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史册，有人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习惯上将晋朝分为西晋、东晋，又习惯上将宋朝分为北宋、南宋。但是，却从没将明朝称为北明和南明的。
为什么？当然有它的道理。
无论东晋还是南宋，虽然是作为西晋和北宋的延续，但它们有很强的独立性，形成了长时期的稳定的统治。而南明却不同，虽然是晚明的延续，它与清朝之间虽然也有很大的可能形成像南宋与金朝那样的南北格局，但事实却是——它很快消亡了，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无论从时间跨度及影响力方面，都远远未能与明朝分庭抗礼。
南明，只是明朝在夕阳刚刚落山之后，在历史天空留下的一道影子。而这道影子又受到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致命的影响，从一开始便带有无法摆脱的悲剧色彩。因此，提到南明史，我们理应从崇祯皇帝说起。
崇祯皇帝习惯上被人们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为什么是亡国之君？很简单，明朝在他的手中结束了。为什么又不是亡国之君？道理似乎也很明白，因为崇祯与许多亡国之君不同，他很有才干，勤俭治国可谓殚精竭虑，所以他自己经常感慨：“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连他的仇敌李自成也认为“君非甚黯”；他的老对手清朝统治者则称：“朕思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李清：《三垣笔记》)，并在祭文中写道：“唯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于中敏等：《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六)；更不用说明朝的遗老了。许多后世的史学家也认为崇祯不应该是“亡国之君”，认为明朝之所以亡，不是因为崇祯而是因为长期的透支使明朝大厦已无人能支，而崇祯是个倒霉蛋。
不过，笔者在这儿有一问：倘若当时不是崇祯当皇帝，而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人作天子，甚至是像南唐李后主只会花前月下填词作曲的人做皇帝，而他的朝廷中有一位像张居正那样的人物在主持政事，那么，明朝会那样快地结束吗？
当然还可以有许多假设。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那么，反过来说，尽管明王朝的灭亡是许多偶然因素累积出来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长期的腐败造成的必然结果，但无论如何，崇祯就是亡国之君！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从客观角度看，崇祯有着铲除权宦魏忠贤等许多伟大的政绩，但他也有致命的治国及性格缺陷，尤其在关键时候，他不仅自毁城墙地将袁崇焕杀掉，不仅没能果断地迁都……而且，他没有丝毫远见地将朱氏江山可以延续的根本给斩断了！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前，崇祯可以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南方安全地带，这虽然有一定难度，但可以想办法做到，起码可以将其中的一个儿子送到南方，但崇祯没有去做。这件事看似家事，但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王朝，此事关系到帝国存在的根本，而根本一断，势必给后来者留下无法解决的难题。窃以为，南明乱事纷纭，其重要根结即在此。既如此，此事当然应该细说一下了。
其实，在明王朝最危险的时候，崇祯仍有好几次可以回旋的余地，但均被他自己破坏了。当山西全境被李自成起义军全部占领后，京城已是岌岌可危。此时，北方不稳，民心大乱，但是南方却相对稳定，南京作为明朝的另一个都城(留都)，有着完备的机构和官员，也有大量的军队和广阔的疆土。因此，驸马都尉巩永固劝谏崇祯南迁，说：“若南迁，可召募义兵数万人，寇乱不难平也。”崇祯问：“召集那么多人容易吗？”巩永固回答：“岂独数万，果如臣策，即数十万度可必致。若徒守京师，京师已玩弊久，只坐困无益也。”(见《流寇长编》卷十七)形势紧急，朝臣李明睿也上疏，称：“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皇上召与之谋，必能摧陷廓清，建中兴大业……”崇祯渐渐有了南迁的想法，但这一想法却受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等人的阻挠，光时亨显然害怕南迁会损害自己的个人利益，于是上纲上线地将“南迁”斥为“邪说”，并称：“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光时亨的扬言在朝廷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南迁之议暂告段落。可是，随着形势的更加危急，“南迁”似乎成为最可行的办法，此时又有朝臣出来发言，客观地分析时事后请求皇帝南迁，然而又遭到言官们的强烈抨击。反对南迁的朝臣们后来多有叛变明朝投降李自成的，他们或许有他们的小算盘，而崇祯皇帝此时最能感受到迫近的危险，也最想实现“南迁”，但是，他还要顾虑到自己的名誉，不愿意承担放弃京师的恶名，希望能在朝廷重臣的提议下实现“南迁”，而不是自己提出来。所以，他一再征询内阁首辅陈演和魏德藻的意见，而此二人，前一人坚决反对南迁，后一人始终不予表态，崇祯非常恼怒却也无可奈何。南迁之议因此一再耽搁，等到起义军就要攻到北京，朝廷已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朝臣们的意见仍不统一。崇祯皇帝面对沉默的大多数，愤愤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拂袖而去。南迁之议自此夭折。
写到这儿，笔者不禁要问：崇祯骂朝臣为亡国之臣，认为是因为朝臣的无能而使南迁无法实现。可是，作为一朝的主政者，崇祯可以很轻率地就将袁崇焕杀死，而在节骨眼上却不能果断而理性地南迁。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这该怪谁呢？
很快，李自成的军队打到了北京西直门外，整个京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局面已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此时的李自成并没有灭掉明朝的打算，而是提出谈判条件：只要崇祯割西北一带，让李自成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两，李自成便可退兵。这对病入膏肓的崇祯帝自然是一根救命草，同时也是拯救明王朝最后的机会，崇祯帝理应接受。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直到这个时候，崇祯帝仍然再三征询魏德藻的意见，希望魏德藻承担割地责任，而魏德藻故伎重演，仍然三缄其口。到最后，崇祯帝虽然气急败坏，但仍无勇气自己承担谈判的责任，更没有理性地分析：此次谈判，可拯救整个明王朝呢！于是，崇祯帝令人不可思议地将自己及整个王朝逼上了绝路。
崇祯不仅自己没有离开京城，而且也不让自己的儿子南下。虽然有朝臣多次建议先将太子送到南方，但崇祯没有采纳。吴伟业分析：“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国请而后许。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吴伟业显然有意为崇祯开脱。事实上，崇祯或许有点顾虑儿子出京后的安全问题，可是这不是关键。
当京师危急，有人表示愿意护送太子到南方的时候，崇祯仍没有任何反应。而只是在城将破自己将死前，叮嘱儿子：“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吧！不必恋我，朕必死社稷，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尔等切要谨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为老爹，幼者呼为老兄，或称为长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军人为户长，或称曰长官。”这是崇祯对儿子们最后的关心。然后，他又说：“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日戒也！”他死意已决，也无法保护儿子们了，最后痛苦地说：“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这种生离死别的情景足以让任何人伤感，不过，我们暂且摆脱感情的约束，来分析一下崇祯的话，他的话中固然有爱子深情，但此时已完全陷入了个人的义气之中了，他已没有那种圣君们为王朝的延续而应有的长远想法。从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崇祯没有送自己的儿子去南方。而这一点，却恰恰是南明政权最为根本的问题。因为没有正统的接班人，于是出现很多具备相同资格却又很有争议的继承者，这势必引起混乱，也势必为投机者带来很好的机会。
(作者为中国文史出版社科教图书编辑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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