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先生，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
而且，我还知道，在大家认为你该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急。比如方方用日记抹黑武汉抗击新冠疫情，还无中生有“一地无主的手机”，平时不太关注时政的武汉普通市民都看不下去，纷纷出来揭露方方。这个时候大家认为你该急了，而你不但不急，反而在方方沦为人人喊打、处境被动又难看的时候，你出来给方方说话，给以方方用日记抹黑中国抗疫以无限的宽容：
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永远都存在，而且它尤其是文学最生生不息的源泉。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应夸大它们存在的意义，也不应放大“方方日记”记录它们并且引起共鸣所意味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每一个时期“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时代的画笔总会以它的逻辑把这种颜色调对到整个画面中去，它们会增加真实感，但并不构成画面的重心。
你还呼吁：
“我的主张是，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
这明显是想给方方提供一个体面一点的台阶，让她免于更大的尴尬。
只是方方误会了你的真实立场，把你当对手了，当面就是一个窝心脚，反手就是一个耳刮子，你热脸贴着冷屁股，而你依然没有急。
house辱军事件，网络群众看不下去，急了。这个时候，你非但没有急，还出来给house洗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受到挑战了吗？我觉得没有。”还要替军人选择“原谅”。
当然，别人不太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曾经无中生有地抹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解放军，情节比house要更严重得多。那是我见过的最恶毒的涉军政治谣言之一。当时的军报都出来痛斥你“胡说八道”！
所以我是理解你为什么要维护house，你这是在维护同类，是出于对自己人的爱护。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次。网络爱国群众认为不可原谅的原则性问题，你基本都表示很理解。但当观众和网民对一部电影有批评意见，你就不理解了，就急了。不但急，而且还字里行间充满杀气，一出手，就把“极左”的帽子给扣上了。
“极左”，这是你们能想到的最有政治杀伤力的政治指控，你特别想敞开说这些不认同这部影片的人，是在反对改革开放。因为在你们眼里，“极左”就等于反对改革开放。而“反对改开”被你们认为是后四十年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一个人一旦被你们认定是“极左”，就表示不可以再被包容。
而你刚刚在10月28号说过：”现在互联网上有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对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一点都不包容......扣政治大帽子，把一个人朝着死里整。”
胡先生，我很好奇，你这番话到底是不是自己照着镜子写的？如此现实主义的逼真！或者不妨再照一次镜子，看看这番话是更适合别人，还是更适合你自己？！
我们中国人特别倡导“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特别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做不到前一条的高标准，也应该做到后一条，因为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而你不用说前一条，显然连后一条都没有做到。你是正常的中国人现在特别反感的那种“双重标准”，是中国人一直否定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所谓文风看作风，辩风观人品。凡喜欢双标者，人品皆有问题，只是他们装着不自知。
当然喜欢双标者，不仅仅是人品问题的外化，本身还是技穷的表现。通常一个人只有自己都感觉难以自圆其说，自己都觉得逻辑不能自洽，只能用双标了。
按说，一部作品面世，就是给大家看，让大家评的，不能只允许说好话，接受不了批评意见，这是基本常识。
同样是对《我本是高山》，你胡先生可以给予极高的评价，比如你在11月27日，就称赞“《我本是高山》充满了人性的光辉”。那你为什么不能宽容对这部电影的不同看法呢？
看你自己前几天说得多好“尊重他人的正当话语权应被堪称现代社会成员最重要的修养之一，在下老胡愿意与所有大V共勉”。为什么口惠而实不至呢？说好的修养呢？为什么要一边说“千万不要让帽子横飞的不堪场景在我们社会里死灰复燃”，一边又说一套做一套呢？说好的共勉呢？
你但凡能够把对方方和house的宽容，拿出十分之一或更少的比例，给这些自发维护党性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观众和网民，你都不至于急成这样。
