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张文木教授在其头条中所说“共产党人要能驾驭资本”，感觉所言极是。对于资本，共产党人必须要能够驾驭，而且应该善于驾驭。
从历史上看，自从中国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根据地以来，要解决红军与革命队伍中的经费问题，就要学会开发经济。而在当时的旧中国，共产党人要开发经济就必然离不开驾驭资本。土地革命时期，虽然当时与根据地有关联的资本都是小资本，但小资本也是资本，如果搞得不好，也会影响革命队伍与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收入。如果根据地在经济上出了较大问题，就会在政治上犯下关门主义的错误，更会影响革命斗争过程中的经费使用数额。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民主政府也要解决经济问题，解决吃饭问题。除了在政策上实施减租减息之外，发展经济，解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吃饭问题，同样也离不开对资本的驾驭问题。这时的一些开明士绅，有很多是地主兼资本家。他们手中有资本，会经商。因此，把他们的从事资本经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于边区的经济建设是大有好处的。因此，当时共产党人同样必须学会驾驭资本。
在革命战争年代，驾驭资本的问题并不是党的工作重点，但党的工作中已经不可能缺少这一块了。特别是在那个年代，要做好经济工作，有效地驾驭资本确实是一项较为艰巨的工作，而且是政策性极强的工作。搞得不好，就可能犯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
1949年9月29日，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特别提到，国家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应该“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共同纲领》中的这一段论述，就是表明，我们对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各项经济成分，都要有机地组合起来，为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共同贡献力量。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表述一种驾驭资本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1950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全国统战会议有关工商组的发言记录稿上，做了许多批示。这些批示的主要精神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但必须要团结，是既有斗争，又有团结。国营经济在当时不可能无限制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从这些批示中，我们看到毛主席关于驾驭私人资本的极强的政策性。
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在有关“五反”斗争的批示中写道，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我们应该知道，毛主席对“五反”斗争是极为重视的，将其看成是一场尖锐的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但是在斗争中，仍然需要强调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一定要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这也是毛主席在驾驭私人资本过程中所坚持的一贯的斗争策略。
针对当时有人提议，国营企业专门来发展重工业，而由私人资本专门来发展轻工业，毛主席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妥。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分工不是这样来搞的。对于轻工业，私人资本可以做，但地方国营企业同样也可以做。今天，我们有些部门和地方所采取的做法，与此十分类似，即要求国有企业把赢利的产业让给私人资本，搞所谓国退民进。这种观点与五十年代有人提议让私人资本做轻工业，而让国有企业做重工业，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种把地方国营工业与私人资本强行人为分工的做法，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不利于调动地方国营企业的积极因素，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是极其有害的。
多年来，在对“两个毫不动摇”的认识和贯彻上，我们有些党政干部是存在明显偏差的。他们既不理解“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强固社会主义经济根基和驾驭资本的前提，把“第一个毫不动摇”变成了名存实亡的空口号；也不理解“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本身就是驾驭资本的一种政策和方式，把“第二个毫不动摇”变成了只管支持不管引导的放任发展。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来说，共产党是必须要能够进行驾驭的，不驾驭，等于放任自流，而没有管理约束的放任自流，必然带来资本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轨道的恶性膨胀、野蛮发展，肯定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
对资本的驾驭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驾驭私人资本，就要管理好私人资本。管理就是负责任，管理就是统筹安排，管理就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不管理好私人资本，就会出大乱子，于国民经济非常有害，甚至危及国家政权。这种放任绝对不是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做法。以所谓完全放任来取代管理，于国家和社会不利，对私人资本同样也不利，是一种极不负责的做法。
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在我们的国民经济领域里占有一定的而且是比较大的比例。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当然要承担起必要的管理责任。那种以为可以让市场自由发挥，让私人资本实行自我管理的观点，绝对是错误的，也是脱离实际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大系统，有必要对所有在这个系统内的经济成分实行规范和必要的管理。私人资本当然也不能例外。
这种对私人资本的驾驭，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主要是在不断提高其依法规范、自主创新、劳资和谐、促进共富等社会效益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贡献。另外，对于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我们对于他们有可能对我们的经济造成的破坏和扰乱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不能容许他们为所欲为。相关党政干部，应该提高管理水平，掌握更为高超的管理艺术，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私人资本的内生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需要告诫这些私人资本，他们只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经济成分有机地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不断形成合力，他们也才会有更加宽广的前途。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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