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之后，那时高校老师们主要的任务是讲课。而且那时的讲课还是比较讲究的。老师们备课都很认真，而且也经常进行讨论，像是在集体备课似的。
当时在高校教师中，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的并不多。学校一般也不会对教师提出有关论文写作的具体要求。所以老师们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似乎做学术研究，写学术论文，在一般老师那里，都是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教书才是教师们的本职工作。那时的教师们工资也都不高，学校也想不起用什么激励机制来鼓励教师们进行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一般学校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激励教师们写学术研究的论文。
当时也有老师在研究学术方面的问题，也在写学术论文。但这都是靠着教师们个人自己的学术研究兴趣来做的。另外，有个别教师，由于存在讲课方面，或者因为口齿、或者因为方言口音方面的问题，实在无法登上讲台，于是学校也就不排他们的课。这些教师倒有可能在大量的空闲时间里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撰写一些研究论文。但这样的情况是极少数。
到了九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因为这时已经开始有更多的教师愿意进行学术方面的研究，也愿意向学术期刊投稿，发表论文。这些写作与发表论文的教师依然是依赖于他们个人的学术研究兴趣。但还是有更多的教师对此依然不太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有点空闲时间干什么不好，写学术研究论文有什么用? 没人给你发钱发奖金。而且你发表了论文和没有发表论文，在收入上也没有差别。当时还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职称评定，所以人们也看不出发表了论文的教师与没有发表论文的教师在待遇上有什么区别和不同。
后来，大概校方普遍认为，要提高一所高校的学术地位，教师们要研究学术、发表学术论文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于是，各个高校就开始制定有关论文发表的指标，以及与指标挂钩的奖励办法，以激励更多的教师去研究学术，发表论文。在这样的外在环境下，确实有一些原来不太想动的教师现在都动了起来。他们开始愿意花些时间，来考虑学术方面的问题，也尽力开始撰写相关的学校论文，并且寻找投稿的刊物和机会。
在这个时候，职称评定就与论文写作挂上了钩。职称评定不仅要有足够的论文发表数量，而且还要规定论文所发表刊物的级别。严格说来，刊物级别其实很难确定，更没有一致的标准。但是人们自有一套办法。比如说，就文科学科而言，能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被认定一定是高质量、高水平的。至于其文章内容到底如何，水平如何评定，质量如何确认，都只是依靠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来定。如果是发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文章，一般也会被认为水平不会太差，但比起发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就会被认为一定稍有逊色。如果是发在地方师专学报上的文章，不管是哪一级的评委，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篇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文章。不过，有一年，可能是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评定本单位优秀论文时，没有遵循这种只看刊物级别的办法，而是对申请报奖的论文逐一认真进行研究和讨论。最后有一篇优秀的论文被评为一等奖。而发表这篇论文的刊物只是宁波师范专科学校的学报。
看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是敢于走一条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的。只是这样的单位在现实中实在太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家也扭转不过来那种形而上学的思路和办法。绝大多数高校在评议论文时，首要的标准就是看论文发表在哪个级别上的刊物上。我问过负责论文评估的一位负责人。他的回答倒也直接，他说，如果挨个让评委进行盲评，那么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时间成本、人脉成本，费用成本，主要就是时间成本负担不起。而凭着刊物的级别来评审，至少可以先刷下来一批，后面的再进行细评，就会省事得多。
图省事，这是这类论文评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指标，省事就意味着成本的节约，虽然可能里面会把真正质量和水平都很高的论文给评下去，而让那种很平庸、无建树、无特色、水平很一般的，但因为有人脉关系的论文被评上来。这既不公平，又很荒谬。
再后来，在评定职称方面，又在给教师压上新的法码。教师们不仅要写足够数量的论文，而且还必须要有课题。这里的所谓课题，必须是别人给经费的，如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如果申请不到基金，你找一个单位同意给你赞助，给你一个课题，凭这样的课题，也能在职称评定上占有一定的分数。我就看到过，一位研究边疆史的历史学者，为了评职称，通过关系弄到一个城市自来水公司的什么课题经费。这个学者的研究方向，跟自来水一点关系也没有。然而他如果没有这个课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费，哪怕这笔经费只有一两千元，那他要评审教授，是没有跨过门槛值的。这是不是相当于逼着鸭子下鹅蛋？
