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2年，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受全球瞩目。该运动被视为反映民众意愿的左翼进步运动。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占领运动同时具有右翼民粹主义的性质，因为一些参与者打出了反犹太主义的旗号，流露出种族歧视的内涵。
十年过去了。一方面，在占领运动中只发展出些许火苗的右翼政治势力已在全球范围内铺开，持续抬头。另一方面，左翼和右翼运动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像20世纪时那样泾渭分明，它们彼此重叠、交织、渗透，难以分辨。
如何理解当下“左右”势力犬牙交错、扑朔迷离的全球局势？如何在其中识别并理解右翼势力的特点，探讨阻止其发展的策略？本文批判性地梳理由瓦尔登•贝洛(Walden Bello)撰写的《全球极右势力之崛起》(Counterrevolution: The Global Rise of the Far Right，下称《崛起》)一书，以及由纳塔利娅•马莫诺娃(Natalia Mamonova)和乔姆•弗兰科萨(Jaume Franquesa)编辑并参与撰写的一组题为《欧洲农村的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 in Rural Europe，下称《主义》)的十篇特刊文章，提出分析当代右翼势力的方法。
图片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01
何为右翼，何为民粹？
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是新现象，我们能在20世纪找到它的历史渊源。右翼政治是对一系列相似而复杂的政治光谱的统称。
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比较笼统，认同保守主义的政治主体对人性持基本悲观的态度，不相信平等、进步等现代理念。然而，他们并不崇拜过去，其核心价值和目标是维护既定秩序。民粹主义的内涵较为复杂，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都致力于识别或捏造出迥然不同的、相互竞争乃至敌对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用政治手段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代表人民的具有共同政治目标的“我们”共同体，一起对抗非人民的“他们”。由此，民粹主义政治派生出了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
左翼民粹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具有一定的民主内涵，拒绝身份歧视，提倡包容性、多元性乃至世界主义，代表人民的“我们”既包括本国人民，也包括外来移民、少数族裔等群体。右翼民粹主义虽然也常常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喊出反精英、反资本的口号，但他们并不致力于更改既定的政治经济和权力结构，往往一边实施有限的改良性民生政策，一边将社会问题归咎于下层、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并将民众尤其是中间阶层的愤怒引向这些群体，加深排外情绪和种族歧视。
右翼民粹主义有时也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虽然可通过西方民主制选出自己的政治领袖，但法西斯上台后往往以极权统治取代并破坏民主，依靠对国家的暴力控制，以及来自中下层民众的情绪化的支持，维持其统治。而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领袖不仅依靠所在的政党或正式的选举通道确立自己在全国范围内的个人威权，更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与民众直接取得联系，树立自己的威信。
《崛起》横向对比了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右翼运动，梳理了案例中农村所处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该书从政治经济、社会阶层、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多重维度入手，全面分析全球右翼政治势力的性质。然而，该书的弱点也体现在多维度的分析方法上：多重分析维度之间的关系不甚清晰。
《主义》的十篇特刊文章也敏锐地将分析重点放在了右翼民粹主义和农村问题之间的关联上，指出欧洲的左、右翼政治势力日益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欧洲的农村地区、郊区或边缘地区更容易受到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的积累逻辑在世界各地渗透得越深，就越会在地方上形成阶层两极分化，把中间阶层和贫困的劳动者挤到社会经济的边缘位置，同时，加速小农经济和在地工业的瓦解。
本文认为，要从本质上理解全球右翼势力的成因仍需从阶层关系上入手，尤其是对农业领域阶层关系的分析上入手。但阶层关系并非抽象物，它产生于三个维度构成的具体而立体的社会情境。这三个维度是，农业现代化历史阶段的性质、当代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或国际分工，以及本地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观念。
