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其所经历的苦难、艰难与曲折其实是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危机的投射，其崛起也是全球南方的典范——冲破了不平等世界格局的封锁压制。从20世纪发生在中俄两国的战争、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再出发来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正是较量的关键。在“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迷雾消散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地位，更是全球南方关切的经典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并不仅属于中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困境的人类发展之路：人民的全球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革命；“三农”问题；全球南方
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首要议题。从这一角度看，需要重新把苏联、美国以及德国、日本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放在比较和并置视野，检讨“冷战—后冷战”结构对世界农业资本主义的影响，分析其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俄乌冲突其实可视为这一过程的延伸。苏联农业现代化失败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失败，我们也需要重新分析和评判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在冷战中的角色。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粮食武器”逐渐成就其世界霸权，但内部黑人民权运动、环境问题、对世界能源的依赖及其产业金融化，外部对第三世界小农的系统摧毁，以及苏东剧变后全球南北极化加剧等现象，都可视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衍生，也正在反噬今天的美国社会。2013年，笔者出版《乡村与革命》一书，质疑了美国道路的“普世性”，否决了中国走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解构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叙述中“美国式道路”与作为“普鲁士道路”的俄苏/中国道路之间“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然而，这样的叙述正在死灰复燃，这也是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与之对照，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迅速完成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并成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代价却是深度“去军（重）工化”“去工业化”、国力衰退以及兄弟阋墙的代理人战争——俄乌粮食出口遇阻，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全球粮食危机加剧。“新热战”和“新冷战”阴影下的俄乌冲突与中美贸易战，前者体现为欧洲各国武器装备在乌克兰战场上与俄国的较量，后者对中国芯片等精密半导体技术和产品的封杀，也使“现代化”“工业化”这些似乎已经过气的20世纪的旧概念，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场域中厮杀的关键词。其中围绕俄乌粮食禁运爆发的危机，更加深了粮食问题的政治化程度。
所有的现实都有历史根源。今天，如何超越与克服新、旧冷战叙述去勘探、理解、阐释世界格局的底层逻辑，从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保卫世界和平，就需要我们把视线拉长，从20世纪发生在中俄两国的战争、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再出发来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正是较量的关键。在“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迷雾消散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地位，不仅是全球南方关切的经典议题，而且正在成为俄乌冲突之后欧洲的新考量，而“再工业化”的呼声则响彻今天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空。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图景究竟为什么会出现？
一、革命、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后冷战与学术研究的范式问题
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中俄革命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大转变的背景下，第三世界（传统乡村社会占据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如何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方式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各种曲折、危机与牺牲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等，正是20世纪以来人类最现实的挑战。苏联和中国代表两条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败得失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探索，而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则是其中的决定性要素。
在苏东剧变和1990年后的中国，革命往往被叙述为失败的现代化故事，要为中国被耽误和打断的现代化过程负责。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被错误地视为“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回潮——这是西方对中国王朝（所谓前现代）是建立在传统农业水利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的概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中苏史学界）围绕中俄革命的论辩焦点，也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自我确认的起点。由此，“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不只是历史学，而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后冷战时代”知识生产上的转向，也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下大众传媒的主导议题和框架。无论是“美国式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这出自列宁的经典论述被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自由派历史学家阐释为“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普世道路”——这样的阐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错置的。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曾尖锐批判这一“去革命化”的过程，“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换句话说，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而这又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现代化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革命不仅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强化了其“前现代”状态，谁要想试图论证一个与“现代化范式”不吻合的观点，简直就必定要被指控为“左”的倾向。“现代化范式”即“一组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发展”（a set of development as sociated with capitalism）。我们当前的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革命的胜利。由此粗略地说，我们至少有必要探察这种资本主义，探察其内在歧异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历史的关系。换句话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否与十九世纪或更早时侵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同属一物呢？
对于德里克来说，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美国主导的“现代化”及其“发展主义”事实上成为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的代名词，从而遭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烈抨击。在此基础上，德里克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胜利，宣布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统治似乎较前更趋安全，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由资产主义所支持的现代化范式似乎也不可动摇了。正是这样的缺乏挑战的状态，我称之为范式危机”，而承接“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就是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化的现代化与革命构成二元对立，而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国家与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些对立既是20世纪90年代现实政治博弈的历史投影，也是冷战分割线的投影，隐匿于“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深处。今天，这个世界依然被禁锢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藩篱，这也正是今天所谓“新冷战”之所以发生的知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基础——其诉求是从西方中心和冷战胜利者的立场收复失地，在世界范围内驱除社会主义的幽灵。
