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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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开国将帅》的票房不理想，令人遗憾。
为什么会这样？就影片本身而言，应该有这样两点原因：
第一，唐国强老师扮演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在观众中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无法在观众中召唤出激情，也无法令观众产生亲切的联想。
从2001年的电视剧《长征》算起，二十多年来，唐国强的表演，经历一个从令人耳目一新到不断重复自己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个从极为珍贵的神似到不伦不类的神异的过程。
到了今天，唐国强在银幕上呈现的形象，已经与人们记忆中神采奕奕，顾盼风生的毛泽东主席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了，只剩一个“霸道总裁”的单调模样。
最近这些年来，唐国强在银幕出演毛主席的机会，不可谓不多，但是，究竟哪一部电影中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呢？在不同电影、电视剧中扮演的毛主席，又有什么不同呢？
答案都是否定的。
试问，这种看一部等于全看的表演，又如何能够吸引观众？
第二，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这就是说，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哪怕是与伟人有关的题材，并不能自动唤起公众的关注与热情，只有直接（至少是间接）地回应时代焦虑，才能获得观众的支持与票房的回报。
《开国将帅》讲述的是1955年授衔的故事，这样的题材片，如果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定很受欢迎。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平等主义运动，刚刚遭受重大挫折，人们对重建等级制抱有幻想，各行各业都以相当大的热情搞各种衔级，当时民间流行的俗语“满街都是大檐帽”就说明了这一点。
可是，今天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了。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在绵密、繁复和广延等方面无以复加的等级社会，一般草根青年在这样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下面以及无穷无尽的阶梯面前，已深感无法喘息，无所逃顿于天地之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用为开国将帅授衔这件事，来为等级制背书，又如何能够赢得公众的热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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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毛主席对建立军衔制，一直是有保留的。因为在一支军队内部，建立平等主义的文化与制度非常困难，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教育和思想改造，但要建立等级制，却可能非常容易。
毛主席自己也拒绝了大元帅军衔。他说，“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
针对一些人争军衔、争级别的现象，毛主席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
除了毛主席对军衔制持负面看法之外，许多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帅，也对军衔制持负面看法。
五十年代末，彭德怀就在接见外宾时谈到：“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余立金中将等6位空军将领也联名向中央建议“取消编制军衔”，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中将等都向中央提出过取消军衔制的建议。
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少高级干部对军衔制提出了质疑，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符合我军实际。一位少将在发言中说：“军衔制度我本身就怀疑。古今中外，新旧式的国家军队都有军衔标志，但这并不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必须挂牌子……因此我认为应该把牌子摘下来，大操大典时再戴。”
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有“花”（指军官肩章上的军衔标志），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点和国民党差不多。
正是因为实行军衔制并没有给军队建设带来太多的积极效应，所以到了六十年代，取消军衔制已基本上是全军共识。
1964年8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在北戴河向毛主席汇报时，当面提出取消军衔制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和支持。
1964年11月，在经过认真研究后，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指出：
“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今天看来，《意见》对军衔制的批评，仍然是准确、中肯的。
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换上了至今闻名遐迩的六五式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面貌为之一新，军装成为全国青少年最向往、最时尚的服装。
“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这一时期的军政军民关系，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是我军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军队的战斗力，则在不久之后爆发的珍宝岛之战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
所以，我在想，如果唐国强老师在选择题材时，不是选择1955年，而是选择1964年，把重点放在梳理与回顾毛主席取消军衔制时的种种思考，展现他老人家为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崭新社会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岂不更有针对性，更能回应时代焦虑，也更有意义？
另外，从年龄上看，1964年，毛主席71岁，今年，唐国强也是71岁，扮演这个年龄段的毛主席，显然也更合适。而在《开国将帅》中，71岁的唐国强扮演刚刚62岁的毛主席，年龄差别太大，观众当然会产生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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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唐国强在塑造领袖形象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尤其是当初在《长征》中的表演，的确做到了神似，达到以前的特型演员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有人说，唐国强不应该说普通话，这是不对的。
银幕上的领袖，没有必要讲方言。当年看《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斯大林都讲一口东北味的中国普通话，观众没有觉得任何不协调，关键在于，声音要能够折射出领袖的性格与气质。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唐国强的表演遇到了瓶颈，迟迟没有突破。
希望唐国强能够持以宁静，沉潜一段时间，多读毛主席的书，融会贯通，在经过认真准备后，选择一个1964年后的重大事件（如取消军衔制，或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等）拍一部电影，再次达到神似的高度，塑造一个令人难忘的、为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为人类的解放而殚精竭虑的晚年毛泽东的形象，这样，也可以为自己扮演毛主席的艺术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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