02
“阶级驱动型”右翼民粹主义
与马克思、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尼克斯•普兰查兹(Nicos Poulantzas)以及阿诺•迈尔(Arno Mayer)等学者的观点一致，《崛起》一书的作者贝洛也认为，左翼的革命运动和右翼运动有着辩证关系，革命运动的发生会伴随右翼运动诞生，而右翼运动的发生也可能引来革命运动的诞生。然而，这一双生的关系在“阶级驱动型”右翼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政治-意识形态综合型”右翼运动中较弱。
阶级驱动型右翼政治势力发生的一般规律是，某一国度首先爆发下层阶级对该国精英阶层及其同盟的阶级反抗。无论这一阶级反抗是以暴力推翻政权的方式发生还是以温和抗议并要求改良的方式发生，都不够有力，于是滋生了右翼政治势力。这类右翼运动的典型国度为一战后的意大利，二战后的印尼、智利和泰国。
在这四个国家中，泰国右翼势力的发生与其他三个国家的情况略有不同。二战后，泰国农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小农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泰国大米的销售和世界市场接轨，但大米出口的利润主要进了大地主、中间商和放贷者的口袋，未能惠及泰国小农。为此，20世纪70年代，以泰国东北地区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农民自发组织了泰国农民联合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泰国王室和大地主精英阶层感受到了来自下层农民的威胁，逐步发展出“国家—宗教—国王”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指使军队暗杀了泰国农民联合会近20位领袖，用威胁和暴力手段打击泰国农民联合会的改良运动。1976年，泰国农民联合会和泰国共产党皆被扫清，代表王室和大地主利益的右翼军政府上台，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治。
1997年金融危机后，泰国军政府威信尽失。泰国大资本家他信(Taksin Shinawat)成为泰国下层农民和中间阶层中的边缘人群的代言人，2001年以压倒多数赢得大选，形成威权主义政权。但自此之后泰国中间阶层的政治态度产生了分化。大部分农民和一部分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的中间阶层支持他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他信中饱私囊的行为心知肚明，但他们认为，他信代表了泰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一定的改良性左翼民粹主义性质，比泰国的封建王室更具有历史先进性。
如果说泰国右翼势力主要指封建王室及其军队，而反封建才是泰国当务之急的话，那么一战后的意大利与二战后的智利和印尼有着更多的相似性。一战后，由力量薄弱的工商业小资产阶级主政的意大利深陷经济危机。资本密集型农业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但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在意大利萌发得较晚，一战后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其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力量反而较为强大。强调纪律和组织的意大利工会和农会控制了意大利农村的劳动力供给、生产和销售渠道乃至部分地区的粮食价格，帮助农业劳工提高了工资水平。面对强有力的意大利工会和农会，拥有大量土地的新型农业资本家感到他们的地位不保。
墨索里尼抓住了机会，利用城市中间阶层和农村地主们的不满搅动民族主义情绪，向大资产阶级示好，扩充自己的队伍。他的法西斯士兵中很多都是丧失了中产地位的中间阶层的后代。意大利法西斯暴行首先从一些农村社区发展出来，然后进入城市破坏工人罢工，破坏工会，形成比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更强大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从荷兰殖民中独立出来的印度尼西亚尊苏加诺(Arno Mayer)为国父，他领导的印尼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两党在印尼推行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印尼共产党希望通过竞选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为了获得更多不同阶层的选票，放缓了对地主、种植园主的土改斗争。但这一举动并未带来中间阶层和地主们的选票，印尼的官僚、军队、地主、城市中产、伊斯兰政治集团明确认识到，只有从肉体上全面消灭党员人数高达几百万的印尼共产党，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1965年，印尼的右翼势力发动政变，却污蔑共产党是罪魁祸首，还虚构了共产党人制造恐怖活动的谣言，引起民众反感，揭开了屠杀印尼共产党的序幕。屠杀结束后，“叛徒、野蛮人”等词语成为印尼共产党的代名词，反共成为印尼的国家宗教，左翼在思想上也被印尼右翼集团消灭了。