由此，德里克认为，革命已经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部——从西方的视角完成了（终结了）二元对立，并为西方左翼对当代中国的批判铺平道路。在他看来，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开启。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刻批判，体现了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达到的深度，同时也是限度——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度，他取消了中国从理论到实践上挑战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东西方“社会主义”视角之间的冲突，从20世纪初就以理论论辩和路线斗争的方式贯穿中俄革命的全过程。
以德里克晚年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为例。他论述的台湾历史既没有长达38年戒严体制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也没有美国第五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冷战历史，对台湾依附美国的显著现实不置一词，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本质。
对中国“九十年代”的反思也是中国“新左派”诞生的缘由之一。国有企业改革的下岗潮，三农问题背后的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的区域分化，“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市场寻租导致腐败加剧，等等。所有一切都凸显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第三世界的特点，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代价，这个意义上的“发展主义”遭到了世界范围内一些左翼的批判。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关于中国道路的激辩就发生在此背景之下。然而，把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推向“现代化”发展的对立面，却是需要被打破的冷战魔咒，无论是站在左边，还是右边。
关于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中国的“新左派”与德里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同路人，但致力于寻求和激活社会主义遗产去锻造国家的左手——作为“新左派”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却是后者的盲点。标志性事件就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发表，文章引发激烈论争，被视为“新左派”诞生的宣言。此文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社会主义运动以现代化为目标，包含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强调区分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与西方语境中现代化理论的“现代性”概念；批判了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放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的“新启蒙思潮”，认为这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家体制、政党政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这一理路也体现于本文作者一系列关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论述，即从“现代性”中“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德里克错误地认为，美国霸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不该被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冷战期间的对抗，不是两种敌对体系之间的竞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单一空间中的称霸。他不加辨别地列举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殖民”、不计后果的“发展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等一长串“罪名”（这使得这位著名的批判学者看上去像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单纯传声筒）。因此，他自问道：与西方的“民主”“自由”相比，“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方！”答案不言自明。如果中美都是霸权，他宁愿偏向“民主”“自由”的美帝国。作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左翼版本，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最终与右翼版本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合流，令人扼腕。作为西方左右翼对中国崛起的共同解释和标签，“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方便法门，但究竟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也不愿重新发现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经做过的重要论述。
“去政治化”的政治不仅体现为右翼，也体现为左翼。
二、铁与火：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工业化之路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对“亚细亚专制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指控，背后都是20世纪初期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力下破产的（以中俄为代表）的乡村社会，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发展工业化的问题，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重大的理论论辩。事实上，这一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第三世界在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的历史情境下别无选择，是旧历史的后果，也是新历史的前提。由此，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成为决定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生死存亡的关键，农地改革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也是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围绕农地改革问题尖锐斗争的历史参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何厘清农地改革、城乡巨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复杂的变奏——这一依然正在展开的历史进程，是判断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
这并不限于理论论辩，更是铁与火的历史现实。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在铁与火的淬炼中完成的，是在严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下，在紧张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论辩中，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严酷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展开的。它是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扭转局势的物质基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西方世界清算的道德缘由。当铁与火不是作为革命的原因，而是革命的“原罪”——这一反革命的叙述成为主流，苏东解体的导火索就已经点燃。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也就是对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否定。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铁与火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成功，社会主义道路是作为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而出现的。即便有这样的过程，失败也是普遍的命运，这就是198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ianos）出版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描述的故事。20世纪最醒目的失败自然是苏联，被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失败的“总代理”。对此，我们需要从苏联农业资本主义失败的视角出发，重新检讨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它是如何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格局的变动相互激荡，以回应中国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以“美国式道路”为路标的批判，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是如何以“非自由贸易”的国家保护主义的手段锻造了世界霸权（可以视为今天《美国通胀消减法案》前身），并驱使人类走上“泰坦尼克号”的不归路，以此破解所谓“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以及所谓“雅典式道路”与“马其顿道路”）的二元对立——这一对立不过是上述冷战投影的变相，只是在中国的语境下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戏服”，并且打着列宁主义旗号，不过这里的列宁主义只是“马基雅维利”式权术家的代名词，是冷战胜利者对历史审判的回响。
