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总书记这番讲话的精神为我们打破传统理论的禁锢、扎根中国实际并继承中国学术传统的自主性知识追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笔者在新世纪初强调“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与发展之路”和“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黄宗智先生在2009年和2012年倡导“追求自主的学术创新性”和“带有中国主体性的”知识体系，都是这种“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努力。
在这方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物资驱动货币理论和薛暮桥先生的“物资本位论”无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典型案例之一。薛暮桥先生在对外贸易中推行关键物资专卖的灵感来源很可能来自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盐铁专卖，而其“物资本位论”显然同样来自中国古代的常平仓理论和实践。在笔者看来，薛暮桥是我们目前“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先驱和榜样，而这一切与现代货币理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目前我国正处于如何度过“慢性经济萧条期”的历史大转折之际，现代货币理论为解决我国四十年未有之困局提供了革命性的思路。在此历史关头，深入研究现代货币理论，并以该理论为基点，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国古代财政货币和宏观经济管理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不仅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而且对于我们开辟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基准、共同富裕为特征的“黄金时代”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为贾根良等著《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跋》，在此发表，略有修改。
《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
跋
本书旨在于反映中国学者（包括两位旅美华人学者）有关现代货币理论的研究成果。全书共收录论文14篇，其中8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理论经济学》、《财政与税务》、《世界经济导刊》全文转载，1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编转载。本书各章作者如下：序言、导论、第十章、第十一章、跋（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第六章至第九章（贾根良、北京理工大学讲师何增平博士）、第一章（中国人民大学李黎力副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讲师张红梅博士）、第二章（李黎力）、第三章（陕西师范大学刘新华教授）、第四章（刘新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郝杰），第五章（陕西师范大学缐文教授），第十二章（美国威拉姆特大学梁燕教授），第十三章（美国丹佛大学助理教授黄逸江博士）。
虽然本书的作者们在2010年就已开始发表现代货币理论的研究成果，但本书的论文都是从其2012年以来特别是近四年来的成熟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在目前学界对现代货币理论存在很多歪曲解读和错误评价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它可以使读者“原原本本”地了解其基本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其中部分论文来自笔者在《学术研究》组织的《现代货币理论专栏》（2020年第2期）和《现代货币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笔谈》（2022年第8期和2022年第9期）。在这个《跋》中，笔者首先简要地谈谈自己研究现代货币理论的心路历程以及其与现代货币理论传入中国的关系。
笔者之所以对现代货币理论感兴趣，最早来自于31年前就已知晓的“货币国定论”或国家货币理论：1992年上半年，我购买了胡寄窗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在这本教科书中，我读到了作者对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1905）的介绍。胡寄窗先生对这种货币理论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全世界以国家发行的纸币作为唯一的流通工具的今天，特别是以电子信用卡作为支付转账的不久将来，克纳卜（即克纳普——引者注）之说是否会死灰复燃，登上历史舞台，有待于历史的验证。”在当时，笔者就对“货币国定说”复兴的可能性深以为然。
大约是在2006年，笔者在米尔斯的《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九章《经济学与未来》中注意到，作者在对为数很少的有前途的研究领域进行评价时指出，“货币国定派”是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新的、其影响也许还会继续增长的思想流派，我这才知道“货币国定论”在经济学中已经“死灰复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笔者认识到国家货币理论对破除美元霸权和实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重大意义，因此，笔者在该年开始指导学生对“新货币国定派”进行跟踪研究。2010年，贾根良等著的《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对“新货币国定说”做了简单的评述；2011年，在笔者指导下，李黎力副教授撰写了国内第一篇研究现代货币理论的硕士学位论文，并与笔者合作在2012年发表了《货币国定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新发展》。
实际上，在国内最早发表有关现代货币理论研究论文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商学院的刘新华、缐文两位教授，他们曾作为访问学者，跟随作为现代货币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兰德尔•雷教授从事研究，因而在2010年发表了《货币的本质:主流与非主流之争》等论文。2012年6月，兰德尔•雷在刘新华教授的陪同下，应邀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进行学术交流。自此之后，以笔者、刘新华、李黎力和缐文等为核心，在国内形成了研究和宣传现代货币理论的学术共同体，早在2019年现代货币理论席卷经济学界、财政金融界和政界之前，我们就已经对现代货币理论经常进行交流和探讨。
作为一本名为《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书籍，如果不谈谈现代货币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关系，似乎会有“数典忘祖”之嫌。在本书的序言中，笔者对疫情后如何重振中国经济提出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战略构想。因此，在这里，笔者再从经济思想史和基本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现代货币理论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做一简单说明。