1965年10月，印共成员被押送至雅加达监狱
图片来源：环球网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代表中间阶层的智利基督教民主党虽成功颁布了土改法令，却难以深入推进。1970年，由智利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为核心的人民团结阵线联盟政府(Unidad Popular)接过了土改任务，并以更激进的方式推进土改。对地主土地的没收是以和平的方式开展的，然而这却成为右翼保守势力诬陷抹黑的切入点。右翼势力为拉拢中间阶层，颠倒黑白地污蔑人民团结阵线以暴力方式没收土地，并宣称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的是剥夺中间阶层的私有财产，使他们贫穷化、无产化，以此将中间阶层拉入反土改的阵营。
人民团结阵线也努力争取中间阶层支持，向他们解释，这些政策为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的是增进人民团结，增进现任政府和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政治团结。以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为首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不惜不断提高城市中间阶层的工资收入。但是，不愿被没收土地的农村小地主以及害怕自己无产化的城市中间阶层并不认同，反而倒向智利的大资产阶级。最后，正如印尼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智利资产阶级唆使军队对人民团结联盟政府进行了无情的屠杀。
综合来看这四个案例，致力于从当权精英手中争取权利、改良生产关系的农村土改或农民合作组织容易激起大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势力的反噬。但有意思的是，这四个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并未赤膊上阵直接出面迎战下层阶级的改良实践。他们利用以阶级地位下滑的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军警和法西斯主义暴力团队，清洗下层和左翼力量。在所有这四个例子中，中间阶层都参与了血淋淋的街头暴力或屠杀清洗。
03
“政治—意识形态综合型”右翼民粹主义
“政治—意识形态综合型”右翼政治势力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层面有着突出特点。这一类型不以下层民众及其政党组织的左翼反抗为对立面，而是对已然腐败或丧失应对危机能力的国家政权发起攻击。菲律宾、印度、欧洲和美国的右翼势力属于这一类型。
2016年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当选菲律宾总统，开创了一种新型法西斯主义：闪电战法西斯主义。菲律宾的中间阶层在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任期和杜特尔特任期表现出了典型的摇摆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向往民主自由的菲律宾中间阶层将威权主义者马科斯赶下台，但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民主、人权、法治等理想对于越来越弱势的中间阶层来说，已变成令人窒息的紧箍咒。
中间阶层对杜特尔特的支持首先源自他对吸毒者的极端态度，杜特尔特鼓励警察对吸毒者直接处以死刑，而无需经过正式的法律检控。希望出人头地却又在现实中遭遇下滑的菲律宾中间阶层对杜特尔特推崇至极，有着葛兰西意义上的“积极赞同”。如今，杜特尔特虽然已下台，但新任菲律宾总统将杜特尔特的女儿任命为副总统，开启了两个右翼政治势力联合的时代。
二战之后，以甘地为首的印度国大党在议会中享有当之无愧且独一无二的政治权威，地方精英地主作为中间环节，连接国大党中央和下层民众，他们负责组织引导下层民众给国大党投票。
在印度国大党失去经济和政治上的威信时，印度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综合体复兴了。成立于1925年以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为内核的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Sangh)曾一度因刺杀圣雄甘地而臭名昭著，但从21世纪开始，他们跃升为代表、维护民主的力量。印度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形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综合体。