在对“历史社会主义”的判决之上，新的反抗只能在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和“废墟”的全球化中进行，这也正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Empire）、《诸众》（Multitude）、《大同》（Commonwealth）和《集会》（Assembly）中一系列论述的理论出发点。在这些论述中，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运动需要去除的正是20世纪中俄革命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及其国家主权形式：它们被视为暴力的源头，而不是对付反革命暴力的结果。当中俄革命以失败的方式被吸纳到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叙述之中，也就是“帝国”作为无边无界、永无止境的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已经不可抗拒、不可阻挡，结果就是反抗的“无政府主义”化和“非暴力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学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失败的起点。左翼以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而暴力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则是建立在“诸众”反抗的基础之上，其政治诉求正是作为武器的国家权力。
只要作为霸权的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存在，主权问题就不可能消失，但它却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所谓单边主义霸权的含义，就是将其他国家的主权置于其霸权之下，侵蚀和否定其他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使全球化以欧美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穿着自由、民主、人权的马甲）为标志。只要看一下苏东剧变前后美帝国的全球化“操盘术”就可以明白，主权问题恰是关键。从海湾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俄乌冲突，无论是军事入侵、代理人战争，还是颜色革命，美帝国诉求的是掌控苏联的全部势力范围，并把它们变为一堆自我瓦解的主权碎片，这才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背后的帝国逻辑。
而这一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却变“虚焦”了。当“民族主义”成为“民主”的敌手，帝国却成为被辩护的对象、新政治秩序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放弃争取国家政权与主权，无视新殖民主义的残酷存在，以无政府主义的“诸众”状态，退回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部，正是“全球化”在左翼思想上的投影。俄乌冲突中北溪油管被炸事件，无可掩盖地揭露出欧洲不完全主权地位。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再工业化”的经济援助——目的是湮灭战后欧洲高涨的社会主义力量，以及提供军事保护（北约）；完成于苏东剧变后的北约东扩，是今日俄乌冲突的缘由。苏东剧变至今，再次证明而不是否决了主权和“工业化”在当今世界政治版图中的真实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及其工业化诉求是20世纪以来新旧殖民主义世界寻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武器”，放下“武器”就意味着任人宰割，这一逻辑在当今依然有效。作为“武器”的民族主义，是第三世界对帝国主义的回应。问题是，为什么作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成果的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却在今天被指控要为21世纪的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暴力负责呢？这背后是怎样的历史真实？
1991年苏联解体、第三世界的竞争对手消失，世界进入美国单一霸权下的全球化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叙事在第三世界丧失了合法性，其发展主义的失败是主要原因，冷战背景下对宗教极端主义“圣战”的扶植，是另一个原因，它开启了中东恐怖主义肆虐之门，转换（强化）而不是取消了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这时的“现代性”就取代“现代化”成为描述“寰球同此凉热”的学术范式，并在此范式下建立了描述第三世界的次级范式：殖民现代性作为前殖民地的当代遗产，与多元现代性——即把文化和文明纳入现代性内部，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的通行研究范式。
当空间取代了时间，帝国取消了历史，人类就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穹顶”下的“诸众”。全球化的非中心化、多元主义、杂糅性等，成为当代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以及目标。“现代化”体现的“目的论”被批判和否定，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同宣判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享的“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去”历史感和方向感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表达。以“去”目的论为由，暴力被视为历史目的论或乌托邦的产物，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就这样被排除在“现代性”外部。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被作为“民族主义”的“死狗”对待，文化、哲学、“文明”以及“去功能化”的媒介理论，轮番上阵担当起反资本主义的任务。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问题，及其与主权的关系，就这样被压抑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的“五行山”下。
今天，“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和拉美）的去工业化浪潮，并由此加剧南北分裂。数字金融帝国主义本身也导致“第一世界”自身的“去工业化”，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99%与1%的矛盾尖锐化，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而起，不断内爆的社会矛盾和外部危机迫使美帝国主义重新动用政治和军事势力进行“再工业化”（美国第一次工业化过程以南北战争的方式解决北部民族工业发展与南部外向型农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分裂）——“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论调开始自我破产，这一次依然要以战争为代价吗？
残酷的现实刺破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形态外衣，而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失败的“替罪羊”。美国抄起抗击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冷战武器，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并扼杀的正是数字经济所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兴起。所谓“美国式道路”的历史含义则需要在这一比较视野中揭示，在今天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布局中回望。20世纪铁与火的历史并没有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左翼、右翼，西方知识界和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讣告”都没有真正完成。右翼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虽然已沦为笑柄——宣称时间结束了，却具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占据道德高位的左翼版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也终于在俄乌冲突和“新冷战”中一无葬身之地。当代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再论证“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新贵”，因此是“世界最危险的敌人”，执行其旨意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军工—学术—媒体”复合体的美帝国。中国被宣布为“最大的敌人”，贸易、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极限遏制正在进行。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与德里克的宣称相反，共产主义中国本身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强加给世界的冷战意识形态。反华议员说，我们以为资本主义会改变中国，但结果却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因此，全球化的发动者要发起一场新的“圣战”驱逐“共产主义敌人”进入“全球化”内部。这是因为中国窃取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利益，是美国霸权的接棒者吗？这是一个有诱惑力的解释，但却正是左翼和右翼“意识形态终结者”理论贫困的体现。
