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中国学者没有国际话语权，不是什么缺乏包装和营销能力，而是不懂学术分工和竞争的基本规律。西方的诺奖经济学家编造的核心概念，大都是片面甚至荒谬的理论，包括美国教科书大肆宣传的什么有效市场，理性预期，金融定价的布朗运动，知识的无限增长，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都是没有生态和物理约束的永动机理论。中国的媒体和智库一方盲目崇拜诺贝尔经济学奖，给西方经济学名家抬轿子，另一方面不知道发现国内真正有能力对话的学者上场交锋，如何能用科学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启蒙运动用文学口号代替科学理论的拿来主义折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学风，是不可能破解西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金融的话语权的。希望人大和复旦的一带一路学能超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鼓励百家争鸣和竞争淘汰，才能有科学理论支撑的中国故事。
知彼知己，纵横天下。
王文在一带一路研讨会上，举的邀请美国经济学家的例子，和以前媒体邀请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典型例子类似，都是没有做好知彼知己的前期准备。为什么在重金邀请美国学者前，不事先咨询有关的经济学家，包括人大以外懂行的经济学家？一带一路经济学不是外交智库能开拓的话语经济学。
本人的研究发展了8个诺奖经济学家的工作，挑战了12个诺奖经济学家的工作。但是北大领导从来不敢让我出席美中经济学家的对话，怕我的尖锐问题得罪美国名家。类似国内和外国经济学家的对话，找的人都是没有深入研究过西方经济学的媒体大V和官本位的名校院长，既不理解对方工作的优点和弱点，也不了解国内真正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你不能先破解西方神话，如何能讲好中国故事。如果王文披露那位美国经济学家的名字，我可以破解他的概念和理论的得失所在，也许我的学生都不难做到。中国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不知道如何发现人才。
多年前麻省理工学院一位著名诺奖经济学家访问北大。北大领导隆重接待，但是没有召集任何有思想的教授和研究生与会，提出深刻的经济学问题和美国人对话。结果，那位经济学家回去后，认为北大经济学院没有人做研究，提不出任何问题。建议MIT避免从中国直接招生，只从美国华裔学生中招研究生。
中国传统大学的官场文化和客套往来，是儒家文化的老问题。但不是科学院和中科大的科学风格。任何到科学院或中科大讲学的名家，都会遇到学者和研究生的尖锐问题。希望中国研究院的学术风格，能突破北大蔡元培所谓的“兼容并包”，因为蔡元培只兼容西方主流，但没有本土创新和竞争淘汰，怎么可能突破？
只有学习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才可能破解西方神话，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眉山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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