1998年，具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背景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组织起政治联盟，击败国大党赢得了对印度议会的控制权。四十年间，原本世俗、民主、多元、社会主义的印度变成了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国家。印度人民党党魁莫迪学习英迪拉•甘地的方法，制造自己的权威，直接向民众喊话，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控制舆论，把自己塑造为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形象，吸引投资者，赢得中间阶层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欧美左翼猛烈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指出资本更容易规避管制，普通民众的经济安全与社会地位日益削弱。但欧美政府并未拒绝新自由主义。与此相反的是，极右势力为了打入工人阶级内部，机会主义地打出反新自由主义和反全球化这张牌，捍卫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究其实质，他们所谓的“反对”全球化，只是借助种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将社会问题归咎于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捍卫本国白人男性工人及中间阶层的利益，以此窃取原本属于左翼的民众基础。
在这组案例中，右翼政治势力并没有一个成形且明显的左翼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孕育出右翼势力的社会中缺乏阶层之间的矛盾。以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所推进的发展模式并未能增加下层民众的就业岗位，反而受到中间阶层及大资产阶级的青睐。那么，印度人民党如何处理下层民众因生活艰难而产生的情绪呢？将下层印度教徒的愤怒引向穆斯林、基督徒等少数族裔，其中甚至包括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出身的知识分子，任由他们的财物被洗劫，生命被剥夺。
04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
《崛起》的分析聚焦于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对欧盟国家右翼势力的分析较为笼统，仅指出其利用外来移民当替罪羊保护本国白人利益，将欧盟国家的右翼势力归为“政治-意识形态综合型”右翼民粹主义。《主义》的十篇特刊文章对不同欧盟国家的右翼势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些欧盟国家中，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总是同时出现，在政治上形成相互角力又相互交织的局面。而这一点恰恰呼应了《崛起》一书所归纳的“阶级驱动型”右翼民粹主义类型的特点。
在《主义》中的文章看来，根据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地缘政治、历史渊源和价值观念，欧盟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分为西欧型和东欧型。西欧型包括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乡土英国联盟(Countryside Alliance)、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党(Lega)、瑞典的瑞典民主党等，东欧型则包括波兰的农民联盟(AgroUnia)、罗马尼亚未能被生态农村组织(Eco Ruralis)劝服的保守的农村老年和青年、斯洛伐克的反罗姆人团体(anti-Roma)、匈牙利的“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等。这些国家均已被纳入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EU’s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简称CAP)，都要接受欧盟食物体系的安排，在其中各据其位。
20世纪经历过纳粹历史教训的意大利如今又迎来了北方联盟党这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执政的局面。意大利南方地区在“欧洲-地中海”食物体系中为意大利北方地区和欧洲的其他城市提供新鲜的食物和加工食物，本土农业被大型跨国零售集团、大型超市和本国农业资本所左右。后者用他们雄厚的“购买力”不仅排挤了意大利本土农业零售商，还规定了意大利农业的生产方式，也规定了农产品出口的价格。
于是，在意大利农村，由大资本支撑的、土地规模在50公顷以上的大型农场逐步取代了本土中小型家庭农场。因为大超市对食物质地和有机认证方面的苛刻要求只有大农场才有能力做到，中小型家庭农场无力承担为达到要求而付出的成本。另一方面，意大利农场为确保生产利润，更倾向于雇佣外来移民作为农场的廉价劳动力。
于是，意大利北方联盟党乐得将涌入意大利的避难者、外来移民的身份永远限定在“难民”的层面上，仅给予非常有限的人道主义救助，抬高他们获得居留权的门槛。当人们指责意大利政府无视难民已经挤爆救助站，生活工作条件极差的时候，北方联盟党就搬出人道主义的说辞，声称自己已经按照自由开放的原则准其进入，且提供了基本的难民救助站。
用难民身份遮蔽他们实质上的劳动力身份并转移社会矛盾，只是北方联盟党右翼民粹主义内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针对很多中小规模家庭农场的消失或收入减少，北方联盟党用意大利在美食上的传统美誉和意大利重商主义传统打造了一套用意大利民族自豪感弥合社会矛盾的话语。然而，这个新重商主义仅用于为意大利食品畅销海内外保驾护航，外国的“低端”食品想要进入意大利则是非常困难的。