2022年4月15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采访了俄罗斯欧亚主义倡导者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杜金就俄乌冲突的原因评议道：对于中国来说，（你们）有能力从全球化中获取利润，同时拒绝作为自由资本主义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但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对我们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俄罗斯无法拒绝作为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主义的传播，且全球化本身也给我们带来了损害。不同于德里克，这是一个以俄罗斯现实政治为视点的观察。与德里克相反，杜金对中国“特殊性”的关注，表明右翼视角更能体现现实政治的逻辑——这正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在大学校园中的盲区。
其实，中国的“特殊性”并不体现为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而是相反。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场域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折射或者说主战场，它深刻地卷入与“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死战”。无论左翼还是右翼，这一场域已经被西方主流媒体、政客与学者贴上刻板的“专制主义”标签，并与西方“自由民主”形成善/恶、光明/黑暗二元对立的冷战叙述，这正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图景。打破这一图景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勘探20世纪以来以中俄革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意义，从而打破（翻转）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打破20世纪冷战胜利者主导下的世界史叙述框架，才能清理并接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过程。
今天，苏东剧变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换来的是所谓“文明冲突”下的种族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自我供词”，“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是遏制俄国势力再次进入东欧发动冷战的武器，是美国在欧洲的“和平伙伴关系”策略。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以此理论掩盖美国在中东地区扶植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苏联对抗的后果：迫使这些地区重构以“种族”（文明）为边界的自卫法则，促发了以人肉炸弹和核武器把全球生命变成政治抵押品的当代政治。苏联地区绵延不绝的大小战争，说明埋葬社会主义带来的并不是永久和平，而是新的分裂（Rift）、新的暴力过程。当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即打破种族和文化的边界、建立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底层和弱势民族的反抗势力就只能被导引到宗教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它的背后是欧美左翼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这使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如脱缰之马。把今天的全球冲突标识为“文明冲突论”的欧美右翼战略家不过是拿非西方“文明”作为帝国主义暴行的替罪羊，实质是欧洲“文明等级论”的翻版。当代欧美法西斯主义失去内外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危险的存在，这一格局需要从热战和冷战的源头重新加以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在马歇尔计划和北约金钱炮弹庇护下生长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同一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产物。
跳出“西方文明论”历史叙述的牢笼，才有可能超越“新冷战”，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不是所谓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或不同文明的“断层线”，而是后冷战时代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对应物：种族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是今天世界范围内战争的来源。把中东冲突看成伊斯兰的推动力，而“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潜在根源”，这种“文明种族论”本身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因为它事实上把世界划分为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二元世界——这正是冷战的起源。“在西方的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联系”，这样的文明论掩盖了源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灵涂炭，更重要的是抹杀了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性贡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旧冷战和俄乌冲突的起源，哪有什么“和平转移”？不过是取得冷战胜利的帝国主义者的强词夺理。
第三世界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依然强大，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步履维艰，中国也奋力在美国及其盟友的芯片制裁中寻求突围，“芯片冷战”事实上已经如火如荼，背后的“粮食战争”则从未停歇。在这个意义上把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一律视为理论上的敌人，是丧失历史意识的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论述了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两种原则和两个阶段，即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就应比任何人都坚决地给予支持；而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就要坚决反对。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与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今天或许可以加一句，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其背后是以阶级利益为最高诉求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民族主义当且仅当是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并推动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运动时，是需要支持的，但当它以种族、部落或宗教为边界追求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就必须加以批判和反对。事实上，在铁与火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其民族理论和实践追求的从来不是民族隔绝，而是民族融合，是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团结——这是唯一能够对付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它需要在失败中浴火重生。而没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就不能应对新老殖民主义问题。
三、冷战红利、“特许”工业化与全球北方霸权的形成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如何超越冷战胜利者的叙述逻辑，重新讲述世界社会主义史？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视角回看，以下问题到了需要重新澄清的时候。
