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上报道的余永定老师11月18日在2023上财宏观论坛上所作题为《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主旨演讲，既对余老师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也对另外一些观点有不同的意见。余老师很谦虚，认为自己说得也不一定对，不对的可以批评。就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我提出一些应该还不算浅薄的看法，就教于余永定老师，同时也给决策者一些决策参考。不对的，也请批评指正。我主要依赖一些大面的数据，做大的理论探讨。我想，这种理论探讨对于找到中国今天应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真正方案是有好处的。
余老师认为，做报告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主线，需要有系统性，这是非常对的。但有了主线，有了系统性，也不能保证报告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比如，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市场主线，也很成系统，但它不是一个科学。现在国内许多原来坚决主张把西方经济学当作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也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了。在笔者看来，西方经济学既不能解释中国，也不能指导中国。可是，中国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太深了。余永定老师是比较了解中国的，然而，这个演讲有些地方还是没有完全从西方经济学的窠臼中摆脱出来。
余永定老师判断，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准通缩状态，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判断的重要性在于，在诸多学者只关心GDP增长率的时候，它使得党和政府能够更加注意价格的趋势。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到底对于通货紧缩是持欢迎态度还是反对态度。我的建议是考虑通货紧缩在当下中国的合理性。这一点，需要另文论述。这里，只是要指出，如果某些人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不要怕通货膨胀，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我就可以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要怕某种程度的通货紧缩，某种程度的通货紧缩是合理的。毕竟，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主动地系统地采取了数年的通货紧缩政策，而中国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保持了长期的价格水平不变。
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会影响就业。毫无疑问，这是重要的。但到底多重要呢？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有三次大的波动，经济增长率至少两次成为负值（一次是大跃进后，一次是文革开始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改革开放以来，直到十八大前，中国一直把增长率看得过重了，采取多种办法把经济增长率维持在8%以上，并在1997年、2008年两次推出内需刺激政策。十八大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才结束了这种局面。然而，还有不少人对经济增长率念念不忘。经济增长率没有那么重要，国外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率就已经很满足了。中国的高增长率要搞到什么时候呢？不要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在5%的水平就是衰退，或者就是没有走出衰退吧！为什么不把担心经济增长率的背后的原因说出来呢？说出来，才能聚焦实质问题，才能探讨经济增长率对于解决这个实质问题到底是否必要，是否充分。说到底，担心经济增长率就是担心就业，但就业问题的解决并不一定非要某种经济增长率。比如，为什么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呢？那是因为中国已经把失业问题给彻底解决了。而现在，只关心经济增长率，不关心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什么推动的，或者只认为民营经济发展推动就是好，不关心经济增长下的收入分配恶化，那是非常错误的。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的概念也没有多少用处，如果经济增长还是依赖房地产，如果增长的成果还是让少数人拿走，这种增长率有什么好呢？
如何看从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增速下降呢？根本上说，就是原有的模式走不下去了。中央对此做出了判断。中央做出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肯定也是经过许多研究的。因此，中央的这个判断也是得到了企业界的人士的认可的。企业界的人士开始减少投资，包括李嘉诚撤资等等。
余永定老师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提法已经被污名化了。我认为，如果叫作污名化，那也好得很。更何况，并不是污名化，而是实事求是了。这种西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政策组合早就该退出中国了，早就不应该被财政部和央行使用了。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不能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话语里打圈圈。那种逻辑是不可靠的。没有人能够在那个圈圈里把那种逻辑讲得好，一些人所谓讲得好，也只是某个小圈子认同，老百姓不认同。比如，为什么4万亿？经过仔细论证了吗？4万亿投资拉动了什么呢？对银行体系造成什么影响呢？为中国带来国际关系改善了吗？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结构改善、分配结构改善吗？四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说明，4万亿的投资即使在稳增长方面也效果有限。当然，我也看到，有人认为4万亿也有功劳。功劳是肯定有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综合衡量其效果。