最终，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将推进农业资本化、工业化、科技化、规模化，利用移民廉价劳动力，以及意大利在食品和商业方面的优良传统这三个方面捏合在了一起，转移或掩盖矛盾，维持着现有社会体系的运作。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也没能摆脱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影响。英国的农场主们发现自己正在经历“去农业化”的过程，农场的生产越来越难以满足欧盟制定的生产标准。于是，他们也和意大利南部农场主同行们一样，想方设法压低成本，雇佣廉价的外来工进行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英国农场主们并不支持脱欧，他们需要从东欧及其他地区涌入的廉价劳动力维持生产。
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们的诉求并未成为主导性意见，英国的去农业化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尤其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疯牛病和21世纪初的口蹄疫风波之后，英国的农业生产更受到严重打击。
英国贵族传统流传下来的地主兼大资本家，以及新兴的城市富裕阶层是主导英国农村政治经济的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正在对英国农村进行重新圈地，将之打造为供自己休闲享乐的田园胜地。这两股力量及其政治团体，也即“乡土英国联盟”和比英国保守党更为保守的“英国独立党”，才是极力脱欧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他们用浪漫、保守、白人优越感、等级、排外、源自英格兰乡村的帝国昔日荣光等建构起一幅“乡土英国”的田园想象。
在“乡土英国”的版图中，乡土英国联盟把自己勾画为被城市的和外国来的“狗杂种们”欺负压迫的无助形象，这一形象带有新殖民色彩，借用并发展了昔日英国白人殖民者被所谓落后的殖民地有色人种包围的刻板模式。事实上，乡土英国联盟也好，还是英国独立党也好，作为富裕阶层的他们才是有权有势的一方。英国右翼民粹势力在“禁止狩猎”的话题上大做文章，反对猎狐禁令的游行示威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到21世纪。
在英国历史上，工党一直和保守党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英国农村地区是保守党的地盘，工党不予过问。但是，一再的妥协已让工党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希望工党能如政治学者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所说，找到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和英国本国工人群体之间的团结点，形成一个进步的左翼民粹主义政治联盟。
地处欧洲北边的瑞典近年来处于农业和林业的机械化、科技化阶段。面对欧盟制定的环保要求，以右翼民粹主义著称的瑞典民主党只支持有利于经济收益的环保政策。他们还打出保护个人财产这张牌，排斥损害经济收益的环保要求，代表了瑞典林业公司和林业所有者的经济利益。
在社会福利的分配问题和移民问题上，瑞典民主党认为，福利国家瑞典是瑞典人的瑞典，社会福利理应只有瑞典人有权享有，外来工无权享有社会福利。在经济发展方式、个人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这几个方面，瑞典民主党的基调赢得了瑞典农村的支持。而较为左翼的瑞典政治派别，比如瑞典农村网络(Swedish Rural Network)在试图将移民定义为新瑞典人的时候却遭遇了困难，没能在乡村获得大多数瑞典人的支持。这个困难在于，瑞典农业和林业因为技术化、机械化程度高，并不需要很多长期固定的劳动力，掌握林业技术的季节工才是最合适的劳动力；而外来移民就算是高学历者也未必掌握这样的农业技术，要培训他们掌握技术则需要长达2-3年的时间。
05
东欧右翼民粹主义
相对于东欧各国来说，西欧各国的经济实力较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也处于较为上游的位置。它们既想低价使用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劳动力，维持生产，保住社会富裕阶层的既得利益，又在面对本国劳工和中间阶层与外来工及少数族裔之间冲突的时候，将本国人的怒气转嫁到外来人和少数族裔身上，以昔日传统和荣光的右翼民粹意识形态黏合本国中、底层人和大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东欧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就没有太多的优势了，它们获得的劳动分工与西欧各国不同。
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后，自耕小农在数量和规模上日益萎缩。这些自耕小农原以自给自足、生态循环为特点，用植物或农作物养活牲畜，再以牲畜粪便浇灌植物或农作物。根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要求，波兰的生态农场以花卉苗木的生产为主，自我循环能力减弱，对外界的依赖性增高。
