士提出一个他们的新观点：根据他们的说法，对这个电影的批评是一种极“左”的表现。于是有些人就跟随着喊起了反极“左”的口号。
当然，如果是真的极“左”，即带引号的“左”，当然是要反对的，是应该受到批判的。但是如果不做具体的分析，只是看到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不一样，便给别人扣上极“左”的帽子，这样的做法显然并不妥当。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确实出现几次犯了极“左”错误，或者说犯过一些“左”倾的错误。但如果要考察为什么党在这些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错误，那确实是需要进行认真分析的。在党的历史上，当我们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时候，一般不太可能犯下“左”倾的错误。因为这个时候要维护两党的团结，要形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左”的错误则有可能违背这种团结气氛。在照顾到两党团结的氛围时，一般是有可能犯下右倾错误的。即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有可能有人为了维护两党的团结合作，而对国民党方面恣意破坏团结，故意打击共产党人，有意识地要清理共产党，从而不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不敢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共产党内的同志却依然以所谓维护团结为由，不敢对国民党的错误做法进行批评、反对和回击。这个时候，是比较容易犯下右倾错误的，而犯下“左”倾错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在与国民党分裂之后，特别是党开展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之后，由于斗争环境的残酷，由于国民党派遣不少特务和共产党内投敌的叛徒打入革命队伍，对革命形成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就有可能犯下“左”倾的错误。这类错误的表现就是会脱离实际，扩大革命打击的目标或者对象，实行拒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合作方针，从而形成了“左”倾的“关门主义”。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不少真正忠诚于革命的好同志，也被当作反对革命的破坏分子，从而被错误关押，甚至在这种极“左”的氛围中被杀害了。这类“左”倾的错误，确实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国际上兴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国内有些敌对分子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特别是反对党的领导的嚣张逆流。在这个时候，党正确地发起了反右派的斗争。今天看起来，当年的反右派斗争完全是非常必要的，基本的方向也是正确的。然而在反右派斗争的后期，出现了将右派分子的划分范围扩大化的问题，很多并没有明显错误的人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他们也受到了相当一些不公正的对待。这种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就表现出一种“左”倾的错误。当反右成为一种潮流或者时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犯下“左”倾错误。反右扩大化就是这一类的错误。到了八十年代前后，在重新评价反右派斗争时，有人故意否定当初反右派斗争本身的必要性，而把当年扩大化的错误直接上升到从根本上否定反右派斗争正当性上。这或许就是当年犯过的“左”的错误，后来却被某些人利用来进行“非毛化”的右倾问题。反右扩大化的“左”是错误的，用对扩大化的指责导致全面否定反右派斗争则是右的错误。
当年之所以发生扩大化的错误，在于有些地方脱离实际，硬要让基层组织确定一定的右派分子的比例，而且还要把这个右派分子的比例生硬地给固定化，如果有的单位划定的右派分子的数量低于这个比例就是没有完成任务。当时的有关文件说，右派分子只占极少数，不会超过百分之五。结果有的地方，却把这个百分之五作为划分右派的比例标准。如果划分右派分子的比例低于百分之五，就是没有完成任务。今天看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却成了导致扩大化的一个因素。
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在总体上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政策水平也十分有限，所以这类错误的出现也就成为我们从那以后进行工作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
虽然文革的初衷是要解决党内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某些干部腐化变质的问题，。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几乎把所有担任领导干部职务的人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种所谓轰轰烈烈的革命大环境中，极“左”思潮的泛滥就是无法避免的。更何况，当时受到冲击的不只是领导干部，也包括大量的知识分子，也涉及到一些有过历史污点，但早已做出交代的人士。这样的大范围、大面积的极“左”错误，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所造成的。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到处都是敌对分子，这样的大环境，恰恰就是极“左”思潮最适宜的土壤。当年的有些人，总是盯着别人，一门心思要找碴，唯恐天下不乱。今天的时代与当年早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人们也根本没有兴趣做这种无聊的事。
所以今天那些指责别人为极“左”的人，可以想一想，到底是别人无事生非，还是你自己也总是在盯着别人的错误。至于你盯上的是不是真的就是别人的错误，也需要再好好想一想。
因此，对于什么是极“左”，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犯极“左”的错误，并不是由人们的头脑中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因为某些人因为自己对别人的批评感到不爽就可以任意给别人扣上这顶帽子的。
在今天的中国，不存在那种特别残酷的革命环境，也不存在对于五十年代国际上的反动思潮的大泛滥，也不存在文革中那种把阶级斗争随意泛化与庸俗化的环境。因此，在今天的社会大环境中，基本不存在出现犯极“左”错误的客观条件。或许，会有个别人在某种情况下发表一些偏激的意见，但这不可能形成所谓极“左”泛滥的气候。因为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种偏激的荒谬和不靠谱，不可能引起更多的共鸣。
在今天的中国，反而由于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侵蚀和渗透，在我们身边出现了相当一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不良分子。这些人利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里应外合，试图颠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最可能出现的则是对西方敌对势力的纵容、支持的某种投降主义。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右倾错误出现的可能性往往会更大一些。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警惕和反对这种站在西方资产阶级一边，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与任务。与这些错误言论和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倒是更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积极参与的。
今天的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地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对于那些对马列主义偷梁换柱，进行恶意攻击的错误言论不会有太多的关注。然而，对于这样的错误言论，完全置之不理是不对的。因为它对我们健康思想与精神的腐蚀，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得不站出来和这些错误的言论展开斗争。这也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这种正义的斗争被那些受批评的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为极“左”，那也只是他们的错误认知，我们不会特别在意他们的这种指责，他们的这种恶意的指责，也不会阻挡我们对他们错误所进行的严肃批评。
在那些所谓反极“左”的呼声中，背后却隐藏着某种祸心，那就是把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言论与观点指责为极“左”，用极“左”的帽子扣在这些正确的思想与观点的头上，从而在他们的所谓对极“左”的批评声音的背后，却在明目张胆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中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他们称那些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们为极“左”，称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历史使命的人们为极“左”，他们对革命群众批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各种错误与谬论为极“左”，他们称人民群众对于那种盲目崇拜西方，崇拜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念进行批判的声音为极“左”。对于这种阴险的别有用心，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坚决与这些错误的思想、言论和观点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那些打着反极“左”旗号，而实际上正在攻击正确理论与思想的胡作非为，是不可能逃过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与严肃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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