第一，需要重新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的条件。美国通过杜鲁门主义（支持希腊和土耳其右翼独裁政权、逼退苏联）和马歇尔计划有效遏制（翦灭）了欧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高涨的社会主义力量，直接豢养出欧洲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代价则是北约军事框架下欧洲国家的主权让渡——它是今天俄乌冲突中欧洲立场的渊源。由此，欧美农业资本主义凭借先发国家的优势进行巨额补贴并占据世界粮食市场，成为全球北方霸权的重要部分。
第二，需要解释亚洲四小龙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起飞的因素。亚洲四小龙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教案，其实来自冷战红利。为了围堵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了笔者称之为“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下的“工业化”残酷进程，即以巨额美援加白色恐怖下的军事独裁完成工业化起飞的原始积累，两者缺一不可。代价是弃守农业资本主义市场（表现为粮食主权的丧失），以及非独立主权地位——美国的新殖民地。
以中国台湾为例，关于中国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起飞的原因的解释，目前中国台湾内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主流观点把日据时代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基础，肯定美国外援和民间资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批评和否定国民党与公营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民进党“台独”意识形态相呼应。非主流观点则认为战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和公营企业是中国台湾工业化起飞的关键，以瞿宛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版）、《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转型》（新北：联经出版公司2020年版）等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台湾是美日支配下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可国民党的经济民族主义，但批判国民党公营经济和官僚资本的低效，认为民间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代表人物为旅日马克思主义学人。其实，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的成功需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外援、政治庇护和内部经济民族主义的官营、民营资本的合力。今天中国台湾的经济衰退，是其依附的资本主义体系冷战红利衰竭的表现，也是其当前统治者一心想再绑上美国新冷战之“战车”的“乡愁”渊源，而这一红利恰恰是以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为前提的。
与此可类比的，还有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代表的“依附性发展”的拉美案例。同样的“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同样无法避免的“依附”后果：巨额债务、初级产品出口、以城乡分裂为表现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国家失败”。20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是美国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休克疗法最早的试验场。在依靠大量美援的基础上，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盛赞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成功阻止了40多年来智利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撕破了民主的外衣，却抵达了自由的核心。所谓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指的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需要西方霸权支持下的枪炮为其开路——“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正是被推销给智利的样板。而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支持下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发动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以残酷镇压左翼人民力量为代价，在短暂繁荣后，阿根廷迎来的则是长久衰退和债务危机。而巴西在1964—1985年长达20年的右翼军事独裁完成的工业化发展之后，也陷入被世界银行命名的发展中国家无法逃脱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去政治化”概念遮蔽了背后冷战逻辑造成的依附性红利及其代价：新古典自由主义浪潮下的“去工业化”过程，实质上代表的是霸权对依附性“特许体制”所划定的经济发展的极限（边界）。
因此，在成功打压了20世纪70年代不结盟运动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主义实践后，美国在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和非洲）推广“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传播学已经不可能成功，因为它选择忽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冷战等因素，并把所有问题都归于国家内部制度。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的国家改革成为“发展”的前提，这也是苏东剧变后所谓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手。被这些浪潮清洗过的多数国家最终沦为“失败国家”，不仅发展中断，更成为21世纪欧洲难民潮的集中输出地，催生出今天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强劲崛起。
继冷战时期扶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第一岛链完成其“工业化”之后，今天的美帝国再度对第三世界的“再工业化”诉求进行意识形态甄别，印度和越南等亚洲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许可证”，是依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遏制“颁发”的。除了正在被推向“军事化”和“乌克兰化”的岛屿台湾，正积极谋求与美国加强“伙伴关系”的印度也备受瞩目。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被舆论普遍认为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布下的“巨大赌注”，美印在国防、半导体、关键矿产、高技术以及太空合作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协议，甚至很少与非盟友国家分享的一些关键技术也被“赐予”印度。印度则对利用“新冷战”工业化发展的红利跃跃欲试。被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莫迪之前因为“反穆斯林法”引发大规模骚乱和冲突，曾被美国认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和人权，而现在他们站在一起互相称颂彼此的民主与自由，庆祝共同属于“民主国家”阵营。那么，新冷战的红利会使印度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吗？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它的代价将会是绑上“亚洲北约”的战车，背离曾经主导的“不结盟运动”精神。
从上述方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冷战格局下美国动用政治和军事方式豢养右翼反共意识形态下“特许经营”的工业化，并以此作为冷战的基石。在欧洲，一手输送北约军事保护伞，另一手用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再造了欧洲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在亚洲，依靠输送资本加扶植军事独裁的右翼民族主义，助力其完成工业“原始积累”过程，以打造围剿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岛链，这就是“自由民主阵营”从欧洲到亚洲工业化起飞和现代化发展的秘密——这两个阵营正是今天美国发起“新冷战”的联盟。苏东剧变之后，与非洲和拉美经历了新古典自由主义浪潮下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再工业化”过程，需要与正在形成的新冷战局势结合起来分析，这也是考量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同于拉美和非洲工业化道路的政治路径。
正是在参与苏东剧变之后的经济转轨“休克疗法”过程中，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发现美国对待波兰和俄罗斯的区别是决定各自转轨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就是西方社会能否愿意提供足够多的货币稳定基金，并减免外债——这些是“市场自由化”的前提。波兰的成功转轨与南斯拉夫、苏联的区别就在于此。