后来，在申请正高职的条件上，有的学校又加上一条要求，申请者必然在国外有过留学的经历，或者至少在国外进修三个月以上。于是没有出过国的老师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请国外的大学给自己发邀请信，以便能够争取到做三个月及以上时间的访问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自己要搭上多少钱，没有人统计过，但肯定是要自己搭钱的，不搭钱，国外的大学凭什么给你发邀请函？老师们心中的苦处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后来北京大学搞出一个据说是跟美国学的tenue方式，搞什么非升即走，其他高校也有样学样。这就弄得高校一大帮准备申报副教授的博士，以及准备申报正教授的副教授们鸡飞狗跳。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在办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学吗？这不是把老师当成资本主义被雇佣的劳动者了吗？这种tenue哪里顾得上教师们的死活？哪里还要考虑教师们将来的生计。纯粹就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你能干就让你干，你干不了，达不到我的要求，那你就必须走人。至于你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工作是否理想，是否符合你所学的专业，你的生活靠什么维持，对不起，这都不是校方要考虑的问题。
这个所谓tenue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我不是太清楚。似乎有的高校还在搞这一套，有的高校发现这一套并不怎么样，整天搞得教师们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放弃了。那种管理方式不要说提高教学质量了，连维持教学的正常秩序都有困难。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管理办法，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
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学肯定不能再接着走这样的路子。人们都说，教育的关键要素就是教师。如果教师整日人心惶惶，心不在焉，这样的教学怎么可能会出来高质量？这不是在提高教育质量，这是在摧毁中国的教育事业。出这个主意的人说是该杀可能有点过分，但绝对是应该得到必要的惩治的。有人说，搞教育，必须要让教师心情舒畅。这么多压力压上来，教师们心情如何才能舒畅。这没有任何可能性嘛！当然，高校的管理也是必要的，但管理必须人性化，不能搞泰罗制的那一套。
资本主义的泰罗制，或许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压榨出一定程度的效率，但绝对不可能让人的心情得到任何愉悦。而任何创造力和想象力要发挥作用，一定是需要在心情愉悦的环境中。压榨出不来创造力。说句不恰当的比喻，要让牲口干活有劲，除了要给牲口吃精饲料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不能总用鞭子抽打它。鞭子的抽打或许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逼着牲口加劲干活，但时间一长，牲口肯定会心情压抑，绝对影响干活效率。人更是这样。泰罗制的管理可能在短时间内提高劳动效率。但这样的效率绝对不可能持久。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力的使用寿命一定会快速缩短。资本主义的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如果我们的高校还在用那种资本主义的压榨方法，以图获得较高的教育效率和科研成果，绝对是不可能成功的。
目前国内某些高校的这种管理方式，与美国当年在工业生产企业管理中所使用的泰罗制十分相似。所谓泰罗制就是把工人在班上的时间计算得非常精确。你在班上应该工作八小时，那么对这个八小时要做到最充分的利用。生产一个工件要用多少时间，那么在八小时之内就必须要达到这个生产定额。在八小时内，可能把你吃饭的时间，上卫生间的时间都打出来，那么剩余的时间必须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这样把所有的时间都掐得非常精准，一秒钟都不会被浪费。这就所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榨取工人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这些年来陆陆续续听到一些悲剧的发生。在某个高校，有某个在职的博士，因为没有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被评为副教授，前景可能非常暗淡。这个情况导致这位博士焦虑万分，一时想不开，走了绝路。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这是很大很严重的悲剧。国家培养一个博士是多么不容易。博士自己走到今天也多么不容易，就为一个很不人性、很不合理的规定就断送了宝贵的生命，这实在太令人痛心了。别的不说，如果这类事件今后还会发生，证明我们的高校管理确实出了问题，而且出的是大问题。这样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如果我们的高校也像资本主义的企业对工人那种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教师，那么我们的高校就成了什么了？这样的高校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高校吗？这样的高校还能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吗？答案只能是，完全不可能。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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