而且，既然你肯定这部电影的理由是“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而不是充分表现了张桂梅老师的党性和共产主义信仰，这不正好坐实了网民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故意忽略张桂梅校长共产主义信仰”“用人性代替党性”吗？有你之前对这部电影的这句赞语，不正说明网民的批评并不是无的放矢，无中生有吗？
说得好听点，你这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话说的难听一点，这就是唾面自干，自抽耳光。
逻辑拧巴成这样，不尴尬吗？就这辩护水平，给谁辩护，谁不得悬着一颗心？就这逻辑水准，如何能够说服人？
而且，你还偷换概念，悄悄把“人性”偷换为“人民性”，以为别人注意不到，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网民反对电影“用人性替代党性”，歪曲为把人民性与党性对立。
这种小伎俩实在格调不高，但你还是用了。
这自然也可以佐证，你不但这次特别急，而且，你其实什么都明白，否则何必把这种不堪的逻辑诡辩都用上了呢？
二
胡先生急成这样，是因为你一贯坚定的立场，让你无法在此时此刻保持淡定。
别人老讽刺你是“墙头草”两面倒，在这方面，我是一直给你正名的。说你没立场两面倒，是他们眼拙，属于对你的轻视。你的“墙头草”最多只是表象，顶多只是保护色。
我从当年你的言论能够让军报都出来批评你这件事，就已经看清楚，你绝对是一个立场故意模糊但实则无比坚定之人。
当然，时间久了，伪装得再好，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没痕迹。明眼人，其实是可以从你的一些言论，早就看出你的真实立场。
这些言论包括但不限于：
2018年12月底，《环球时报》召开例行年会，当时你在致辞时，针对美国对华发动的的贸易战，抛出两个观点：
一是“在当前情况下，缓和中国与美西方的关系、不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
二是“我的最大担心已经不是中国会受多少经济损失了，而是中国千万别被来自外部的压力逼保守了，逼左了。”
这两个观点综合在一起，就足以还原你的基本立场。
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这也是对华战争的一种形态，而你在这个时候提出“缓和与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表达的意思很清晰了。在美国不肯软化其立场停止贸易战的情况下，为了你认为的这个所谓“核心利益”，那只能中国做让步了，对不对？毕竟你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多少经济损失”。你是在主张中国面对美国挑起的战争，用妥协和让步，以保证“缓和与美西方的关系”。
这不就是“投降论”的变种吗？这跟那个叫马臣的专家，呼吁“请向美国投降，别闹了，现在投降是最体面的时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面对贸易战，你担心的是中国被“来自外部的压力逼保守了，逼左了。”这跟常凯申当年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之前，担心中国被赤化胜过担心中国被日本侵略，又有什么不同呢？常凯申的原话是“亡于日本，能为亡国奴；亡于共党，为奴亦不能”。
所以，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你的那番言论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现代版。
类似的话，你在2019年又重复过一次：
随着中美关系愈发紧张，还有一点我们需要高度警惕，那就是长期保持清醒、冷静，不让对美斗争影响中国社会的内部氛围。要特别防止因为这一斗争把我们自己逼得激进了，或者说逼左了。因对美斗争让各领域平添“反颠覆的急迫感”。一旦形成那种氛围，将对中国发展产生内在伤害，对此所有在这个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都应保持警觉，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制造这种氛围的一个元素。
我们平时批公知刻上了思想钢印，患上了严重的“恐美症”或“崇美症”，所以，他们一再要求中国面对美国的遏制选择妥协让步。胡先生你呢，和他们的真实距离有多远？
你说过，"我相信中方将不会有胜算”。这不就是典型的“恐美症”吗？
更早几年，你还说过“我希望自己出生在美国，从一出生就是美国人”。和一直以做中国人为荣的国人相比，你这多少是有些“崇美症”症状了。
公知患有的两大症状，你其实一个都不少。
所以你对他们选择宽容，对反对他们的人选择不宽容。
公知喜欢自称“自由派”，在中国的政治光谱里面，他们是极右势力，因为他们不但反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而且也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所以，他们会反对中国的高铁事业，要中国高铁“停停脚步，等等你的人民”。
他们会反对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理由是西部人民还在吃草。
他们会因为反对中国实现统一，把秦始皇拉出来批判，说他统一六国是“野蛮战胜文明”。
......