“在1991年和1992年，我曾经设想美国会为俄罗斯改革的成功打气喝彩，正如美国为波兰的成功所做的那样。后见之明，我甚至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波兰被美国的战略家（包括第一任布什政府内的那些战略家）视为西方联盟的东翼。波兰毫无疑问是欧盟的候选成员国，事实上它也是北约（NATO）的发展对象。支持波兰毫无疑问等于支持西方自身的利益。我曾相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俄罗斯身上，但我现在怀疑切尼和沃尔福威茨是否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俄罗斯注定不会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成员，更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它仍然是一个拥有2万多件核武器的国家。在切尼和沃尔福威茨所提出的‘零和博弈’的思路下，我理解了支持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快速恢复被乔治·布什的白宫和国防部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七国集团拒绝减免俄罗斯承担的苏联外债，并警告俄罗斯如果停止偿付，紧急食品援助将被推迟。“西方七国对外债偿付的坚持是残酷无情的、短视的，它使得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到1992年早期出现枯竭，具体发生的时间是1992年2月份。”
作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发展经济学家，萨克斯发现阻碍第三世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巨额债务危机，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即“临床经济学”：发达国家的援助要解决问题，即帮助建立内外结合的综合调整体系并减免债务，以区别于里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把问题推给贫困国家自身。“并不是贫困国家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本国造成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仅仅是从好的治理结构、紧缩预算或者进一步改革中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于进一步减免债务、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以及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开放贸易。”萨克斯起初并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不愿通过支持俄罗斯转轨而尽快结束冷战，但他写于2006年的上述观察，其实已经预告了俄乌冲突的爆发：虽然社会主义苏联已经解体，但美国对俄罗斯的敌对没有也不会改变。在这样的情形下，冷战转化为热战也就是必然的。
萨克斯的故事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生自发的，它需要的政治条件更重要，也更严酷——即必须顺从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诉求，而国家制度则是这些内外因素聚合的结果。在最近讲话中，萨克斯愤懑地批评美国不仅不关心世界上的穷人，现在连自己国家的穷人也不关心了。这位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2000—2015）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2015—2030）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终于发现，诉诸富国的道德和良心发现，无助于解决世界贫困与发展问题。俄乌冲突以来，萨克斯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表演讲，已经是著名反美反战人士，他发现“全球发展问题”被美国视为“零和博弈”而不是“正和博弈”，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发展的敌人，也成为自己的敌人。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萨克斯批评美国被军工复合体绑架下的债务危机，美国发动的战争是天量债务的根源，戕害了美国自身的发展，军工复合体正在摧毁美国和整个世界。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新鲜的却是现实正不断驱使更多人走向认同这一论断，萨克斯不再相信这个时代可以“终结贫困”——这本是他上述2005年出版的书名，一个后冷战时代乐观主义的普遍信仰。
其实，我们可以借助萨克斯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起飞需要资本积累和世界市场准入这两个条件，而它们并不能从内部自由自发地产生。19世纪以来，以英国工业化为代表的欧美各国，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供养工业化和现代化，并由此形成工业化垄断发展的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方福利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冷战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收买和让利，而苏联解体则终结了这一过程——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杀死了福利资本主义，跨国资本的全球逐利抽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民族基础，断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红利庇护下第三世界右翼民族主义买办的“依附式发展”。苏联则代表了另一条道路：在突破以北约为代表的北方帝国主义霸权过程中最终失败。“苏联”这一超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基于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联邦的政治构想和实践，最终退守为以族裔为边界的俄罗斯大民族主义（以及一系列以民族为边界的政权）——这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悲剧，即便如此，“制裁”与“追杀”并未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对苏联诞生与解体的世界史考察，离不开其与帝国主义“贴身肉搏”关系的视野。
以1929年处于工业化发展关键期的苏联为例。由于苏联出口资源严重不足，主要靠农产品，而美国恰在此时爆发经济大萧条，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急剧下降，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的代价需要比原计划翻倍的原料和农产品，但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这就迫使斯大林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左右摇摆，最终倒向托洛茨基等人主张的强制工业化路线。普利奥布拉斯基在《新经济学》中认为，工业化生存在原始积累的“铁蹄”之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最危急的时刻，因为无法得到资本主义支持，只能依靠农民，国家与农民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这是无法抗拒的“客观力量”。斯大林在1929年发表的讲话《大转变的一年》中阐述道，不发展重工业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工业落后国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革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斯大林终于在1929年底突然大幅度提高向农民征收粮食的数量，加速农业集体化和加快工业化步伐，但却伴随大清洗以及乌克兰大饥荒——今天俄乌冲突其实是苏联工业化悲剧的世纪回响。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悲剧，既有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缩影，也是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延伸与后果。在大饥荒悲剧的背后，是先发工业帝国主义遏制的阴影。忽视这些阴影，正是今天世界史失真的表现。对斯大林个人的谴责并不能真正解释历史。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20世纪欧洲工业化的重新起飞依靠的是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而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允诺，即苏联红军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美国为苏联的战后重建提供援助，因杜鲁门上台而撕毁。杜鲁门以广岛核威慑和苏联不可接受的附加条件取消了马歇尔计划对苏联的援助，以冷战的遏制方式迫使苏联困守在极限军备竞赛压力下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苏联农业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势所必然。粮食短缺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背后的资本短缺和外债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谈判的重要议题。在美国答应北约不东扩，愿意给苏联一笔口惠而实不至的贷款后，戈尔巴乔夫答应苏联从东欧撤军、东西德国合并，以彻底结束冷战。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终失败的确是美英帝国所强加的冷战胜利，但这却不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而是帝国主义霸权遏制的胜利。
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还是“人民的全球化”：全球南方现代化与发展问题