余永定老师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忍受5%的通货膨胀率是合理的。这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的判断呢？中国的农民能够承受5%的通货膨胀率吗？那每年3%的通货膨胀率呢？这不是温水煮青蛙吗？煮个几年，老百姓就受不了了！余永定老师说，3%的通货膨胀率下，企业会不好受。企业为什么存在？还不是为了老百姓。但真正为了老百姓，主要依靠民营企业不是长久之计，除非中国的民营企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企业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为什么总需求不足？为什么它是当前的突出矛盾？总需求不足，就是人民群众对当前的生产结构、价格结构不满意。按照一般来说，价格高才不愿意买。这就意味着对于人民，目前的价格太高了。更不用说，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下，要买什么东西，只能看市场上有什么。我想有病了看中医，又有效又便宜，结果呢，没有供给。我想孩子上学，结果发现，上学成本这么高，毕业之后还没工作，我上学有积极性吗？我想有个房子住就行，不用买，可是，政府非要逼着你买。我想有块地种点菜，结果，政府把土地收上去，非要我到市场上去买。什么东西都要买，买到什么东西又不能我说了算，价格也没有商量，内需能足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所谓总需求不足，本质上还是供给侧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当然，我这里说的“供给侧”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马克思说，生产决定分配，决定消费。生产就是供给侧，分配也是供给侧。中国人如果把问题仅仅定性为总需求不足，就又要进入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话语怪圈了，就可能要再折腾一番了。中央提出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很好，是有助于需求提高的。但共同富裕怎样实现？还是要靠对供给侧的改革实现。如果中国人按照美国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供给侧，也会是瞎折腾。那样，就只能搞减税了。供给侧如果只理解成减税，就太幼稚了！中国一帮财政专家、财政大佬都祭出减税的大杀器，结果搞出来财政债务不断上升，还说中国的债务比率很安全，这是在跟西方比烂吗？为什么不好好地向毛主席一代人学习，搞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呢？中国今天高企的家庭债、企业债、政府债，不就是改革开放后一帮人觉得毛主席搞的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没必要，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哲学，甚至是犹太人的商业哲学搞出来的吗？毛主席那么伟大，能看不到借债也有好处吗？在借债有好处的情况下还不借债，为了什么？肯定是为了避免更为严重的不利后果嘛！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可以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定力。可是，现在这些人总不思悔改，还把中国的问题理解成内需不足，还要扩大债务，还要推动房地产“复苏”，这是要干什么呢？
中国有没有产能过剩？全世界较为发达的国家都有。产能利用率低了，企业找不到好的投资领域了，这就是产能过剩。当然，这种产能过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化解或化解掉一些。也不是说，过剩了，就不能生产了。即使在经济危机下，依然有些企业会生产。否则，社会怎么运转呢？但比如房子，中国产能过剩吗？当然过剩。能化解得了吗？恐怕只能让时间化解了。由此，可以设想其它领域，产能过剩一定存在。有没有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呢？当然有，比如，公路、铁路、钢铁、水泥、服装等等。但把这个问题提到多高程度，就不一定了。西方国家曾经把殖民主义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一种方案，中国肯定不能搞。外部化解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我们的问题还是主要从内部解决。
马克思说，资本家生产的目的不是供应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如果我们在某些使用价值方面已经得到了满足，或者由于私有化生产方式限制了财富分配的合理化，从而大多数人的社会消费能力无法真正提高，你再搞高速增长，价值也得不到有效实现，那只能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了。这时，如果再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货紧缩就会转成通货膨胀了。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概念是个很狭隘的概念，大致仅仅限于财政赤字可以扩张的幅度，不能乱用在中国。不然，我们提这样的问题：让中国农村大量人口继续向外转移，转移到城市，有效需求会不会增加？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是会增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城市化就是这样推动了有效需求增加。然而，当中国城市的产能过剩后，继续向城市转移人口，这些人口在耗光了自己的储蓄（能够增加一点有效需求）后，拿什么来维持接下来的需求呢？
余永定老师看来比较重视价格问题，这是对的。但余永定老师既然预设了5%的通货膨胀率是好的，因此，他就认为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是坏的，是要防止的。结果，余老师在认为西方经济学不合理之后，又回到了西方经济学的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实际上认为，如果没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会更加糟糕。为此，就需要放弃“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不超过3%，国债对GDP的比例不超过60%”的标准。既然按照余老师的逻辑，“这两条东西可以说被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抛弃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死守呢？
我认为，中国不能把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这两条标准作为标准。中国应该给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我们应该学习毛主席时代，把零赤字、零债务作为我们的标准。这两条标准就可以限制某些政府官员的胡作非为。这是天方夜谭吗？我认为不是。这是花钱效率的问题。为什么不搞少花钱，多办事的事情呢？为什么要大大咧咧地花钱呢？提出这两个标准，就会逼着政府官员提高自己，真正把工作做实。而不是一有经济上的风吹草动，就在发行赤字和债务上动脑筋。借债谁不会呢？而且，中国一旦突破对债务的警惕，未来走上美国的道路也就不远了，非得等到彻底崩溃才会重建财政纪律。从这个角度看，我不认为，最近新增1万亿国债，使得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到了3.8%是个进步。相反，我认为是个大退步。我之前看到，有几位学者在大叫增加债务。不知道这些学者是否得到了某些财政官员的授意。你不能把增发债务就看作是“调整了我们的政策”吧？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面对债务的看法依然基本是负面的。如果我们把增加赤字和国家债务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信条的突破，我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恐怕又增加了一些危险。在毛主席时代，我们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现在，中国人真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吗？我们党现在是处于当年那种极端困难、留下陈毅同志坚持在南方打游击的情况吗？为什么不讲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