同时，和其他欧盟国家遇到的情况类似，对波兰的生态农场来说，生态认证的门槛也很高。波兰的花卉苗木业也需要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为基础，以支持对生态认证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中小自耕农被排斥，生产陷入困境。尽管，历史上的波兰有过左翼民粹主义和农民起义的传统，当代波兰也产生了自下而上的农民抗议运动，但是如今的农民运动打上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印记。
而对于波兰的城市消费者来说，从西欧社会传来的有机生态等时髦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波兰的城市居民对这些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生态食品理解为中间环节较少的直接以低价卖给消费者的农产品，有些人认为农产品只要口感好即可。在地食物这一生态农业的内涵对他们来说也很模糊，农产品的口感和质量往往比保护本地社区生计这一生态农业理念更为重要。于是，波兰城市消费者对日益边缘化的农业生产者的诉求是缺乏共鸣的，双方的利益和诉求完全错位。
原苏联解体之后，罗马尼亚农民曾和波兰农民类似，以家庭自耕农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生产目标以自给自足为主，阶段性地解决了罗马尼亚的贫困和就业问题。2007年进入欧盟之后，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人向外移民，外资对罗马尼亚农业和采矿业的直接投资也与日俱增。
具有左翼民粹主义倾向的罗马尼亚生态农村组织从本国文化传统出发，认识到罗马尼亚农民对种子抱有非常深的情感，于是通过为自耕农无偿提供生态种子，获得了农民们的好感和认同。此外，生态农村组织反对大资本，反对全球化农业，支持自由公平的贸易的理念也和很多罗马尼亚自耕农的立场相符。
然而，并非所有罗马尼亚农民都接受生态农村组织的理念。仍有相当多的农民被生态农村组织忽视，这些农民非常保守、排外，他们反对性别少数群体，反对欧盟，反对罗姆移民。他们希望改善教育和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提高生育率，修缮农村的基础设施，因为这些才是和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最相关的问题，生态农村组织仅做到了免费提供种子，这还远远不够。
和一些波兰农民一样，这些保守右倾的罗马尼亚农民对生态农业也没有兴趣。出于历史原因，这些农民一方面不信任、不接受生态农村组织给他们谋划的宏大目标，一方面，又对苏联时期抱有怀旧式的好感，不愿轻易丢弃和社会主义相关的信条和价值观等，这点则是对苏联历史持否定态度的生态农村组织所不接受的。
与乌克兰和匈牙利接壤的斯洛伐克是传统的农业国，但是斯洛伐克缺乏自然资源，远离工业中心，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边缘位置。在苏联时期，斯洛伐克的主要产业是苏联内部生产分工中的食品加工业。苏联解体后，斯洛伐克的失业率上涨，经济下滑。加入欧盟后，原本作为就业蓄水池的食品加工业萎缩，只有作为少数族裔的罗姆人从事这个行当。
斯洛伐克人具有右翼民粹主义倾向，他们尤其歧视罗姆人，认为他们好吃懒做。在歧视中，罗姆人无法随意到处走动，只能在自己的社区里活动。不能正大光明地出来清理垃圾，又使罗姆人聚居的社区卫生情况更加糟糕，陷入恶性循环。
06
21世纪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
本文以《全球极右势力之崛起》和《欧洲农村的右翼民粹主义》特刊为基础，梳理了自20世纪一战至今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内涵特点。本文认为，只有在历史发展脉络、地缘政治或国际分工，及本土文化价值观念这三个维度中把握住某地区的阶层关系，才能理解该地区所发生的右翼政治运动。
综合本文所介绍的四类右翼政治案例来看，发生于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右翼政治可被整体性地归为一类。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欧洲国家、北美国家、亚洲国家、拉美国家等各国和地区都或早或晚地迈入以农业资本主义为主要内涵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共同遭遇是，在左翼力量试图将农业现代化引向更有利于农民的发展方向时，大资本感受到了威胁，农业中间阶层经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下滑，左翼力量未能有效地团结中间阶层，下滑后的中间阶层认同了右翼民粹主义政治，间接倒向了大资本。各国各地由于自身的基础条件不同，自己所处的地缘政治不同，其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形态不同。
如今，新自由主义日益渗入区域性、地方性的社会经济文化中，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所涌现出来的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归为另一大类。资本以跨国公司的形态在全球范围内游走并追求获利，各国或地区的农业发展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分工中有着不同的位置，由此，各国或地区的右翼民粹主义虽仍以各自的历史传统黏合资本集团和濒临破产的中间阶层，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成为右翼团体中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