首先，作为人民币的前身，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货币斗争实践及其货币理论不仅是“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先驱，而且也提出了不同于该学派的一些原创性理论，如物资驱动货币理论和“货币斗争、贸易管理与生产建设”的战时宏观经济管理框架，对于我们今天继续贯彻“人民币为人民”的货币原则和对外货币斗争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与国民党的法币不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行的各种类型货币不以贵金属或外汇储备作为发行的基础，它一诞生就是主权货币，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埋葬了金本位。从人民币的前身到人民币诞生，以及一直到现在，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的本质从未间断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日等国货币作为主权货币是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才诞生的，这种重大历史区别的意义在我国经济学界从未得到过深入探讨。
2011-2012年，笔者曾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山东革命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和薛暮桥的货币理论专门进行了一番研究。笔者不仅将北海币看作是“货币国定”的典型例证，而且，笔者发现，中共山东革命根据地“排法禁伪”（排斥国民党的法币和禁止敌占区的伪币）的货币斗争是世界货币战争中非常成功的典型案例，但笔者一直没有时间撰写相关研究论文。2020年12月，笔者在第十二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指出：“薛暮桥先生在货币理论上是有自己独创性贡献的，我将其理论的某些方面看作是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先驱，薛暮桥先生的货币理论是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对敌货币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对我们目前针对发达国家的货币斗争仍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例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对外贸易中对关键物资如食盐、花生油等实行专卖，规定根据地外部商人购买我物资必须使用北海币，而稳定物价的“物资本位”制度使北海币币值相对法币和伪币非常坚挺，以至于敌占区民众乐于储藏和流通北海币。这种成功的经验揭示出：掌控稀缺的关键物资（和技术）并在对外贸易中以此驱动本国货币被别的国家所接受，很有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中一种主权货币国际化得以成功的基础性原因。俄罗斯政府在俄乌战争中规定购买其石油必须使用卢布结算，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成功经验在当代的再现。当然，两者的成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但其原理是普适的。但是，这种理论在目前的货币国际化理论是“名不见经传”的。然而，在笔者看来，离开北海币对敌货币斗争成功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和运用，人民币国际化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现代货币理论虽然是外来的学说，但在中国也有其历史渊源。中国货币史权威彭信威教授指出，“汉代法家的（货币）国定说，以为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其所以能流通，是因为帝王或政府所倡导或制定。这种说法和近代克纳普等人的学说很接近。”在笔者看来，西汉的法家人物如贾谊、贾山、晁错和桑弘羊等人都是货币国定说的“先驱”。文帝时期的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薛暮桥先生所谓金银“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薛暮桥语，1945）很可能就是从晁错的这句话演化而来的。汉代法家的“货币国定说”为汉武帝实施国家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将货币发行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为汉武帝在长达四十四年的反击匈奴战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资保障。
又如，中国古代常平仓是“就业缓冲储备”理论当之无愧的先驱。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管理框架，就业保障（就业缓冲储备）构成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架构，其诞生直接受到了中国古代常平仓理论在西方国家传播的影响。留美博士陈焕章在19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介绍了常平仓以及王安石对常平仓的创造性运用。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说明，“大萧条”时期担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受到《孔门理财学》的启示，在20世纪30年代成功地推动了对美国农业发展影响深远的《农业调整法》以及相关改革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金融投资家格莱汉姆认为农业常平仓不足以有效地稳定宏观经济，因此，在华莱士的启发下，他提出了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都纳入缓冲储备的“现代常平仓”理论。笔者在阅读英文文献时发现，作为现代货币理论的另一创始人，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米切尔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就业缓冲储备”理论——“劳动力常平仓”时受到了格莱汉姆著作的直接影响。
再次，现代货币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于现代货币理论来说，不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卡莱斯基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资本主义货币型生产理论是其重要理论来源和构成部分，而且它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之间也不存在矛盾。然而，尽管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一再做出这种声言，但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仅“不领情”，反而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站在一起，对现代货币理论不断地进行攻击。
在笔者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述经济学家对金本位与主权货币制度的本质不同缺乏了解。就此而言，现代货币理论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本差别就在于马克思的著述都是在金本位制度之下进行的。在这种货币制度下，价值规律对商品生产和政府行为具有同样的支配性影响。一个具有征税权的政府为了公共目的，虽然可以采取与利润考虑相反的行动，但它这样做的能力在财政上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它承诺按固定汇率将货币兑换成黄金，因此，国家的财政能力受到黄金这种货币商品的生产的制约。但是，一旦国家放弃金本位并行使其发行法定货币的特权，那么，主权货币政府的财政能力就不再受到黄金生产或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的制约，国家财政能力就从这种不适合现代货币型经济的黄金“紧箍咒”中解放出来了。