余永定老师还认为，很多人批评央行超发货币是完全文不对题。余老师认为，“超发不超发，主要看我们有没有通货膨胀”。余老师的逻辑恐怕是错了。从超发货币到通货膨胀不仅有一个传导时间问题，而且有一个梗阻问题。这个梗阻就是，超发的货币可能大部分进入到了房地产、股市、贪官的家里等等。这样，超发的货币就不会在消费品的价格上表现出来，就没有通货膨胀了。也就是说，有通胀，必有超发；但有超发，并不一定有通货膨胀。因此，不能根据通货膨胀来臆测货币超不超发。似乎余老师反对货币数量论，但又陷入到货币数量论的逻辑中去，而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还有，中国一般用于描述物价水平的指标，很显然没有把中国的住房价格赋予应有的权重，因此，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标是扭曲的。从这一点看，也不能把有无通货膨胀看作是有没有超发货币的依据。——这里，我不是指责中国的统计机关，因为世界上的统计指标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做参考。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认为，某个人或某些人在某种情况下设计的一种指标总是符合自己科学研究的需要。决策者也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统计指标就做出决策，必须仔细衡量统计指标的准确度，必须辅之以更为细致的调查研究。
余永定老师还认为，中国还有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非常大的空间。他没有提出理论依据来，他的经验依据就是：（1）新加坡是咱们的榜样，债务对GDP的比例是118，而中国如果不算上地方政府的债务（隐形债务、平台债），我们只是50%多；加上平台债，我们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是超过100，多一点，依然好于新加坡。（2）我们的财政状况比世界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要好得多。（3）中国去年股市市值是78.7万亿，股市市值对GDP的比是37%，美国是152%。虽然银行贷款对GDP的比，咱们是176%，美国是48%，但从依赖外部融资的角度来讲，中国还比美国小，所以不能说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太高，不让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然而，看来，余永定老师没有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或者没有深入读下去，没有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实际读下去，甚至连债务自身的逻辑也没有想完全。
马克思说，“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9页）。也就说，在马克思看来，国债制度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我想，中国的国债发行对于中国某些人的原始积累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且，在中国有许多有钱人的情况下，发行国债很可能成为这些有钱人用钱生钱的手段，毕竟，国债利息高于银行。比如，国债利率为4%，一个人拿1亿元买的国债，年利息收入达到400万。这笔钱可以供400个年纯收入为1万的农民的生活。新增1万亿的国债，国债购买者年利息收入将会是400亿，这可以供400万年纯收入为1万的农民的生活。然而，一般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国债市场之外的。他们没有机会、没有信息、没有意识购买国债。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市场经济这么发达，农民虽然脱贫了，但依然生活困难。
发行债务不是终结。马克思指出，“普鲁士国家打算用什么偿付即使不是按5%而只是按3.33%的利率付给的利息呢？用新的税收，如果普通税收不够，就用新的强制公债来偿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5页）。恩格斯指出“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发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公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5页）。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资本主义债务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中国的债务有没有无限扩大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还说，“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3-825页）。中国当然有许多大银行不是私人的，但也有不少大银行是有私人股份的。中国的这些银行即使没有把货币贷给政府取利，也通过给企业贷款，给购房者贷款取得了巨大的利益。扩张的货币政策难道不是给银行更多的贷款资金去获利吗？而老百姓能够第一手接到银行的货币吗？
所有这些，都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人士很少考虑的。但我想，这些正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当年所考虑的。他们的这种考虑决不是不懂经济，而是太懂了。我们今天的人们反而不懂了。今天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太多了，反而以为毛周错了。这就如中国今天许多人学习西医多了，就不信中医了。这不是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先辈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应有的态度。
如果我所说非虚，那么，中国在什么时候退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呢？我的看法是现在就退出，永远地退出。只有这样，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才能更多、更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我们国家的政府运作的重要领域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才能把这一根本制度落实。这需要在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决策层、研究层注入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血液。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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