如果把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的规范性理论，或者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可以承认其本身有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自生自发市场竞争的“理论”前提并不是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的逻辑。笔者引用他激烈批判美国、欧盟的农业高度补贴和干涉，来呈现其理论悖论，阐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非市场化”才是常态。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对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的歧视，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能力的不足和外部世界市场规则的限制，正是相关国家小农破产和饥饿的原因。犹如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也没错，但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使世界农业市场上发达国家设置的扭曲市场的贸易壁垒始终无法被打破。真正平等互惠的世界市场的前提必然是政治性的，这是“世界人民的全球化”之发展主义和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前提。没有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就不可能有全球南方的现代化。
在萨克斯对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论述中，第一条就是中国没有苏联和东欧经济体那样的大量外债。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前者解决的是主权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对外贸易被遏制与制裁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秘密。新中国用前四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苏联以156项工业项目为代表的十年援助帮助我们进行工业化突破，而1958年苏联终止援助前后，新中国（1959—1961年）也付出了加速工业化“大跃进”带来的代价（这同样需要放在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背景下重新阐述），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通过四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内外博弈，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世界，正面临新的围追堵截。帝国主义的“制裁”如期而至，迫使中国启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历史的螺旋正在寻找上升的势力，这其中“发展的主动权”是重要考量。这一“主动权”能否获得，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持续的关键，其中“城乡融合发展”与“粮食安全”又是关键。面临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重新集结的千钧压力，中国会解体吗？站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式现代化”都会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
没有主权的对外贸易只能是依附主义，这是世界体系理论描述的现实，其倡导者曾经提出通过“脱钩”以“去依附”“去帝国”。但没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一国之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可能真正完成，这也是世界体系理论面对的现实困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这不可能从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协调与平衡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需要改变新老殖民主义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公平世界经济秩序下的债务陷阱，需要国家主权能够主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在世界贸易和货币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这些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依然是，且更严峻地成为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诉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债务危机为绞索，逼迫发展中国家采取国内紧缩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强制其推动从进口替代到初级原材料的出口转型，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状况。同时，欧美主导的世界粮食生产的供应链垄断加剧，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普遍失落，全球四大粮食巨头迅速控制全球80%的粮食贸易，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主要粮食进口市场——外汇欠缺和小农破产导致自身粮食生产能力逐步被剥夺，第三世界的饥荒和人道主义灾难层出不穷。“全球南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球北方”的对应物被重新塑造出来，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特别是在全球北方内部也在不断生产出自身“南方”问题的今天。
地球从来不是平的，只是当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浪潮淹没大地的时候，它看上去才是平的，因为对不平等的反抗都被摁压和窒息在水面之下。但当它如飓风席卷而过后，满目疮痍、沟壑纵横的世界现实就一定会暴露出来，一如今天的南北格局。理解这一格局，需要重新检讨20世纪两次热战和冷战给这个星球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打破以“欧洲文明论”为核心的自由与专制的帝国二元复式记账簿，超越冷战胜利者的视角，重新检阅世界历史的资产负债表，把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回来，才能“拯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
世界市场为何而来？世界市场的规则何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位能否保障？“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谁制定的？当制裁和欺凌依然是帝国霸权的武器，也是所谓“新冷战”的旧逻辑，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全球化”。今天，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径宣告，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破产，也再次暴露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背后特殊政治垄断集体的利益诉求。那么，以世界人民福祉为宗旨的“人民的全球化”，这样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是否可能？20世纪70年代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曾提出“发展为了人民”，现在是否到了重提这一主张的时候？
2023年3月，一个来自全球南方的研究团队发表了分析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大矛盾：一是垂死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领导下日益成功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二是七国集团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与全球南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精英之间的矛盾；三是全球南方广大城乡工人阶级、部分下层小资产阶级（统称为大众阶级）与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四是发达的寻租金融资本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阶级，乃至与组织工业、可持续农业、就业、发展等社会必要投入资本需求之间的矛盾；五是全球南方大众阶级与其国内政治经济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六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坚决维护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七是全球北方国家被忽略的数百万贫困工人阶级与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八是西方资本主义与地球及人类生命之间的矛盾。他们把这些矛盾视为帝国主义进入新阶段的表现，认为由于多重内部矛盾冲突、历史性不公正以及经济上的失效，新古典自由主义体系不堪重负，每况愈下。如果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世界将陷入更大的混乱。今天，反对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主要力量是渴望更加公平、和平与平等的全世界广大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权。因此，他们呼吁建立反抗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自发联合阵线，包括整合希望减少依附帝国主义的政府和国家。
参与起草上述分析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记者维杰·普拉沙德 （Vijay Prashad）最近在《中国应带头重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一文中描述了全球南方的困境，“倘若从事实出发，就必须承认债务和去工业化、初级产品出口依赖、跨国企业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榨取出口国特许权使用费的现实、全球大部分地区难以制定产业策略、提升民众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诸多问题”是制约发展的桎梏。不过，在他看来，现在的南南合作机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新的机会，不再那么依赖西方控制的金融贸易机构。这些新的现实需要形成新的发展理论和解决社会痼疾的新方法，即通过国家规划和区域合作、努力改善金融贸易外部环境，他呼吁“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同步提出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以”刷新“基于冷战框架下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传播学。