极右得势，还得了吗？看看乌克兰的极右得势，要么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变成新纳粹，要么就是极端的亲美西方，不惜把乌克兰卖光了。
而胡先生从来不担心极右，而且，从未见你批过极右现象。或许在你眼里，中国只有极左，没有极右，除此，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你把这些人称为“自由派”。你认为自由派属于中国多元、健康舆论场的合理成分。所以，自由派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搞逆向民族主义，从未见你拿出这次批“极左”的严厉态度对其进行批判。
我从在2014年起，就认为你是“民族主义的皮、自由主义的骨”，表面是爱国派，本质是自由派。时间证明，我没有判断错，并没有冤枉你。
所以，你从不担心中国变右。被极右操控舆论的时候，你也从未担心，也未呼吁中国要警惕极右，而是时刻警惕中国变左，动辄批发“极左”帽子。
你这种选择性宽容，选择性苛刻，让我想起苏联的一个人，戈尔巴乔夫也有这样的特点。
对那些妖魔化苏联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言论，戈尔巴乔夫从来不感觉惊诧，认为这是健康的多元化。但当1988年，一个叫妮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的党员站出来，写了一封题目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长信，被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引起强烈反响，被在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被转载937次。她所在列宁格勒工学院收到全国各地的回信，超过80%的人赞同安德烈耶娃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苏联大部分民众并不希望苏联被搞垮。戈尔巴乔夫马上就惊诧了！
只因为安德烈耶娃在信中揭露和批判了否定苏联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苏联改革中推行的公开性、意识形态多元化受到西方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导致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严重混乱，尤其是青少年，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要么是西方电台广播的‘提示’，要么是我们同胞中那些对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动摇的人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面对这封信的观点，立马收起了对苏联“自由派”的那种宽容态度，改变了自己在1988年二月全会摆出的“广开言路”的“民主”姿态，而是派调查组到《苏维埃俄罗斯报》报社进行调查，逼迫该报认错，甚至威胁关停该报，安德烈耶娃也受到打压，工作也被停止。戈尔巴乔夫还以此信为由，上纲上线，对那些忠诚于苏联，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我们在本文开头说胡先生该急的时候不急，不该急的时候急了，你自己看看，是不是跟这位戈尔巴乔夫的选择性做法很像？
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他甚至自己也承认“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所以他会有这种选择性宽容、选择性着急的表现，毫不奇怪。那么你呢？你有和他类似的相同表现，该怎么解释呢？
而且，你不但对不该宽容的事报以宽容，对应该宽容的事上纲上线，竟然对公知们反对的中国“反间谍”，你也说三道四！
不要以为伪装，就能真正迷惑所有人于永远。
三
如果以2011年为起算的时间点，因为很多网民都是这个时候开始尝试自媒体，到2020年的方方事件，中间持续十年的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中国网络群众反击极右的自由派（实际是恨国党）对爱国主义的妖魔化。方方事件作为一场网络舆论决战，正式终结了恨国党的话语权优势，收复了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防线。期间，网民打垮了形形色色的逆向民族主义。
十年坚持不容易，十年辛苦不寻常。
现在，以这部争议很大的影片的大讨论为标志，网民开始收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防线。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的思想防线就是由“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组成。当这两条防线都稳固的时候，中国人的信仰无敌，根本不需要担心颜色革命，而是发动颜色革命的国家担心中国的的红色革命输出。
抗美援朝，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就是凭着这两个信仰，才表现出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打败了武器和综合国力比我们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美军，这两个信仰缺一不可。中国人因为有这两个信仰，所以没有患上你那样的恐美症和崇美症。
俄罗斯军队的战斗意志和苏军的差距，主要就在于他们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只保留一个“爱国主义”用作精神激励。虽然，俄军想以牧师代替政委的角色，但显然，这个替代效果根本不佳。俄罗斯的正规军实际战斗力还不如瓦格纳。
中国在民族复兴进行到关键阶段，正面临着话语权短板不知如何解决的时候，中国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也开始苏醒。
这就是我们的国运，但这个国运是我们努力斗争出来的。
有人真急了，大概就急在这里。
中国人收复“爱国主义”思想防线，他们虽然沮丧，哀叹“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但大概还不至于绝望。而当中国人开始修补“共产主义”的思想防线，有人就急得不行了。因为中国人一旦修复这道防线，今后我们的对手非但在舆论战中将无险可守，而且中国人将对他们的那套普世价值，实施粉碎式打击。
爱国主义能够团结中国的最大多数，共产主义可以铸就中国的思想高地，共产主义结合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就可以对西方的那套理论体系形成绝杀。
有人急了，说明我们做对了。如果维护共产主义就是极左，那会有很多人主动出来认领这顶帽子，并视之为光荣。
【文/尹国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号“明人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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