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三篇文章。一篇是原哈马斯领袖谢赫·哈珊·约瑟夫的儿子摩萨·哈珊·约瑟夫的《我不再是仇恨的炮灰》，一篇是以色列预备役少校军官尼尔·阿维沙伊·科恩在回国参战的路上写就的《我在回国参战的路上，但巴勒斯坦不是敌人》，还有一篇是一位曾经在耶路撒冷做了15个月田野调研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录《对巴以冲突，我不像别人那么悲观》。
这三篇文章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三位每个人都有一个很独特的角度，要么身在其中，要么近身观察。第二，这三位，特别是前两者，虽然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态度都比较平和，努力在讲述自己心中的道理。这样，我们就可以窥见到在仇恨和炮火后面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我不再是仇恨的炮灰》实际是别人根据约瑟夫的自传《哈马斯之子：恐怖组织头号叛徒的告白》一书改编的。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形成的反思。
我们在文中，能够读到滋生极端主义的更深层背景。穆斯林兄弟会创办人班纳是埃及的一位小学教师。他面对的现实是：贫困与失业。这是落后国度中最下层人的基本现实。而其时，“西方世界迅速工业化，受此地的矿产资源吸引而纷纷远渡重洋而来”。同时，酒精、赌博和色情也随之而来。班纳将这一切归咎于西方世界，并深信回归伊斯兰的纯淨及简朴是同胞们唯一的出路。
于是，宗教成为对抗的工具。
约瑟夫认为，人们对伊斯兰教的印象，往往是笼统而又刻板的。其实，伊斯兰教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一方面，它有着怜悯及爱的层面，关心穷人、寡妇及孤儿，建立教育和慈善机构；另一方面，又鼓动圣战，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哈里发政权。
谜团就在于，这两个层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又是如何从中产生的？
约瑟夫提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解释：伊斯兰的信仰生活如同一架梯子，祷告及颂赞阿拉是第一阶。当信徒帮助穷苦有需要的人、办学校、支持慈善工作，他便开始往上爬。而参与圣战则是梯子的顶端。梯子很长，很少有人上去看看顶端到底有什么，爬梯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果按照这个梯子的比喻，约瑟夫认为，实际上有三部分人，传统的穆斯林站在梯子的底层，对自己没有真实活出伊斯兰的信仰而自责，顶端则是大家在新闻报导中看到为阿拉及古兰经的荣耀滥杀无辜妇孺的基本教义派，中间分子则位居两者之间。但他认为，有时中间分子比基本教义派更危险，他们看来十分温和、不具杀伤力，但你却不知道他何时将跨上梯子的最后一阶到达顶端。许多自杀炸弹客原本都只是中间分子。
约瑟夫的这个看法，可以给人们一个启示：一种宗教与极端分子有没有关系？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与不是的问题。
《我在回国参战的路上，但巴勒斯坦不是敌人》所展现的是，则另一种内心的纠结。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时，作为预备役军官的科恩，正在美国出差。随后，他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要求他回国参战。
科恩知道，一踏上国土，他将面临的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作为一个预备役军官，这对于他责无旁贷。据说，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已经有十几万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赶回或赶到以色列，准备参加战斗。这是在经历180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有了固定家园的民族的自然反应。
但在坚定的行为背后，不见得没有内心的纠结。科恩说：我现在要去保卫我的国家，对抗那些想要杀死我的人民的敌人，这些敌人是被极端分子控制的致命恐怖组织。但巴勒斯坦人不是敌人，生活在我们身边、地中海和约旦之间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就像大多数以色列人希望过上平静、和平和有尊严的生活一样，巴勒斯坦人也是如此。
文章尽管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但只是一篇急就章。在这篇匆匆写成的文章中，科恩反反复复要传达的是两个意思：我要参战保卫祖国，但同时必须把恐怖主义与穆斯林区别开。同时，他对眼前的悲剧提出一种自己的理解：关键是双方的极端主义。我们必须觉醒，不能让极端分子统治一切。
其实，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篇访谈录，《对巴以冲突，我不像别人那么悲观》。赵萱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人类学家，他曾经在耶路撒冷做了15个月田野调研，并出版了《耶路撒冷以东：一部巴以边界的民族志》一书。在这篇访谈录中，赵萱以实地调查为基础，讨论了他对当前冲突以及民众心态的看法。
首先，赵萱对中东局势做了一个令人有启发的判断：冲突实际上是在逐级变低的。他说，从第五次中东战争以后，中东战争就从阿以冲突（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变成巴以冲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现在我看已经有媒体说是加以冲突（此次发起袭击的哈马斯控制的主要地区是加沙地区）。换言之，战争正在从国家之间，变成以色列和“内部他者”之间的战争。总体上来说，这些年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是和解的趋势。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那里普通民众的内心世界。而这也正是人类学的关注焦点。
赵萱说，一些媒体的报道，会让人们觉得巴勒斯坦人都有很强的政治诉求和倾向。但在我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更愿意自下而上看问题。政治当然重要，但政治不是生活的全部。不少巴勒斯坦人还是更在意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是否有纯净的水源等日常。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那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柴米油盐可能也是每天最大的关心。
赵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铁板一块”的巴勒斯坦。因为不同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境遇是不同的，比如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的难度不一样，生活水平不一样，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会不同。
老实说，尽管大家现在都很关心中东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对中东地区，尤其是对巴勒斯坦实际状况的了解，都是很有限的，有些印象也都是很模糊的。而赵萱的实地调查，为我们的认识增加了细节，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
比如难民。赵萱说，我去过约旦河西岸的一些难民营，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由以色列主导的不同的城镇和居住区。虽然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可能情感上觉得受到歧视，但人毕竟是感性和理性兼备的动物。现在这样，收入比较高，比较安全，也更有保障，所以不少人也接受这种状态。当然他说的是约旦河西岸，加沙的情况可能不同。
还有日常生活的交集。赵萱讲道：有的定居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常生活中，说完全不害怕也不可能，但楼下一般会有相应的安保措施。在这种地方居住，你必然和巴勒斯坦人有交集。比如说举办婚礼，这些定居点的犹太居民也会送礼物，虽然可能不会参加婚礼。
特别让我有感触的是，赵萱讲到他的一个房东，一位做家具生意的阿拉伯人。他的大量客户就是犹太人定居点的居民。按一些人的想象，他应该对定居点的“占领者”有刻骨仇恨，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讨厌犹太人。他跟犹太人聊天，讨价还价，与我们跟装修工人砍价没什么区别。他甚至说，从纯商业的角度，犹太客户可能比巴勒斯坦客户还好，因为犹太人相对来说更有钱一点，付款更有保证。
那他是不是真的爱和犹太人做生意？也不一定。他的回答是“This is life（这就是生活）”。这里面有无奈，但也反映出这是一部分人的生活态度和状态，普通人不可能一天打打杀杀，还是要面对家长里短。
是啊，这就是生活。其实，一个世界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区也好，如果生活成为人们内心世界的核心，很多的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什么时候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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