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代表着全球南方突破世界不平等霸权的诉求，也呼应了从拉美和非洲经验出发阐释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生命最后阶段对中国的期待。阿明晚年以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全球南方的希望，他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危机，以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达：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者角色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2015年，阿明在参加北京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际接受访谈，再次阐述了“脱钩”论：
这种“脱钩论”应当是一种战略性原则，包含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脱钩论”极大重视主权国家发展，将主权国家置于优先地位。其次，开放性要求国家向外界开放并参与全球化竞争。应当说是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因此，我们在探讨“脱钩论”的时候是在利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在全球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化进程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地重视这种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即持续、不断进行的变革。
依托（而不是放弃）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并准确预言了2019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早在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一书中，阿明就描述了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导致世界体系两极分化，使全球化处于极端脆弱和危险的境地，而右翼掌权并获得左翼支持的欧盟，没有为“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提供希望。因此，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列宁，阿明也把视野投向亚洲并预言：“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影响到所有的全球化均衡。那也是美国被中国的发展所震惊的原因。我认为，在未来任何形式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和中国将会成为主要的对手。”基于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历史长时段研判，他再三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允许中国崛起。如果中国无条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甚至自愿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假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就会再度沦落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从属国和原料提供国。如果把阿明的告诫对象换成俄罗斯，这已经成为现实。而对中国来说，这一告诫依然是危机所系。
阿明说：“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南方国家一定要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团结，中国在其中是最核心的角色，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沟通伤害我们共同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如何促进全球南方的团结与沟通，就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基于此，2023年5月，笔者担任院长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在上海成立，并举办了“传播为了团结：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论坛正式提出“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上海学术共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需要以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为前提，即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为前提。
其实，全球南方就是新的世界体系下的“三农”问题。《共产党宣言》描述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逻辑，即19世纪以来英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扩张过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这一逻辑，将决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命运。
这意味着需要重视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精神，寻求新的不结盟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共识，也必须在理论上阐释苏联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有成败得失，以之反抗全球南方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结盟，这样才有可能为全球南方21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提供真正借鉴。这也正是为什么“工农联盟”——这一列宁主义的遗产，作为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后发工业国宪法的核心，需要解决的正是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农业现代化的危机问题。
五、工农联盟、“新乡土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危机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就是工农联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说解决第三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的“三农”问题，这是中俄革命的沉重历史所展示的探索与经验。所有对工农联盟的偏离都是警示，都需要警惕，它表现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克服这些危机的过程。这是中国在长时段发展中的中轴线，也是观察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致力于反腐、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这些可以视为对中国“九十年代”的校验，也表明新的挑战不断涌现，危机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探测历史深度。“现代化”这个曾被归结为西方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化”的概念与方法，需要依照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的历史实践之危机与挑战重新定义。这也要求我们在一个回望视野中理解中国“九十年代”的危机与转机，它开启于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导的中美建交，在寻求打破美苏对中国长期封锁与制裁的战略布局中，这创造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推动并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有利世界市场环境。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的建交，主要基于自身与苏联对峙的冷战需要，是为了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通胀问题，并借助中国爬出越南战争的泥淖。这也是毛泽东主导的打破世界两极霸权格局的大战略，为中国创造出“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过对世界市场的突围，并将世界市场纳入处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倒逼”机制，快速提升因遏制而被压抑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持续改造和克服国有企业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提供基础建设——帮助其克服“原始积累”的桎梏，这就是中国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在今天需要重新明确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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