由于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中，东欧各国处于较为劣势的发展阶段，他们的右翼民粹主义和西欧民粹主义不同，他们主要由破产了的和濒临破产的农民组成，将跨国大资本列为敌人，但是，这些农民却也延续了保守、排外、歧视少数族裔的特征。较为进步的东欧左翼力量面对苏联这一历史包袱，东欧农业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的隔阂，以及民众对少数族裔的仇视等问题，尚未找到合适有效的应对方案。
在《法西斯和专制主义》一书中，尼克斯•普兰查兹(Nicos Poulantzas)梳理分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左翼在这段悲惨的历史中最大的失误在于，意大利左翼政党和工会没弄清工会的经济斗争和左翼政党的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
当意大利工会和农民协会逐步在城市获得罢工胜利，在农村推广了农业合作社，控制了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农产品的生产、流动乃至销售的时候，意大利左翼政党应该做些什么呢？历史证明，意大利左翼政党和组织所施行的经济路线与政治运动没能很好地相互配合，没能对意大利未来发展的局势做出明智的战略规划。换句话说，群众组织的经济斗争须和左翼政党先锋队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谋求超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政治目标，才有可能阻止法西斯的出现或彻底战胜已经出现的法西斯。
为普兰查兹一书作序的狄伦•莱利(Dylan Riley)则认为，意大利左翼最大的失误在于：当时包括意大利工人阶级在内的欧洲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多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国际主义目标为使命，所以，他们的视野和分析，并没有投放到民族国家的范畴上来；而对于中间阶层或小资产阶级来说，无论他们的注意力还是理想却都只聚焦于自己身处的民族国家，因此两个阶级无法形成联合。
细究之下，这两种意见分属不同的层面，并不构成矛盾，反而立体地勾画出了彼时左翼的局限。普兰查兹指出了左翼自身行动规划上的缺陷，而莱利补充了共产国际在宏观布局上的盲区。
概而言之，无论是赞同普兰查兹，认为进步左翼的失误在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没能统合在一起形成更富有远见的战略规划，还是赞同莱利，认为左翼的国际主义视野忽略了民族国家范围内迫在眉睫的斗争需要，历史已然告诉我们，中间阶层，尤其是农村的中间阶层与大资本相结合，是历次右翼势力抬头的关键一环。
正如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说，与其说左翼的失败源自经济主义的藩篱，不如说，左翼太固执于阶级构成的纯粹性，没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左翼民粹主义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反而让右翼团体成功促成了失意的中间阶层与大资本之间的联合政治。历史不仅见证了中间阶层的左右摇摆，更见证了右翼势力的投机手段。
如果说20世纪的进步左翼政治最应从右翼民粹主义的危局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是，不应只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而应聚焦民族国家范畴内的阶层关系，将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进步左翼政治力量最应从当下右翼政治危局中寻找的突破，恰恰要翻转过来，借鉴意大利左翼政党在一战前后放眼全世界的方式，将本国或地区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中的区域性分工角色纳入到分析视野中来，探讨国内的社会发展，包括农业在内的产业发展、本国和移民的就业等问题。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布局是全球性的，跨国资本是无国界的，所以一国之内的进步左翼力量也不能将设想方案囿于一国或一地之内。对于身处发达国家的劣势群体来说，需探索摒弃底层之间的倾轧敌视、暴力相向的关系，探索共情合作的可能性。对于处于较为劣势的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来说，认识到本国或地区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谋求经济上的自主性，减少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依赖是至关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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