然而，虽然国家财政能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非政府部门的一般商品生产仍受价值规律和预算约束支配。因此，尽管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一种“金本位时代”的理论，但它并非如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拉沃所说的是一种“过时”的理论，因为，在主权货币制度下，就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领域而言，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仍然是适用的。但是，与金本位制度要求政府像一个追求利润的公司（像一个商品生产者）那样行动不同，由于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私人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对国家政府的行为不再具有约束作用，主权货币制度下的现代政府更有能力提供非商品生产的公共服务，扩大具有直接社会劳动性质的生产领域。显而易见，主权货币制度更有利于实现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
现代货币理论学者认为，主权货币制度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兼容的，但对不同的社会制度，他们不提供价值判断，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彼得·库珀（Peter Cooper）是认同现代货币理论并对其有研究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他看来，“现代货币理论对所有政治派别的人都具有解放作用。对于想要小政府和由私营部门主导经济的右翼自由主义者或保守派来说，现代货币理论指出了在主权货币体系中如何可以尝试这样做，以及所需要的政策考虑和面临的困难。对于在不同程度上希望政府和公共部门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派和温和派来说，现代货币理论为有利于混合经济的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我认为国家货币提供了不受资本支配的自由，它不仅为社会主义而且最终为其更高级形态开辟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一条非乌托邦式的道路，使工资劳动关系逐渐消亡，收入与劳动时间最终分离。这样的道路只能通过斗争来实现，而国家货币为其提供了可能。”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现代货币理论存在误解，除了继续抱着现在已不存在的金本位制度下经济运行的规律不放外，这些经济学家还指责现代货币理论忽视了阶级、权力和国家本质等问题，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对现代货币理论进行过稍微系统和深入一些的研究，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出这些结论。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而言，现代货币理论学者对这些指责都做过系统的回应，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显然没有阅读过这些文献。
在对待现代货币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与时俱进的精神。薛暮桥指出，在开始北海币的货币斗争时，“我们是否有可能驱逐法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指北海币）市场？有些同志对于这点信心不足……当时根据地的许多经济工作干部受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思想影响，认为金银是纸币的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就必须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我们的抗币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无法保持稳定。几年来敌后根据地货币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所掌握的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是抗币的最可靠的保证,不需要依靠黄金。”（薛暮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财贸经济》1980年第1 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元和英镑都放弃了金本位制，抗日根据地的许多经济工作者甚至薛暮桥先生可能对此也是不清楚的。）正是本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薛暮桥先生创造性地运用我国古代常平仓原理提出了“物资本位论”的货币理论，因而成为现代货币理论的先驱。
最后，现代货币理论为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新李斯特学派这些国家经济学现代版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2012年，笔者在《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一文中（该文收录于了2015年出版的《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一书），将现代货币理论视作笔者所倡导的新李斯特经济学财政货币金融理论的基础：“李斯特论述了货币金融制度对一国的经济稳定、财政金融主权和国家福利的重要影响，他强调国家信贷体系必须受到保护，并建立完整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和信用体系，但由于受金本位时代的限制，他并没有提出国家货币理论。由于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而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克纳普是货币国定论的奠基者之一，近年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把这一理论发展为现代货币国定论，它们在精神上完全与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相契合。因此，我们可以在货币国定论基础上发展新李斯特学派的货币金融理论。”
这个《跋》又写得太长了。在其结尾处，笔者首先要感谢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秘书处的同仁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大力支持。2011年，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演化经济学教材建设专题讨论会，计划编写演化微观经济学、演化中观经济学和演化宏观经济学等本科教材。虽然这个教材编写规划一直没有完成，但作为一种替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在中国一直在发展。在过去的几年召开的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现代货币理论都是以演化宏观经济学的名称作为重要专题进行讨论的。其次笔者要感谢刊发我们有关现代货币理论研究论文的期刊。在许多人看来，现代货币理论是一种异端学说，因此，相关研究论文不仅在所谓的“顶刊”上无法发表，而且在一般刊物上发表也遇到一些困难。在此，我们要对刊发我们文章的杂志表示感谢。然后，笔者要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别是策划编辑王海龙和其他责任编辑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贾根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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